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山东省委书记叫黎玉，带领当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减租减息和斗地主运动，黎玉提出要将地主“扫地出门一锅端”，并要求“不但要从精神上消灭地主，还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
记得有一天，我们行长招集我们说：“接上级通知，我们要派名同志参加当地减租减息和斗地主运动，家庭成份不太好的不要参加”。由于我的家庭成份是贫农，又是共产党员，最后就派我参加。
当时的运动应该说是非常残酷的，土改对象是地主，斗争的工具是“望蒋杆”，即乱棍打死。斗争会开始后，拉出一个地主，在背后把两个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面向南站在滑车下面，北边由两个彪形大汉开始拉滑车，直至拉到最高点，脚底下还挂个磨盘。不大会功夫，受刑的地主两只手掌就被勒得乌黑，两只胳膊也由背后扭至两肩上方，拉上去之后，地主一定要面向南。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我们家乡的南边，下边的人对着吊在上边的地主喊话，“你望见蒋介石没有？”，如果回答“没望见”，就继续吊，如果回答“望见了”，下面的人就一松手，地主重重的摔在地上，至少当场腿就断了，接着，由年轻人将地主再活活打死，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由于对地主的严厉镇压，当时地主基本上都吓的逃到敌占区烟台，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们组成还乡团，再次对革命家属进行更疯狂报复，还有一部分以后逃到了台湾。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形势有所好转，到了1947年底至1948年初，我们终于由北撤改为南回，我们又踏往回返的征途。
北撤回来的路上，每人每天发一个窝窝头，发一点点花生饼，大家都都舍不得吃，放在嘴里舔一舔，大家都这样苦，苦也就苦过来了。看到老百姓那样穷，那样饿，我们心里都很难受，通常吃了饭以后我们都主动跑去帮老百姓拉犁，牲口没了，地不种可不行。
当时老百姓对我们军队的拥护真是让人感动，如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在我们行军的路上，他们挎着篮子，里面放着各种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食品，给我们战士吃。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带个孩子，挎着半篮子的枣子，小孩眼巴巴地盯着枣子想吃一个，妇女一巴掌打在孩子的脸上，说“不准吃，这是给解放军叔叔的”。
由于长时间的战争，遍地都是伤员，有解放军、更多的是国民党军的。我们经过的地方尤其是火车站，到处拥堵着国民党的伤兵员，解放军伤兵基本都给抬回当地医院或老百姓家治疗。当地自发组织人员给伤员抬担架，很多人将自己家的门板拆下来当担架，还有人将自己家的被子拿出来，盖在伤员身上，大家都挑解放军伤员抬，精心照顾。当时有政策，优待俘虏和伤兵，实际上没有人愿意抬国民党伤兵，即使抬了也是不情愿，据说当时很多人抬着国民党伤兵的时候，大多到了没人的地方，尤其是山沟，就一下子给扔到山沟里。由此可见当地老百姓那种质朴的爱和恨是多么的鲜明。
北撤回来时，尽管没有地面战争，但危险依然很大，主要威胁是国民党的飞机。记得在北撤回来的路上，天上下着大雪，因为白天不敢行军，只要天一亮，太阳一出来，国民党飞机就来了，一来就是几十架，在头顶上嗡嗡响，见到行军的部队就轰炸。因此，我们行军都是在下午五点多钟开始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时休息，整个人的生物钟都是倒的。
夜晚行军又冷又困，异常疲倦，没有光线，看不见路，尤其是下雪天，脚底打滑，平路还好，遇到爬山就非常危险了。跟着队伍，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知道不能掉队。
我是跟在一个叫宋鼎的同志后面，他个子很大，很有力气，也很照顾我，当年我们在滕县解放时就认识，他还教会了我骑自行车。有时我困了，就拉着他的皮带，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上山的时候，也是拉着他的皮带往山上爬，即便这样，还是有几次掉到山沟里。
有一次，我掉到一个很深的山沟里，大概有三、四十米深，下去好几个同志去找我，因为是夜里，不敢点火，更不敢打电筒，大家好不容易把我拉回到队伍里。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大家互相帮助，硬是没让一个人掉队。
有好多女同志因为体质不好或有孩子，安置到老百姓家里，后来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所以，我就怕掉队，有的女同志怕跑不动，就把棉衣、棉裤脱下来轻装上阵，是棉被的也把棉花扒下来，就留个小夹被。晚上冷的时候，大家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到哪也没有床。解放区的老百姓都很好，给我们睡觉的地方铺上草，我们就挤在一起睡。由于是下雪天，一觉起来，鞋子被冻成冰块块，割得脚上直淌血，走俩里路后冻才能化，脚也才能逐渐暖和起来。
北撤回来经宾海、胶东回鲁南，几个月时间，天天如此。国民党飞机天天扔炸弹，经常炸得我们眼都睁不开。有一次，听说飞机来了，我们都趴在地下，我看到有一个小庙，心想上小土地庙里躲一躲，结果一个炸弹扔下来，小土庙被炸飞了。我离小土庙不远，差点把我给炸死了，吓得我神经错乱，年把时间神经都不正常。
北撤回来后，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悲惨、凄凉的景象，处处都能看到尸骨,简直惨不忍睹，我们在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歌：
太阳出来了，哎嗨哎嗨吆，
家乡变成战场，变成战场。
同胞被残杀
房屋被烧光
男女老少都遭殃
反动军和鬼子一样
今天呀我们要起来保卫家乡
一起拿起自卫的刀枪
要把反动派打出去，打出去
莫悲伤
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
老百姓要求自由解放
永远跳出灾难的火坑
。。。。。。
北撤回来后，我又找到最初工作的银行，见到原行长任志明，再次跟着任行长工作。
那时银行也多了，每个县都有一、两个办事处；银行业务也发展了，办了一个印钞厂，解放区内部流通的票子自己也能印了。上海一个厂长姓刁叫刁新如，他带着老婆和孩子连同印刷机器一起都弄到解放区。我后来查阅到刁新如，原在八路军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工作。1943年秋天，北海银行总行抽调其和李维恭等人在山东省平邑县天宝山区建立鲁南印钞厂，印制盖有“鲁南”区名的北海币。1944年7月，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升格为分行。（详见中国经济网《不应忽视的红色金融文化——关于在临沂建设北海银行博物馆的初步构想》。
根据任行长的安排，我们回来后就被分配到各县去了。我先是被分配到设在沂蒙山区一个山头的印刷厂当点票员，干了几个月，就又被分配到邹县办事处，地点不是在县城，是在一个叫石祥的村子里。我被调到邹县银行后，叫我当会计股长，我说不行，我没文化哪能搞会计呀，后来领导说那就搞出纳股长吧，就干了出纳股长。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好好学习，听共产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叫在哪干就在哪干，还要干好，反正不贪污，不腐败。我参加工作以后没有什么大的丰功伟绩，但我也立过几次功，立节约功等，从来没犯过错误，从来没受过批评，倒是经常受到党组织表扬，表扬我工作踏实，忠诚、老实、可靠，这就是对我当时银行工作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