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孟昭身，1927年出生，是山东金乡县孟堂村人，在家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妹妹，家中一贫如洗，8岁那年，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我想读书，可家里穷的揭不开锅，哪里有钱让我上学呀。1938年，我11岁，那一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抓走几十个乡亲当劳工，过了两个月，只逃回来几个年纪大的，年轻的一个也没回来。这年5月，日本鬼子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金乡惨案”，屠杀百姓3347人，烧毁民房670多间。爹娘带着我们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日子，对爹娘说要去当兵，当八路。爹娘虽然不舍得，但这种日子实在难捱，也只好同意了。
我去当八路
1942年春节过后，我和老乡在耿楼找到了区中队。我那时十五岁，什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什么穷这些都不懂？区中队的苗指导员问我们：“你知道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吗？”俺俩回答：“都没听说过”。苗指导员就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问我：“你们村里有多少户，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打光棍的多还是娶亲的多？”我说：“穷人多，光棍多，能娶媳妇的都是有钱户。”指导员又问我：“为什么穷？”我说：“没有土地。”指导员接着说：“知道八路军是为谁打仗的吗？就是为天下的穷苦人打仗，将来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有地种，有饭吃，有屋住。你们参军打仗是为了子孙后代，为他们死了值不值？”我说：“值！”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跟着部队革命到底。
初次执行任务
刚当兵三个来月，我和战友去执行政务，对敌人炮楼上的汉奸喊话。我们六个人，一人发两颗手榴弹，到了夜晚，副班长拿着喇叭筒子喊开了：“炮楼上的同胞们，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家，糟蹋我们的姐妹，杀害我们的父老兄弟，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抗日，打鬼子，你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炮楼里的汉奸说“你们有种喊到天亮，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这些穷小子”。
喊话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暴露了我们的住处。当天夜里我们回到老乡家，刚坐下，冯大叔就急匆匆地跑进来，让我们快走，有人告密，鬼子和汉奸要进村搜查，让我们赶紧跟他走。
冯大叔拿起一把镐头，带着我们六个人来到野外的一片坟地，在一个老坟前刨起来，他说“这是个无主坟，几十年了，也不会有臭味了，你们进去躲一躲吧，明天晌午我让儿子给你们送点吃的来没我的信，千万别出来。”我们钻进坟墓，冯大叔用土填上洞口，留出通风口，用草遮挡好就走了。我们几个蜷缩在棺材里，熏的都不能大口喘气，在坟里感觉时间过的真慢啊。第二天中午，冯大叔的儿子给我们送了几块饼子，说敌人还在搜村，不让我们出来，说完他就走了。又过了很久，我们憋的实在受不了了，觉得敌人也该搜查完了，就从坟里钻出来，这是天快黑了，呼吸着新鲜空气，真高兴。后来，我们查清了告密的村民，锄掉了这个汉奸。
光荣入党
1945年初，我调到鲁西南军区第11分区特务营当通信员，班长李健枫很关心我，找我谈话，让我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我问班长：“共产党到底是做什么的呀?”班长说：“党就是领导抗日的”，我心里想，我参军不是天天都在抗日吗，就跟班长说：“不入党不是照样打鬼子吗？为啥还要入党呢？”
我那时对党的认识很模糊，但我发现身边有一些“奇怪的人”。每次开完会，就有几个干部、老兵集中起来再开小会，后来我才知道，那原来是党小组会议，他们开会是在表决心，打仗要带头冲锋。我还发现，那些党员们，都是平时工作积极，作战勇敢的骨干，“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这些字眼就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
后来，营里的军医刘东太又找我谈话，认为我是班里的骨干，团结同志，工作认真，应该入党。他告诉我，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跟普通群众不一样。我一听立刻说：“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第二天，李健枫和另外一名同志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指导我填表后进行入党宣誓，三个月后转正。
入党当天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在琢磨刘军医说的那句“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却想不明白。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教育，才懂得这句话是形容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
挺进大别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那四十多天里，我军几乎没躺下睡过觉。困了，就两人一组，前面一个人用高粱杆子拉着，后边的抓着，边走边睡。战士们行军都得把枪横着背。为啥呢？因为走着睡觉，头肯定上下摇晃，如果枪竖着背很容易碰着后面人的脑袋。战士们如果生病了，跟不上部队，就发两块大洋，住在老百姓家里。我那时腿上有伤，天天泡在雨水里，伤情加重，为了不掉队，咬牙坚持行军。
26日，部队到了淮河北岸，由于连降暴雨，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无法架浮桥，附近的船都让国民党军破坏了，前有大河拦路，后有追兵，就在这危急时刻，野战军首长亲自到河边解决渡河问题。在淮河岸边，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只见首长看着河里的激流，拿个东西往水里一扔，然后就看着表。我心里纳闷，司令员在干什么呢？后来听别人说了才明白，那是在测试水的流速。战士们找到一条小船，刘伯承亲自登上小船用长竹竿儿一处一处的探测河水的深浅。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黎明，终于发现了河水开始下落，有一处水比较浅，可以徒步过河。刘伯承立即下令抢渡淮河。27日大军全部渡过淮河，等敌人追到河边的时候，只能望河兴叹了。
我军进入大别山区后，途经黄泛区，老百姓都逃荒跑了，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有时几天都吃不上上一顿像样的饭。我和连长想方设法的找吃的东西，填饱全连指战员的肚子。后来我们发现了一头水牛就宰了，来不及剥皮，一个班分一块儿放在锅里煮，刚煮半熟敌人就追来了。我们只好带着半生不熟的肉，饿了就拿一块儿吃，也没有盐，吃起来就像树皮一样难以下咽。打这以后，我都不吃牛肉了，一闻着那个味儿就吐。
不光吃的困难，随着天气变冷，穿也成了大问题。眼看着冬天快到了，可是部队还是没有棉衣穿，地方上的干部主动脱下自己的棉衣和家里的被子拿来给部队穿。我们一个连南下大别山的时候180多人，走出大别山的时候只剩下七八十人。水土不服生病的多，也有部分人开了小差。
参加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我们中野1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商丘东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81师，随后直插徐蚌线作战，我纵在涡阳、蒙城设防，依托淝河、涡河阻击黄维兵团增援徐州，后来为了诱敌深入，我们边打边撤，25日，中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12月6日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我们纵队属于西集团，我连的任务是打双堆集西面的一个榨油的作坊，国民党军两个排据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火力很猛，我连进攻时，刚往上冲就牺牲了好几个战士。
我和连长商量，要前进，必须端掉那个作坊。爆破班去了六七个战士都牺牲了，却没有引爆炸药，把它炸掉。这怎么行，我急眼了，让卫生员给我找来一把剪子，我拿着剪子，匍匐前进接近作坊，我已经看明白没有爆破成功的原因，是导火索的问题，横着剪火药的接触面积小，我就斜着剪，用火柴一点，导火索嗤嗤的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晕呼呼的跟上天一样，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怎么被抬下去的都不知道。
送到后方医院，昏迷好几天，医生觉得我救不活了，掩埋烈士的坑都挖好了。团长曾长柏听说后赶到医院，说小孟是个好孩子，能打仗，有一口气也要救活他，不能埋。他让人给我做了米粥每天给我喂几口，又打针治疗。几天后我终于醒过来了，曾团长来看我，他又心疼又批评我：“全连一百多人，你去爆破，你把自己当工兵了，忘了你是指挥员了，你也太虎了。”
我的老团长啊，他救过我两次命！这是他第一次救我。第二次救我是在进军西南解放贵州的时候，我任营教导员，当时贵州国民党军有五个师起义，我们就派党代表过去改造他们的部队，团政委把党代表名单送曾长柏团长审阅，他看完说基本可以，但孟昭身是个大老粗，打仗行，做党代表不是这个料儿，政委就安排副教导员郝来彬去，他有文化，是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对国民党军队也熟悉。我因此就没去成。
1950年2月去的， 4月2号，敌人叛变，把我军派去的党代表都杀了，当时牺牲的干部战士有三千多人。我奉命带队追击时，看到了郝来彬同志的遗体，他双手被反绑，身中五刀，我抱着他痛哭，他是替我牺牲的啊。
我当政工干部，做政治工作都是跟老团长学的，怎么带兵？主要是有三条：
第一，要爱兵，把战士当兄弟看，这条只要做好了，什么仗都打的赢；第二，要以身作则，凡事带头干，哪里危险哪里去；第三，讲团结，和连排长搞好关系，互相关爱。
孟老的故事真精彩，一个上午转眼就过去了。他为我馆留言——“一个人不论你什么出身，只要坚信共产主义理想，跟共产党走，就一定能有作为；一个人不论你本事大小，只有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才能一生无悔”
（ 整理/魏天梅 淮海战役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