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调云南省委组织部十年
一九五四年秋，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局，组织部通知我调云南工作。国庆节刚过，我和淑菊带三个孩子乘公共汽车，一个礼拜到达昆明。沿途，特别是在贵州境内，看到群众太穷了。公路两旁的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衣服穿，晒的、冻的全身紫黑。汽车一停，成群的人围上来要吃的、穿的。传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确实是够困难的了!
一到昆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原川东区党委组织部的段惠卿同志，是一九五二年秋调云南的，时任个旧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约我去看省委书记谢富治，要我到个旧市工作。刚刚坐定，谢首先就说省委已决定我到省委组织部，段提出要我去个旧，谢没有同意。
到省委组织部我先任党员管理处长，后任组织处长。这段时间很长，日常工作没有必要记述，主要回顾参加的一些政治运动。
(一)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
五月中旬，组织部刚开始学习省委肃反运动的报告，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镜如同志通知我:省委要我去省民委领导肃反。我立即到省委常委、省边委书记孙雨亭那里报到，省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牛载忠已在那里。雨亭同志说民委特别复杂，民院问题也不少。当即决定我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牛去省民族学院。
在民委研究，由办公室主任李长猛负责日常工作，我和副主任张敏、科长曹正德负责肃反。很快了解到，民委机关职工一百多人，只有极少数是我们培养的青年干部，其他全是留用人员。其中有国民党的校级军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县参议长、三青团区队长。另外，还有十多位是我们费大力从边疆请到昆明养起来的民族头领。
在这样的机关开展肃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只靠少数年轻干部力量太单薄，他们也不了解情况。我们便把那些历史虽然复杂，但问题并不严重的组织起来学习，提高认识，放下包袱，积极参加肃反运动，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职员最了解那些问题严重的人的政治历史和现行活动;问题严重的，又最怕了解他们的这部分人起来揭发。这样做的结果，非常见效，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很有份量的材料。经过反复核实查证，对十多个问题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揭发和处理。朱赤平是解放前夕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有不少现行破坏活动。首先处理了他，随后进行小结，使运动引向深入。
民委招待所所长，是蒋介石侍从室中校军统特务，被派到罗平县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不久混入我地下党，并担任了县委书记。一九五一年初步整党时停止了其党籍，因为复杂的原因，没有处理他的历史。此次肃反，完全查清了他的军统特务历史。我们作为第二个斗争处理对象，他却畏罪自杀了。招待所第二负责人杨某，是三青团区队长，按中央明文规定是历史反革命，我们把他揭发处理，清理出机关。
对十多位民族头人，省委的精神是一个也不能动，生活还要从优。给我们的原则是，肃反要搞彻底，又不能引起这些人恐慌，要稳定情绪，不能因肃反使他们返回边疆与我们对立。我遵照办理，没出问题。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查出反革命分子十多人。调整处理了二十多名问题严重的人。提拔配备了领导骨干。这是解放后对机关进行的第一次清理整顿。之后，我回组织部，只是每周到民委一次处理善后。前后共一年时间。
(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在省委党校自修班学习。这时，全国都根据中央进行党内整风的指示，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党内外批评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猛烈的展开，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
一开始，许多意见是好的，可以接受的。后来，特别是教育界、文艺界、民主党派，提了很多非常尖锐的批评，很多难以接受的主张。比如：现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要各党派轮流坐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懂行的下台，懂行的上台；实行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来势凶猛。
所有鸣放意见，各种报纸都全文照登，引起了很大思想混乱。
五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是为什么?》，还有一篇重要评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社论和评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借党内整风，向党发起的猖狂进攻，必须进行反击。党校自修班提前结束，回原单位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
省委组织部的大字报和鸣放意见，在省委机关是最多最尖锐的部门。省委认为，这些批评超出向领导提意见的范围，是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当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下去兼县委书记蹲点，省委派另一位省委常委来领导组织部的反右派斗争。
这时，组织部有位处长，认为组织部领导是个“反党联盟”，现在领导反右斗争不力，就直接找到省委书记，要求加派领导进行深挖。不久，省委又加派了一名省委常委，由两位常委共同领导。组织部反右斗争迅速升温，共有十六名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云南同样犯了扩大化错误，而省委组织部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却特别严重和典型。以后全部甄别平反。反右派斗争我是积极的，是有教训的;甄别平反我也是积极的，也是有体会的。
(三)跟省委书记当农民一个月
一九五八年冬，根据中央规定，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到宜良县一个公社的管理区当农民。省委常委、秘书长梁浩，《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组织部处长李成玉，农村部处长单文，财贸部处长李玉峰跟随。当时，“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在全国推向高潮，特别强调必须把公社的食堂办好。我们去当农民，调查的重点就是公社办的公共食堂。
那时全国都把公共食堂称为“人民公社的心脏”，“阶级斗争的焦点”，“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等等，要全力以赴办好。事实是，把农民全部集中起来吃饭造成极大浪费，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几个月就会断炊。集体吃饭极不方便，困难太多，特别是分散地区、大山区，不分男女老少，每天都要步行，有的走几里路到食堂吃两顿饭，往返四次，简直是一种惩罚，根本脱离了群众。我们在宜良调查时，开始干部群众都说食堂好。当问到怎么样好法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我们就让社队干部避开，群众发言很活跃。特别是那些老人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个个摇头，没有一个赞成办公共食堂。有的大胆说:共产党管这么多干什么?一家人吃饭还经常有矛盾，几百人一个食堂集中吃饭，没有那么多粮食，没有柴烧，七老八小，你们累死也管不好。根据调查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写成若干份调查报告，谢富治带着到中央开会汇报。
各省这样的材料向中央汇报了很多，但没有引起重视。一年后，农村到处肿病死人，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实在维持不下了，中央才松口。没过多久，全国公社的公共食堂全部解散。事实证明，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你“心脏”也好，“社会主义阵地”也好，肯定会受到惩罚的。
除调查上述食堂问题外，还按部门分工，分别调查。我着重调查农村发展新党员和农村支部建设，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此时，省委组织部长孙雨亭同志带几个干部到寻甸县专门调查分散山区发展党员问题。两份材料分析研究后，遵照雨亭同志指示，我起草了省委计划两年在农村发展二十万党员的指示。到一九六O年底，全省农村党员由一九五八年底的二十六万多发展到四十六万多，大大加强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四)到楚雄地委工作
一九六四年，党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大胆大量破格提拔新力量》的文件。省委讨论认为，解放近十五年了，本省干部还没有一位担任地委书记的，任副书记的也很少;一百二十二个县委书记，本省干部只有十六人。这种状况要改变。经过一段观察，认为昭通地委副书记马标，建水县委书记向东升，景东县委书记余活力，可作为地委书记人选。经过比较，决定提拔余活力为楚雄地委书记。
省委当时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地委常委、副书记都是
老资格，一个县委书记去任地委书记，能不能得到拥护、支持?二是由县委书记一下提为地委书记，能不能胜任?两个问题都没有把握。省委认为，我是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长期在农村蹲点，也是老资格，到地委任副书记，相比之下，其他副书记也不会多说什么。同时，省委还要我既要服从、支持地委书记，又要我带地委书记的班，扶持他胜任此职。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更感到为难。对书记支持多了支持少了，人们都会有话说。我找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希望最好另选别人。阎红彦同志很坚决地说:不要想那么多，就按省委的决定办，你会负起责任的。随后，阎红彦、孙雨亭召集省委副秘书长李原，省委农村部副部长林钧和我，在翠湖宾馆二楼开会宣布:李原任文山地委书记，林钧任保山地委书记，我任楚雄地委副书记。
临走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领我和余活力见了阎红彦同志，阎说了三句很有针对性的话:工作要积极去做，但不要急了，要逐步开展。我和余活力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初到达地委，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