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艰苦的三年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年，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解放区人口由近一亿减到五千万，八路军由五十万减到三十万。莱芜全县被敌分割，主要城镇、交通要道被敌人驻扎和控制着，全县斗争环境明显恶化。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一九四一年春，泰山地委决定将莱芜县划为莱北、莱南、莱东三个县，将原来的十个区划为四十多个小区。我原在的五区，划为铁车、新庄、龙固、朋山四个区，属莱东县。我所在的朋山区，靠近县城，横跨公路，一片平原，经常遭到敌人的偷袭。特别是这年秋，伪中央道首领张文正公开投敌任伪旅长后，对全县进行疯狂破坏，追捕干部，破坏党的组织，建立伪政权。新庄区委书记叛变投敌，区干部大多数动摇回家。朋山区委书记和十多名干部逃跑，公安员牺牲等，都发生在这段时间。朋山区的活动范围迅速缩小。因此，县委决定将朋山、龙固两个区合并，调李坚泉任书记，我仍是宣传委员。我们的对敌斗争更加艰难，不得不转入半公开活动。
一九四二年十月，县委调我到铁车区。我的家是该区的吕家峪村，离敌据点二华里。伪区乡政权人员中，特别是有两个人叛党后充当了日本情报室特务，和我同在乡总支共事近半年。为有利于对敌斗争，为防备敌人对我家属的再迫害，县委书记陈克首先要我将原来的姓名吕庆佩改为李成玉。
这时的铁车区，领导班子极不健全。区委书记被捕，公安员被杀害，各救会主任和十几位干部自动离职。因此，县委决定调纪中一任区委书记，阎兴民任区长，傅子玉任副书记，王振生任组织委员，李成玉任宣传委员，亓茂松任公安员，六位同志重新组成了新的区委领导班子。同时，决定董宜斋、吕英才任副区长，池玉贵、李杰任区中队长和指导员，孙承吾、吕庆桐任农救会长和青救会长，充实加强了各方面领导骨干。
这时的铁车区环境是：有新庄、宝台、三山三个敌据点。据点之间碉堡林立，碉堡之间挖有一丈多深的防共沟接连着。全区四个乡、四十多个村，多数为敌人占领控制。我们能公开活动的只有一个铁车乡和新庄乡的四五个村。当时，这类地区我们叫抗日游击根据地。因为不远都是敌人，随时向我们偷袭。我们在这类地区的主要任务:
第一，形势教育放在首位。战争年代，不论是那个阶层，最关心的是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天天盼望什么时候打败日本鬼子。我们每到一地，在各种会议上，个别谈话中，都反复宣传我军抗战的胜利消息。联系思想实际，教育干部和群众，克服厌战情绪、恐敌思想，树立我军必胜、日本必败，苏军必胜、德军必败，坚定对敌斗争信心。
第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组织、民兵组织，特别强调配好支部书记、村长、民兵队长三职，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政权组织的领导作用，民兵组织的武装斗争作用，袭击敌人，打击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和敌人的密探等活动。
第三，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在有可能还要被敌人占领的村镇和交通要道，即铁车村、裴家庄等地，建立秘密党支部，使一部分坚定的党员转入地下，环境进一步恶化时，秘密领导对敌斗争。不久的事实证明，一九四三年冬，国民党吴化文部投敌后，在铁车村、裴家庄、旋车沟、吉母山安了据点，整个铁车乡全部被敌人占领。我们所建立的秘密党支部，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和区委保持了联系，使我们掌握了敌情变化，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第四，建立起了五十多人的区中队武装。东边在裴家庄、宅科村一带，坚持对吴化文部的武装斗争，打击经常入侵的小股顽军和敌特活动;西边加强对宝台、新庄、三山敌据点的监视，掩护群众，防备敌人的偷袭。
另一种地区，是保安乡、义安乡全部，新庄乡大部，完全被敌人占领，我们叫做敌占区，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主要做的是:
第一，这些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大部分农村党员都被迫自首，极少数党员叛变投敌，基层组织完全停止活动，长期和区委失掉了联系。我们调查后分别对待:对叛徒进行坚决斗争，罪行严重的予以镇压；对多数党员处于被迫，只是集体办了自首手续，没有破坏活动，我们进行争取教育，不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并教育他们尽可能做些有益于抗战的事。
第二，对少数没有办理自首手续的党员，则进行个别了解、谈话后，有的建立党小组，有的个别联系，恢复党的活动，作为区干部、区中队深入敌占区的秘密联络点。对于生活特别困难的抗日家属、抗日烈属，召开小型座谈会，给予慰问和力所能及的救济。这是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秘密抗日活动最可信赖的力量。
第三，打击镇压罪恶严重的叛徒。保安乡徐家店村党员冯振武，叛党投敌，充当日本情报室特务，提供名单抓捕干部，对我们威胁很大。区委和该村的党员联系好，区中队于一九四二年冬的一个夜晚将冯逮捕，枪决在村边的沙滩上，取得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其他几个叛徒再不敢继续作恶，并托人和区委联系，提供敌伪情报等等。新庄乡党员赵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区委宣传干事，我是教育干事，共事半年。一九四一年冬叛变投敌，充当日本情报室特务。一九四三年夏，他带领三山敌据点一小队日军，包围了我住后城子村的区中队，我们牺牲了二十二名战士，指导员唐连吉也在突围中牺牲。牺牲的二十二名战士中，就有我村的吕庆玉、李振英。这年冬，我们配合县武工队将赵新逮捕，押回后城子枪决，又除了一大害。
第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敌人经常印发宣传品，吹虚皇军“赫赫战果”称“你们过公路的时候，吓的根根汗毛都竖着”“你们的根据地，一枪就打穿”等等。我们针锋相对，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利用我军取得的作战胜利，特别在青纱帐季节，元旦春节佳日，印发大量宣传品，向伪军、伪政权和他们的亲属进行教育。当时，我们有一种很有效、也是很危险的办法，就是直接包围敌据点、敌碉堡喊话，我们叫做给敌人上“夜课”。我同阎兴民、傅子玉、池玉贵等同志，对新庄、宝台敌据点，对小辛庄、纸房、陈家店一线的敌碉堡，选好最接近敌人而又比较安全的位置，对伪军喊话多次，宣传我军必胜、日军必败，苏军必胜、德军必败；宣传我党对敌伪的政策，警告他们不要死心踏地追随日寇，要对自己和后代留有出路等等。
第五，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和在根据地一样，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这种认识开始并不明确。原来，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干部，总认为敌占区群众被敌人伪化了，不可靠，违犯纪律的事时有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家认识到，由于敌人的残酷迫害，群众更加痛恨敌人，更加怀念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一见到我们，都十分亲切，有些感动得直流泪，觉得抗战胜利有了希望。许多人不计任何报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情报，向敌据点散发宣传品，掩护干部，护理伤病员的动人事迹，深刻的教育了我们。我自己更有切身体会。
一九四三年旧历正月十五日十时，我在后城子村支部书记池发田同志家里谈工作，被一个班的日军包围。我立即向前城子村走去，迎面碰上两个鬼子兵，我顺着一条小沟跑去，两个鬼子紧追，打了二十多枪，追出了一华里，我受伤了。当地群众发现后及时救护了我，并经过两天两夜时间，把我转移到敌占区沙井村一位姓岳的老人家里。村旁的碉堡住有一班伪军，全家轮流监视敌人，还为我煮药、做饭、穿衣，精心护理，半个多月后我伤口好了，即重返工作岗位。事实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更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否则，我们将无立足之地。这种思想的转变，是我们半年对敌斗争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三年艰苦的对敌武装斗争，我们取得了成绩。区中队发展到五十多人，经常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小股武装汉奸，捕捉叛徒特务，包围敌据点喊话。特别是对国民党刘伯戈的斗争。
刘伯戈，原是共产党莱芜县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叛党后成为国民党特务，充任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他勾结日本特务，打着国军的招牌，在莱南、莱北、莱东三县进行反共活动。地委领导多次讲过，刘伯戈是泰山地区的死敌，我们要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铁车区的义安乡南部，长期被刘伯戈的武装特务控制着。我们根据地委、县委指示，主要靠区中队这支武装，进行了两年的斗争，终于赶跑了刘伯戈的武装特务，重新打开了局面，各村伪政权改造为两面政权，恢复了抗日活动。
对敌秘密斗争有了新进展。包括新庄、宝台、三山的敌据点，几个交通要道的敌碉堡，都有我们的秘密联络员。保安乡伪乡长，就是我们派入的党员。一九四三年冬，我和副区长董宜斋，两次夜间深入到三山敌据点，了解敌情，布置任务，完成了一个乡的征粮任务。新庄敌据点的伪区公所，也主动和我们接头，提供情报。就是叛变后当了日本情报室特务的原乡总支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也前后托人和我们联系，提供情报。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我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寇”的战略口号，并发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动员令。我们这些在敌后最艰苦的斗争中的干部，极大地增强了对敌斗争胜利的信心。
在三年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就我们这么一个铁车小区也是付出了不小代价的。区委书记蒋庆升被捕后长期关在监狱，公安特派员刘效贞、亓茂松先后被敌杀害，敌工干部孙茂斋(是我小学一年级老师)被敌暗害，区中队牺牲了二十二名战士和指导员。特别是区中队队长池玉贵同志的牺牲，是我们付出的最大代价。
这一时期，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每天一斤米的供应长时间没有保证，只能以杂粮和野菜充饥。穿的衣服等物品多是靠家庭解决。前边讲的我受伤那次，我什么武器都没有，只是带着一块粗布都舍不得丢，因为这是父亲为我准备的一套夏季衣服料子。
夜间睡觉最难忍受。根据叛徒的密告，敌人经常夜间偷袭、逮捕干部。每天一到日落西山，我们都是三三两两的各自找高粱地或山洞过夜。夏天蚊子成群，咬的难受，冬天零下十多度，冻的难忍。我永远忘不了一九四二年一个严冬的夜间，我和青救会长吕庆桐回家看望两家老人，两家老人都非常高兴，又非常担心，因我家离敌据点只二华里，在返回途中还要通过一丈多深的防共沟和俩个敌碉堡。两位父亲不放心，坐在村头，一直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信号，知道我俩已过了防共沟才回家。我俩个走到铁车村附近山坡上，找了些野草铺下，真正是铺着地、盖着天，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和衣而睡。
在近三年的时间，我完全是白天隐蔽在屋里，夜间活动，长期见不到太阳。有时到县委开会，见到阳光，看到树林和农作物，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简直是一种享受。我们经常议论：什么时候能在村里点起煤油灯看看书，开开会，脱下衣服睡觉；能够吃上米饭、白菜、豆腐，就以为是很幸福了。没有长期经受过这种最困难的生活，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我从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四年春，在朋山区、孝义区、铁车区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我们的斗争对手既有日军、伪军，又有国民党顽军；既有共产党的叛徒，又有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既有反动会道门，又有反动地主恶霸。斗争的形式既有公开的，又有秘密的;既有武装斗争，又有政治斗争。工作的地区既有游击根据地，又有敌占区，情况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斗争开始，明显的是敌强我弱，斗争对手的每一方，都想消灭我们。斗争的结果，我们由弱变强，在这个地区扎了根，为最后战胜敌人打下了坚实基础。道理很清楚，日军、伪军、顽军、国民党特务等，他们都是残酷掠夺群众，屠杀人民的，是非正义的。只有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利益，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在这么一个小区的斗争范围完全得到了证实。正是在这种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也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