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战争年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左右的一天，听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消息来的突然，更令人兴奋。分散在各村的区干部，不约而同的都集中到区委会，又说又笑，又唱又跳，老百姓奔走相告，有的兴奋得直流泪。八年浴血抗战，我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八年日日夜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时，地委、县委都没有电话，鲁中区党委在我区邢家庄有个电话站。为了证实消息的准确性，我派人到电话站问个明白。很快得到证实:日寇投降了。我们又是一阵狂欢，高兴的不知道怎么才好，就先在周家庄召开了庆祝大会，同时急切的等待着上级党委的指示。
很快指示下来了: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讲话，号召举行全国大反攻；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连续发布了七道进军命令；八月十一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制定了解放区的各项任务；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又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一系列指示，华东局、鲁中区党委作出了具体部署。
(一)两次到县委开会，接受新任务
九月初，我参加了莱东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一是宣布了地委决定撤销莱北、莱南、莱东三个县，恢复莱芜县；二是从老区抽调一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星甫、白龙区委书记许教民、常庄区青救会长赵健生等同志调东北，常庄区委宣传委员马生申调章丘县新区任区委书记。三是调一部分优秀的村干部到区工作，适应更繁重的任务。
十月底，我又到县委开会，正式宣布了撤销莱东县委和干部的变动。县委书记李聘如调任历城县委书记，阎兴民调任莱芜县各救会主任，各部门的领导骨干都作了调配。会议结束，阎兴民和莱东县各区委书记，参加了恢复莱芜县后第一次区委书记会。
会上宣布了王醒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不久吴冶山任县长)，李元贞任县委副书记，芦云亭任组织部长，魏伯愚任宣传部长。同时，宣布了合区后各区委领导班子成员。原常庄区和原石马区合并为常庄区，我任区委书记，刘子洪任副书记，高子明任区长，郇修竹任组织委员，高德成任宣传委员，郭文灿任各救会主任。
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此，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整个解放区一样，将由抗日战争转为解放战争，由减租减息转为土地改革，由民族斗争转为阶级斗争。各方面工作都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如何适应这种大转变，都将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合区后常庄区的情况也有变化。原常庄区是老区，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运动，各项工作有了较好的基础。原石马区是新区，尚未进行减租减息，基层干部、群众工作基础都差一些。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紧紧围绕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总目标，决定将三分之一的干部分在原常庄区，主要任务是:一搞“双减”复查，二恢复发展生产，三加强后进村的工作部，为挑选区干部作准备。四开办培训班，培养基层干三分之二的干部分在原石马区，集中力量，由点到面开展“双减”和反奸诉苦运动;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民兵组织、群众团体组织。使各项工作尽快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
(二)进行“双减”和反奸诉苦运动试点
试点村定在和庄、荣科和东车夫。这三个村的特点是地主集中，收租、放债剥削手段特多，地主、富农、地方汉奸、流氓、伪政权人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动势力。这些村的党员很少，支部战斗力薄弱，政权组织、群众组织领导骨干都不健全，有的严重不纯。我们首先对党员进行了解，听取多方面意见。对问题严重的干部调整、撤换。因为这些干部有的就是高利贷剥削者，贪污受贿的伪政权乡长、伪村长，不撤换他们，无法进行“双减”，更不可能进行反奸诉苦。只能挑选那些苦大仇深、立场坚定的党员和贫雇农积极分子，担任各种职务。
同步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地主的剥削罪行，逐条查清落实，用事实对群众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使农民第一次懂得了是贫雇农的劳动成果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历代宣扬的地主养活了农民，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的对地主进行清算斗争。三个村一个多月的试点，取得了胜利。
(三)攻破两大封建堡垒
在村干部会议上，介绍了三个村的试点经验，布置了全面开展斗争的任务。我们专门讨论如何突破两个封建堡垒。一是卢家台子村的钱家，既是全区也是全县有名的大地主，有五百多亩土地，二百多户佃户；二是石马村的吕家，有国民党的县长、校官、伪政权官吏等等，经济上剥削残忍，政治上更反动。攻破这两大封建堡垒，对全区的运动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和庄等村试点的时候，就派干部去摸底。
我在卢家台子村，同时照顾石马村。我写了《石马村的斗争为什么开展不起来》一文，县委发到各区参考，并派县文教科长刘硕仁同志到石马村蹲点。两村仅一河之隔，斗争情况随时交流，互相促进。
共同的做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培养大批积极分子;整顿支部，调整、提拔干部。卢家台子支部书记是地主亲信，乱搞男女关系，我一到村就接到告发信，查清后将其撤职；调查地主罪行和他们的态度，确定打击、争取的对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群众 高兴的从博山县城请来剧团演出三天，庆祝斗争钱家、吕家两大地主的胜利。各村纷纷要求区委派干部领导他们开展运动。到一九四六年夏初，全区完成了“双减”和反奸诉苦运动。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整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村政权、各群众团体、民兵组织，明显得到了加强。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们所进行的上述工作，为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参军、支援前线，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至今回忆起来，都有一种自豪感。
(四)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统治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将解放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六月四日，鲁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传达中央“五·四”指示的通知》指出:正确执行中央这一指示，将从根本上改变解放区的封建土地剥削关系。八月初，泰安地委书面通知规定:凡能进行土改的地区，一律在十月底完成。
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整个解放区都是前线打仗，后方土改，有的是边打仗、边土改。常庄区是具备土改条件的。我们分成两套班子:一支援前线打仗，二进行土地改革，各项工作都围绕这两项中心任务来进行。
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中，我们遇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常庄区进行过多次“双减”，留给地主的土地少于“五·四”指示的规定。怎么办?我们讨论的意见是，不能在经济上损害农民，土地留少了的一律不补，对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经济上还要进行清算，政治上还要继续斗争。我们像进行“双减”那样，由点到面，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全面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五)和地主还乡团的一次交锋
地主还乡团，就是土改运动中有些恶霸地主跑到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起来的武装，随蒋军进攻解放区时返乡，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残酷的杀害干部和农民。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军侵占了博山县城。国民党莱芜县长刘伯戈，曾一度以博山县城为依托，带领还乡团武装偷袭我区，并派遣特务制造谣言。张贴布告，企图从常庄区打开缺口，侵占莱芜县城。就在这时，东车夫村的地主王福汉跳出来，威胁民兵交枪，威胁干部交权，威胁农民交土地，做好了国民党旗，准备迎接“国军”。这些情况我是在县委会开会时知道的。
县委书记王醒同志说:“老李啊!你那里靠近博山县城，蒋军刚来，地主就反攻倒算了，你回去组织力量反击。我回到区后得知，边沿一线的区干部，多数各自转移到内地，村干部、群众有的很恐慌，有的很着急。我立即传达了党中央对蒋军的侵犯，要针锋相对，坚决进行自卫反击;传达了地、县委对还乡团和地主的反攻倒算，要以牙还牙，坚决打击镇压的指示。对擅自离开边沿一线的干部进行严肃批评，表扬了王福裕等几位坚强的同志。
与此同时，迅速查清了地主王福汉的破坏事实，经县委批准枪决。对五个有破坏活动的地主，留在区中队管教。抽调了一些身体强壮、斗争坚定的干部和区中队坚持在边沿一线。各村武装民兵制定了管制地主的措施等等。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很快稳定了局势，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就在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有的支部书记、村长，领着一些在村里有影响的人，到区委为被关押的地主讲情，取保释放。为此，我们召开了三百多人的村干部扩大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明确提出几个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一、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人民政府的村长，为什么要为有严重破坏罪行的地主分子讲情取保?二、共产党员为什么只讲家族关系，不讲阶级关系?三、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和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不去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为地主利益着想，等等。经过一番热烈讨论，错误认识得到了澄清。东车夫支部书记王书明，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与地主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立即刹住了这股为地主讲情之风。关押的五名地主分子，经过教育都表示认罪，予以释放。
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为长期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莱芜战役前夕，蒋介石七十三军占领了我区的和庄、普通等十几个村，时间长达二十天，没有发现地主明显的破坏活动。这不是地主开明，而是我们以前对地主破坏活动坚决镇压和打击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