(二)调省委高校党委、省委宣传部
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我调任省委高教党委副书记。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
高教党委是新设的机构，到任后首先建立了办公室，抽调了十多名干部。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军、工宣队撤离大、专院校后，急需调整配备领导班子。具体措施是:第一，“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头头参加院、校及系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都进行了调整、调离，其中问题严重的作了清理，保证了领导班子的纯洁。个别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又有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干部，如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杨宗贤，我坚持继续留任，我不管你是哪一派。不久杨被任命为团省委书记。可惜他过早的去逝了。第二，对大学原来的领导干部，军、工宣队进校后，实际上都降级使用，这时都明确恢复了原来的职务。第三，加强配备了重点大学的领导班子。省委决定原副省长刘披云同志任云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文革”中长期靠边的老教育工作者刘鼎铭、郭绍仪重新任教育厅长、副厅长。
与此同时，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作了研究。第一，“文革”中给教授、讲师戴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臭老九”、“政治历史不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等等帽子，明确宣布无效，不实之词全部否定。
第二，“文革”中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教师，靠边的、降职的、打杂的，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和职称。但是，当时极左思潮的能量还很大，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仍然很大，只能是先易后难，逐步解决。当时还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安平生任省委第一书记，李启明任省委书记。对省委各部门进行了调整。省委高校党委撤销，成立省委文教部。此时，省委调我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我的工作以宣传部为主，教育厅日常工作由副厅长李福钧主持。
我调省委宣传部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主要工作是两件事:一是负责省级宣传文教系统的揭批查；二是负责省级宣传文教系统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
宣传文教系统，在“文革”中是重灾区，这两项任务都特别复杂繁重。云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头面人物黄兆琪、方向东、李毅等，都是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是省革委的领导成员。粉碎“四人帮”后，省委把上述几个人的问题，列为首批奋省性的大案来审查。我们积极配合省委清查领导小组，清查了他们在宣传文教系统的问题，向省委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省委采取了果断措施，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以推动全省的清查工作。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局、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工学院，都是“文革”中的重灾单位，清查任务都很繁重。宣传部从本系统抽调领导骨干，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组，查清了“四人帮”在这些单位的一些重要骨干分子的问题，有的判刑，有的撤职，有的受到处分，有的调整做一般工作。以后多年的事实证明，清查工作比较彻底，政策界限掌握的比较稳定。在清查的基础上，“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教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职务、职称，有的提拔使用，及时建立和健全了领导班子。
在揭批查运动中，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派性的严重干扰。
云南在“文革”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全省干部的绝大部分都介入了两大派造反组织。两派对立，从始至终都十分严重;两派武斗，在全国是有名的。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派性又突出的反映在揭批查和干部使用问题上。如:一九七六年省委扩大会议，集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派造反组织给中央发电报，内容是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号召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电报上签名。绝大多数干部拒绝签名，少数干部大笔一挥就签了名。在揭批“四人帮”中，对签名的干部进行清查处理时，对这一派签名的都定为第一条大罪状处理(应该)，而对另一派签名则解释为:在那种形势下，签个名可以理解，不但没有处理，有的还提为省委常委。这件事在全国都是典型的。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长都感到奇怪和气愤。直到今天，人们回忆起来都十分不满。这种派性的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四年整党和省委换届。
揭批查基本结束，在配备领导班子，挑选使用干部问题上，派性干扰又明显的反映出来。有的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发言，公开主张对全省干部要重新分析，重新排队，重新挑选任用，等等。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主张我这一派的提拔使用，另一派的调整调离。还有的说我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搞平衡。我立即予以反对说:搞什么平衡?!我只能按干部的德才标准挑选使用，要我把一派的干部都提上来，把另一派的干部都调走，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的这种态度，得罪了一些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而更多的干部是赞成的。
(三)调省委办公厅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常务副部长马文东调动工作后，我料定自己要离开宣传部无疑。不出所料，一九七九年五月，省委调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机关工委书记。
担任上述职务，工作量最大的是每天阅读和处理大批文件；几乎每天都要列席省委常委会议，经常讨论和组织力量起草省委文件。从这时起，我真正的陷入了“文山会海”。每天甚至晚上，特别繁忙，特别紧张，就是看不出成果。
我分管办公厅的干部工作。在很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我还是对厅、局、处、科级干部进行过了解，听取意见，经会议讨论，报省委组织部和省委讨论批准，提了一位副秘书长，一位办公厅主任。这两位同志的任命，使我减轻了很大的工作量。另外，还将三位处长提为办公厅副主任，一位负责文字工作，一个负责信访，一位负责行政事务。各处领导也作了调整和加强。
这时，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也觉得体力不支，力不从心。因此，在我五十九岁半时，就向省委写了离休报告。半年后，我看到省委常委会《纪要》说:省委常委讨论了一批老同志的离休报告，决定除李成玉同志外，其他二十六位同志都批准离休。看后，我找了安平生、李启明两位省委主要领导，再次提出批准我离休，他们还在做我的工作。又等了半年，到一九八三年七月批准我离休。
八、离休以后的几件事
(一)参加省委“整党指导委员会”工作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省委成立了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是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副主任是省委书记李启明，委员九人，八人是在职的省委副书记、常委领导干部，唯独我一人是离休干部。委员会设了整党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信田兼，我是四个副主任之一。从整党开始到结束，我又紧张的工作了二年多。
(二)省委换届，参加了扩大会
一九八四年九月，省委换届，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扩大会。主要是集中学习，克服派性，正确选拔干部，建立新的省委领导班子。中央派了很强的工作组。会议分十个组，组长人选是经过省委常委多次讨论决定的。我现在记得清楚的组长有:郭庆基、邵风、黄天明、江泉、夏雨、林钧、李成玉。会议集中讨论和批评了派性在任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派性这个顽症有了新的认识，克服派性有了信心。中间休会十天，那些派性严重的人，利用这个时间，积极进行活动，复会后形势起了变化，派性干扰更大，会议草草收场。换届结果表明，新一届省委领导的派性和排外的严重性，比原来预计严重的多。中央前后派来云南的外省干部，共七位是省委常委、副书记，在近二年时间内，都以种种借口全部“调走”。干部要实行五湖四海，在云南省委领导集体中，连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云南干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沉痛教训。
(三)写了五篇加强党的建设的文章
我长期在组织、宣传部门工作，很自然的就经常想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问题。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专长。离休后，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写过五篇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文章，《云南日报》、云南日报理论刊物、云南党的《支部生活》等登载。
(四)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深切怀念崔子明同志》的悼念文章，着重回忆他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的一些传统作风，登在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上。写了怀念岳肖峡同志的文章，他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之一。
(五)担任云南省乒乓球协会主席四年，担任昆明地区老年乒乓球俱乐部主任五年。乒乓球活动开展的很有成绩。前后由张雄、王汝咸、叶思孔同志写过近二十篇报导在报刊上发表。我前后写过三篇，在《全国老年报》、《云南老年报》、《健康报》上刊登。我打乒乓球、特别是大病后坚持乒乓球活动，增强了体质;组织老同志打乒乓球，锻炼了身体，增进了友谊，使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益于身心健康。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