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李桂兰1928年生于沂南县张庄乡辛庄村的一户穷苦人家里。
1941年11月，日寇调动五万多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边联县大队突围时被日军飞机发现，县委书记王介福指挥躲进小树林，两名刚参加县大队的新战士吓得跑出去。王介福冲出去劝阻，被飞机扔下的炸彈炸伤，我老爷把他掩护他藏在山洞里。鬼子走了以后，就继续在我母亲家养伤。这段时间我母亲开始接触到革命的道理，成为县委王介福书记和县妇救会长王寅同志的小妹妹。1943年我母亲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妇救会工作。
1945年“七大”上，毛主席提出抗战胜利后抢战东北，调山东八路军六万部队、三个省架子和三十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我母亲积极要求北上，怕家里不同意就隐瞒父母跟随我父亲北上。走的时候是隐瞒家里偷着跑出去的，我四舅骑着毛驴一直追到马站也没拦住。
那时到东北还是很危险的，东北有二十万土匪，六十万国民党军队，坐美国军舰抢占东北。八路军到东北是没粮、没枪彈、沒根据地的三无困境。如沒有坚定的革命毅力是不敢北上的。黄克诚带三万多新四军去东北，有几千人开了小差。我们山东根据地出去的都是好样的，都说沂蒙山区是小延安一点不假。
我母亲没读过书，只是在农村识字班学会写几个字。随大军去东北什么，都不懂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在隘都过铁路时天黑了，她不知铁路什么样，把脸贴到轨道上感觉一下，又捡一块毛渣石留着纪念。
到龙口见到大海说是好大的一个洼！坐上帆船走不远，桅杆突然折断，船被风吹到岸边，还翻了船。我母亲和吴勇大娘都掉进海里，我母亲不会游泳，幸亏水不深才爬上岸。我父亲和时克在前面的船上，到了辽宁庄河上岸后，等了快两天，还沒看到我母亲这条船，以为不是遇难了，就是被国民党的军舰抓去了，刚要给她们开追悼会，她们的船才到。
到了东北，第一次坐上火车和汽车、第一次开电灯，都被吓了一大跳。还非要看看自来水是从那里来的，一直找到水塔才罢休。
在长春撤离时在，从苏军仓库里拿了一桶糠稀，背到绥化要吃时，才知道是一桶桐油。
1946年元旦到达哈尔滨，苏联军人不让共产党八路军进城，按与国民党的协议，把哈尔滨交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但也不让国民党军队进城。
那时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暗杀。在火车站等车时，我母亲是第一次进到市区，在沈阳和长砉都是在郊区，看到一排排的小洋楼，就和吴勇和警卫员顺着站前霍尔互特大街向上走去，欣赏一下从没见过的美景。走到尼古拉大教堂边上天也黑了下来。吴勇冻着了有点发烧，就在意大和领馆院墙下休息。吴勇口渴，我母亲说我去洋庙里给你弄水喝，到教堂敲半天门也没人开门。(图注：这就是当年的尼古拉东正教堂，哈尔滨人叫它喇嘛台，当年我母亲敢去敲它的门得有点胆量的，右边的就是国际大旅社，现在的国旅大酒店。这张照片也是40年代的，这个教堂文革中被红卫兵拆掉，真是哈尔滨的一大损失！照片左边往边拐进去不到一百米就是我母亲和吴勇同志休息的地方。)
她一看旁边国际大旅社亮着灯，就过去打水，中间的门是转门，她不知道就推门往里走，结果转也转不进去也转不出来，越使劲就越出不来，转了一个小时腿都转直了。后来高岗出来他的秘书才把我母亲弄出来。解放后我母亲一进那个门就骂上两句，告诉我们没有文化是要吃苦头的。
1946年6月，我母亲和父亲被派到望奎县，我母亲被任命为灵山区区委书记。那时我们党才刚刚控制县政府，区一级政权还沒建立起来，我母亲是第一批两个区委书记中的一个，也是望奎县第一个女区委书记。因要落实“五.四”指示开始土改，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地主和土匪勾结杀害共产党干部。我母亲是带人骑着马进入灵山的，她挎着一个匣子枪，怀里揣着我父亲送她的勃朗宁小枪，老乡都说我母亲是个使用双枪，骑着大马的女八路区委书记。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枪打得很准，也以为我母亲枪打得也准，其实她打的不准。老百姓的传说，却叫地主和土匪沒敢打伤害她的主意。
在土改中，她提出把富农和寺庙的地也进行平分，受到省委领导肯定。1947年当选为中共望奎第一任妇联主任，1948年李瑞山同志南下，我母亲接替他成为望奎县委第一个女组织部长，又成为望奎县第一任纪检书记。
一个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小丫头成为一个成熟的坚定革命战士。解放后曾先后担任黑龙江省总工会女工部长、轻化工业厅人事处长、省皮革工业公司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