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情报组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上海情报站领导的情报组织，他们在敌人心脏千方百计地获取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派遣李德生、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西里龙夫、陈一峰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
李德生1902年生于山东省沂水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南京小火瓦巷租了一所房屋，打出了“世传中医”的名号，挂牌行医，暗中为延安搜集情报。
汪锦元是苏州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精通日文，打入汪伪机关，成为汪精卫日文翻译兼随从秘书。
陈一峰，1940年3月到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
西里龙夫则以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伪上层活动。
在这个人数不多的情报小组中，一些组员在汪伪政权担任要职，靠着这些深入核心部门的特工，在其他成员的密切配合下，精干的特工组源源不断地将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送往上海，再转发延安和新四军军部，在情报组中，张鸣先承担密写情报工作，张明达则负责秘密交通，在当时记载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张明达的记性非常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火车，一路上假装瞌睡，脑子里不断地“复习”到了上海他再凭记忆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法发现，可是有的材料实在太长，他就利用新闻稿，日伪杂志来密写，以此瞒天过海。
南京情报组顺利而又紧张地在虎穴狼窝中战斗着，由于工作成绩卓著，这个小组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来电嘉奖，然而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让南京情报组遭到了彻底破坏，1941年1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侦破。
1941年10月15日，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被捕，近卫内阁受此牵连倒台。尾崎秀实被捕前，给中西功发出密电，要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迅速逃离。但二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坚守岗位。
中西功借去“满洲”出差机会和回日本探亲机会，探测到日军最新动向。西里龙夫、汪锦元也侦察到日本兵力和名单。他们综合各方情报，做出判断：日军将在最近三周内的一个星期天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
潘汉年在发向延安的电报中写道：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美国政府收到情报，可惜没有引起注意。果然，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尾崎秀实被捕后，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根据东京方面提供的线索，于1942年6月，分别在上海、南京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一个月后，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也在南京被捕，被押往日本受审。入狱后，他们受尽刑罚折磨，随即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明达等撤离南京，南京情报组暂时停止了活动。
佐尔格、尾崎秀实被东京地区法院判处死刑，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中西功、西里龙夫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日本即将投降时被判死刑，未及执行，幸免于难，被盟军解救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受尽折磨，不屈不挠，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秘密谈判时获释，后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白沙和李德生被捕后遗留下来的情报关系吕一峰、阮毓琪等人，重新取得了联系，中共情报组织也得以重建，并在南京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文/张再坤）
(1945年4月下旬，中共南京情报组成员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从日军监狱获释前与探望他们的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左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