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转业，经历过波折 ……一位抗战老战士、离休老干部的回忆
一、农村成长
我于1921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解放战争后期新划出该区域，改称沂源县）悦庄镇的李家庄，这是地处沂蒙山区中的一个偏僻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的山村。当时全家共计十二口人：有父亲、母亲、兄弟七个、还有三位嫂嫂，我排行老四。按祖辈相传，我这一代为“德”字辈，我的原名叫李德廉。参军后，为了赶时髦，先改名为李善玉，后觉得不好听，所以又改现名至今。家中共计有七亩地，口粮虽缺，但是每年加上谷糠、野菜拌吃，生活尚过得去。
1930年，时年我十岁，入本村私塾，读孔、孟的书（《三字经》、《论语》等），两年后进入初级小学，1936年考进沂水县悦庄镇县立高小。读了一年之后，我父亲认为我已经读了七年书，能记记账目、写点东西就行了，同时也因为家境日渐贫困，就让我辍学回乡，在家务农。由于七年的读书生活，我缺少农业劳动的锻炼，肩挑、种地的体力和农业知识都差强于兄弟们，所以常常受到他们的埋怨和讥讽，使我十分苦恼，总想摆脱在家中的困境，另图他途。
我在18岁的时候，被村长选送到沂水县城接受保甲训练。虽然我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但是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差事。村长托付邻村的一名壮年汉子带领并照管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我们多名青年十分高兴地步行了160余里路，到达了县城。经过大约十余天的训练，既接受了训练，又游逛了县城，开阔了眼界。时值日本侵略军飞机经常飞临县城上空骚扰，引起恐慌，战争动乱的局面已经波及县城，所以训练提前结束。回到农村后，村里是否实行保甲制，却无人过问，我又开始一如既往地干那些极不情愿做的农业劳动。
二、参军之路
经过了数年的郁闷、彷徨，到了1939年初，由于时局动乱，时有57师、新四师、八路军等各种番号的军队，你来我往、频繁不停地进驻我村。悦庄区区政府及所属区中队也多次进驻我村。就在1939年6月，我同本村另一名青年选择了参军之路。由于当时我们畏惧国民党军队中打、骂、体罚士兵等的军阀作风，因而决定投入了纪律较好的、当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区政府的区中队。
区政府当时的全称是悦庄区抗日区政府，负责人是秦昆、杜善甫。抗日区中队的负责人是任元维、刘长礼。队员有十余名，其中约有六、七名是在旧政府干过的老队员。队员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或者是二至三人一组到各村催缴粮款、招募青年入伍等。
我虽然具有高小文化水平，但当时仍旧是一个幼稚无知的青年，又自幼生长在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农村，对当时的局势很不了解，对各种军队为什么川流不息地进驻偏僻的山村，又为什么宣传抗日不甚理解，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是干什么的。
在区中队的几个月中，队长刘长礼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和爱护，他常常对我介绍说谁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都是表现很好的，等等。由于我年纪较轻，本分忠厚老实，服从分配，工作又积极努力，所以被领导看中。在1940年我先后被三次上调培训时，都是被组织上作为共产党员而选送的。填写表格时，入党介绍人一栏里我都填了刘长礼。
三、初次遭袭
初次遭袭的经历，是我难以忘却的。这次经历发生在1939年秋季，日本鬼子的军队初次扫荡我的家乡，当时区政府正驻扎在我村。
那天上午，正值我奉命在村北面站岗放哨，区政府率领区中队已经撤离至北山上。因为情况十分紧急，领导未能及时通知到我撤岗，因此我未能跟上区中队而掉队了。日本鬼子不停地打炮轰击，又进山搜索。我一个人不敢追赶部队，就躲藏在山沟内，将马步枪藏匿在草丛中。到了下午，我才看到几名日军从山梁上下来回村。当天晚上我也不敢回家，虽然饥饿难忍，也只能熬着。此时有一队友叫高俊亭，也因为与队伍失散，在此山沟内与我相遇，当晚俩人就做伴，无铺无盖地依偎在我家看山的小屋内熬过了一夜。次日我们偷偷地各自回家。数天后，听说区政府已经转移到西埠村（距离我家约三里路），我立即带着马步枪返回了区中队。
四、一年“三跳”
1940年1月，领导抽调我到山东省临朐地委训练班学习做民运工作。学习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鲁中区党委随营学校学习。同年6月又再次调我到山东分局干分校学习。期间我还被短期抽调出，参加一支工作队到莒县敌、顽、我三方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做组织群众、宣传抗日等工作。
初次接触老百姓，他们对我们不了解，很多人见到我们，就是疏远和冷淡。经过月余的相处和宣传工作，情况才逐渐好转。回到分校后继续学习，结业后即被分配在校部，担任油印文件的工作。
我是“一年三跳”，从区中队队员一直到山东分局干分校，越跳越高。这对于一个不足20岁的青年来说，我做到了满腔热情地参军，从未想到挑剔干啥工作，也不管到山南海北，总是心情愉快地服从分配，接受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学习和工作的安排。每次调动，领导都派部队护送，为了安全起见，又多是夜间行动。经过几年来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我认识提高了，知识也增多了。一年余的学校生活都是在流动的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每进驻一地，直接领导都要视察环境，布置岗哨位置，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一次深夜下大雨，我一人在村外坟地边站岗，由于我从小受到迷信鬼神的影响，心中极为紧张、害怕，但我从未退缩过。在这种锻炼中，我的胆量和意志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抗日根据地，正常的学习和参加运粮运柴，帮助农民种地、除草、收粮等劳动，夏季多是在烈日下度过。最难忍受的是农村蚊蝇特多，每到天黑蚊子成群，走路中蚊子不时碰到脸上，甚至被吸到嘴里。为了防止蚊子叮咬，睡觉时都用毛巾盖在脸上，两手伸在袖筒里过夜。
五、机要岗位
1941年1月，我又被选送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译电训练班学习译电工作，我被告知：译电是极其重要的机密工作，对任何人都不准讲。
训练三个月，时间并不长。在这期间，由于卫生条件很差，我遭受了两次病害，一次是生了疥疮，而集体生活造成了学员间的相互传染，30余名学员中，就有七、八位都生了疥疮，又多是生在手指缝中和下身阴囊部位，其痒难忍，常常被抓破。为治疥疮，我们七、八位同志在冬天寒冷的夜晚，围在取暖的火堆旁，用豆油研制的治疥疮药水擦洗。还有一次是肚子左侧及头部生了两个大疖子，疼痛难忍。领导对我很关心，行军时将马让我骑。后经卫生员帮我挤出脓液，治疗几天后才恢复健康。
译电训练班结业后，我们有五位同志被分配到山东分局机要科工作。科长是周光华，全科有十多位译电员，各有分工，只要有收、发电报，不分昼夜都要及时译出，收译的电报，立即送交有关领导阅办。电台和机要科都是领导机关的机密要害部门，日夜都有战士站岗保护，生活上比一般战士有较为特殊的照顾。例如：科长配备有马骑；机要员多名共用一匹马，用作驮衣被行李和让身体不适者骑用；生活上经常照顾发给每人一袋装有馒头干或者锅饼干的干粮袋。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机要员工作不误时和安全，在生活方面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