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批斗我不断升级。造反派贴出特大海报，题目是《地委常委内部必须大乱》。号召地委常委集中揭发我的“罪行”，彻底和我“划清界限”。从此，每天学习、劳动、批斗，不准任何常委和我沾边，还勒令成群的小学生，天天喊“打倒李成玉”，吐口水，打石头，从精神上来折磨。
地委常委作了准备，集中火力批斗揭发我的“罪行”:
①常委、组织部长揭发：李成玉一身二任，既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又是带地委书记班的地委副书记，是地委书记的保姆，他一手控制着地委，一手控制着地委书记，是阎、孙黑帮的特殊骨干，是一位神秘人物。由于他第一个揭发我有功，成为地州机关领导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戴上红袖套的红卫兵;
②常委、副州长揭发:李成玉背着地委制定了年内在楚雄州抓七千反革命的阴谋;
③常委、公安局长揭发:李成玉大搞特务活动，和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走资派勾结起来，秘密镇压从北京来楚雄串连的造反派;
④有位书记揭发:李成玉对造反派有刻骨仇恨，他有朝一日要抓右派进行报复，要防备着他这一手;
⑤有位副书记揭发:李成玉到楚雄后，提拔的干部都是修正主义苗子，调整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等等。造反派、军代表听了这些，认为地委常委内部已经分化，两个司令部已经形成。
自此以后，不管那个单位的海报，勒令接受批斗的第一名都是我。原任地委书记、时任地委书记只是陪斗。有时一天可以在上午、午睡、下午、晚上连斗四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六七年秋末的一天，连斗我四场，晚上十一点多，又气、又累、又饿，极度疲劳。我的家在昆明，我独自一个人在楚雄，食堂早已关门，我找到地委书记的岳母想要点吃的、要杯水喝，书记当面训斤老人。我回到当时住的那间特别小的黑房子，抬头一看挂历，是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四十五周岁生日，不由自语的说:“这个生日过的好惨啊”!
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几乎完全失控，到处夺权，两派之间都是“文攻武卫”，动刀、动枪、动炮，处于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就在这时，我看到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却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对领导干部就是要大撤一批，大提一批。张春桥说:领导干部是一筐烂梨，只能挑几个烂得轻一些的用用。
这些最权威的讲话，使我对文化大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一连串的疑问从内心涌现出来:一个党中央竟会有两个司令部?一级党委竟会有一个是无产阶级代表，一个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元帅、将军、高级干部中被整死
的、整残的、关起来的，毛主席真的不知道?……想了很多很多，不得其解!
我这么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批斗已有四百多次，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罚站罚跪、拉马车、洗厕所……样样俱全，反动帽子已有十多顶。尽管按毛主席说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接受批斗。我这样做了全然无效，越想越想不通。这时我的思想确实“反动”。公开反对绝对不敢，但可以消极抵抗:一是军代表找我训话谈思想，我忍无可忍，直接了当的说:给我戴的政治帽子越多，我思想越对立，帽子越大越多越不值钱，总有一天要摘掉。得到的回答是:你是白日做梦，加了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如再不悔改就把你押起来;二是省军区书面通知我到昆明进学习班，我知道这是要我参加他们支持的那一派造反组织，我立即向军分区书面报告说:我是楚雄州的头号走资派，去了昆明少我这个批斗对象，肯定会影响全州的大批判……。军分区领导恶恨恨地说，军区首长的书面通知他都敢拒绝，这一条就应该把李成玉打倒;三是昆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派人到楚雄要我到昆明揭发省委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还特别引导提醒我说:省委组织部某副部长，在五华山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系统揭发了“阎孙黑帮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反映很好、震动很大，还有一位副部长被造反派保护起来写了书面材料立了一功，你为什么不去?我知道自己长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明明是要我再向他们提供打倒一批老干部的材料，我都加以拒绝。得到的回答是，对我的批斗又一次加温;四是一派造反组织逼我揭发一位省委副书记介入 一派，上五华山指挥武斗，另一派造反组织逼我揭发一位省委副书记的所谓叛徒材料，我一律以“不知道”明确拒绝。结果是:两派都争相轮流批斗我;五是云南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到楚雄视察找我谈话后说:“我看你只是个一般的走资派，还不是死不改悔，你要转变立场，争取宽大”。我立即扬长而去，根本不予理睬。得到的回答是，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有些好心的老同志劝我:到省军区学习班，到昆明参加造反派，不论哪一派你都有熟人，两次好机会你都拒绝，不理解是为什么?我也清楚，进学习班或介入一派，起码可以减少对我一半多的批斗，不但少吃苦头，还有可能作为进领导班子的人选。但那时我有两个思想是很坚定的:一是决不介入任何一派造反组织，他们来“动员”我，都以我是“走资派”为由谢绝;二是经过几年打交道，所谓支左就是支派，我对军代表、两派造反组织都极为反感，除共同喊“毛主席万岁”外，没有共同语言。所有这些，我是冒着极大风险进行消极抵抗的。但是我却没有料到埋下了隐患，在以后的斗争中，采取更恶劣的手段，妄图置我于死地。
(6)打成“叛徒”、“假党员”
一九六八年冬初，楚雄州在元谋县办了“五·七”干校，由最强的“支左”军代表、最得力的造反派头头，组成干校领导班子。地委、州人委、州公检法的干部编成三个连队，实行军事化，在“五·七”干校学习改造。这时，地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州长普贵忠，常委、副州长王坚志，已被结合为领导干部，重新工作。地委副书记李成玉、任永、周兴柏、许南波，常委杨延芳、冯俊发、于子正，副州长李忠，都到干校学习改造。一开始，军代表肖某就训话说:要按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深挖阶级敌人。并气势凶凶的说: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听着，黑地委的走资派、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挖出来，一个也别想漏掉。当时，我十分自信，我的“现行反革命”已被否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条件不够，政治历史清白，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不管你们怎样深挖也挖不到我头上。这种想法很快成了泡影。一九六八年冬末一个早上跑步上操，我突然看到贴出的特大标语:“打倒大叛徒、假党员李成玉，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真是大祸从天而降!
当时的背景，全国各地有一股大揪“叛徒”的狂风。就在这十多天前，州人委的造反派，在“五·七”干校召开地委、州人委、州公检法三个连队的干部大会，宣布了一位常委、副州长的“坦白交待”。说他在抗战初期，和本村一位姓张的村干部，先是活埋了一位八路军的情报员，后又投井下石淹死了一位八路军的情报员，当众表扬这位副州长:“提高了路线觉悟，交待了重大历史问题”(事后用两年时间才查明，完全是假的，那位姓张的村干部此时已是解放军的师长，被冤枉地关押审查了两年才释放)。然后有位军代表气势凶凶的说:李成玉、任永等，你们这些走资派，顽固不化，至今还没交待历史问题。地委机关的军代表、造反派检查了右倾、手软，急于要抓到特务、历史反革命、叛徒等等，再立大功。他们首先将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位科长(女)逼成“特务”，又将地委机关一位汽车驾驶员逼打成“历史反革命”，接着就把我定为“叛徒”痛打。所以贴出特大标语，把我打翻在地。
当天上午九时开会，造反派头头杜文讲话:李成玉这个大叛徒终于被我们揪出来了。接着，他号召造反派揭发我的“叛徒”、“假党员”问题。奇怪的是，会场冷静的令人难以忍受，长时间没有一个发言的。杜文只好带头揭发说:李成玉在山东省莱芜县铁车区，建立了一部分秘密支部，对公开活动的支部丢下不管，敌人来了一些党员自首叛变，一些支部被破坏。他指着我理直气壮的说:党员自首叛变，你李成玉在区委工作，当然就是后台，就是叛徒，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接着又说:你入党时没有个人申请，没有党小组讨论，没有支部大会通过这套手续，当然就是假党员，这还有什么说的?群众听了却感到莫名其妙，多数低头不语，少数摇头发笑。我立即气愤的说:我们对敌人推行的自首政策，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了多数党员和党支部。少数党员动摇，办了自首手续，有的当了叛徒，完全由个人负责。如按你们的说法，党员自首了，区干部就是后台，就是叛徒，那么全国各地都有自首叛变的党员，县委、地委、省委是不是都是后台，还有中央是不是也是后台?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说，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你们这种观点。接着我说:当时那种环境，只能是秘密接收新党员，由介绍人介绍，党委批准，不可能个人申请、党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
一刻钟的发言，群众你看我，我看你，都互相点头。军代表、造反派头头下不了台，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布散会，最后还勒令我“继续交代”，要我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叛徒”、“假党员”这两顶最可怕的帽子，我反而是最不怕的。一是对我的揭发批判，是组织者的彻底失败，二是我最清楚自己的政治历史，三是更清楚造反派这样作的背景。因此，对造反派成员我并不多责怪他们。我最不满的是军代表。这时他们已完全掌握着地委、州人委、州公检法的一切领导权。军分区的三位主要领导，两位是老红军，一位是老八路。对关系一个人政治生命的问题，事先根本没有问问我，先支持造反派以“叛徒”、“假党员”，痛打一顿，逼我就范，他们捞取“文化大革命再立新功”的政治资本。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查出任何可供他们所需的材料，再立新功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各种大会，反复批斗我的主要是这六条“罪行”。还有大量的小型批斗会、几个人勒令追问解答上百个之多。共批斗480多次，“认罪”书写了近百次。现在回忆起来，简直是笑话。当初可不是这样。批斗时，主席台上坐满了军代表、两派造反组织的头面人物、革命领导干部，会场周围布满了军队、红卫兵巡逻。真像审判犯人一样那么威严。稍有不慎，会召来严重后果。我就是这样苦苦的度过了“文革”前五年。后五年虽然参加了工作，也是苦不堪言，是另一种感受。
(二)被重新“解放”和任用
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多次讲过要解放老干部。军代表、造反派又第二次派人到东北、山东、四川各地调查我的情况。照调查者的说法是:不能再调查了，越调查材料越好。不久，到山东调查我情况的负责人发回电报说:李成玉没有叛变的事，不是假党员，建议迅速解放我。奇怪的是，在我排队打饭时，一位姓梁的造反派(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在山区工作队工作)，轻轻碰了我一下，叫我看了这份电报。没过几天，军代表肖某(五十四军的一位连副指导员)和姓岳的造反派头头(这时那位造反派头头杜文已被调整走了)找我谈话说:李同志(这是四年多第一次听到称我同志)，以前那些问题都不算了，不再提了，希望你出来工作，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服从你的领导，等等。就这样，昨天还是“叛徒”、“假党员”，今天就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尽管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很气愤，需要说的话很多，但是我能说什么呢?只说了“谢谢”两个字。第二天，即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在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三周年时宣布“解放”了我。紧接着调出干校到禄丰县勤丰公社搞整党建党。三年多了没敢和家里通电话，现在不同了，给淑菊打了电话，并转告孩子们和济南的两位老人。临到勤丰公社时，军分区司令员黄学义和我见了面，特意要我回一趟昆明看看家。我到禄丰县勤丰公社整党，任公社党委书记三个多月，又到禄丰县任县革委副主任近一年。
一九六九年春，省革委政工组直接打电话通知我说:省委调我回昆明另行分配工作，要很快到省里面报到。与此同时，州、县革委会接到了同样通知。于是，我从楚雄回到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