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鸿回忆闫罗同志的战斗生活(下篇)

闫庆江 发表于2017-06-16 00:02:20

五 侦查破案

    我们警卫团,集体转业至西南公安部二处工作,闫罗同志任该处工矿(调查)科长,我任本科内勤(外勤)组长。当时从战斗部队转业做公安工作,是个突然性的变动,闫科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他说战斗队变工作队就得适应,这是形势的要求,党和国家的需要,头脑要敏锐,应很快接受新鲜事物。要看到重庆的形势严峻,尚有残渣余孽,暗地里有潜伏特务,他们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破坏我们新政权,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我们要同不拿枪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加快我们的侦破工作。他领导大家加强公安警务的学习,亲自深入厂矿了解敌情,抓紧侦查破案工作,保证工矿生产的进行。

    逮捕在逃犯。1950年春节前后,二十九厂(后改101厂)保卫干事蒋某某来报告,靠近厂区的马王场,发现逃走的特务已回来过年,并带来收查到的罪证,闫科长率领我科的同志,从市内出发,连夜步行二十华里路程到达巴县,通过县政府公安局的协助,当晚核实了敌情后,科长和我们几个同志在透风草房内身盖稻草过夜。待天拂晓时,我们立即行动将龚某某等四名逃跑的罪犯逮捕归案,当地人民拍手称快。

    侦破“双黄”诬告案。三月初,西南财政部原告黄某某职员(任过旧律师),检举本部黄某某职员,解放前投靠反动派,而在解放了还在活动,利用电台同台湾敌特联系。闫科长亲自率领干事进行侦查审讯,通过该部保卫科了解被告人黄某某,没有发现其的不法行为,又密查宿舍也未发现电台的踪迹。而将被告黄某某请来询问,他很沉着,无忧无虑,表情自然。闫科长冷静思索,想到有问题,便马上传来原告黄某某,提问:“你怎样发现黄某某同敌特联系?”他答:“一天半夜,我到他门口,听见嗒嗒的发报声,又从门缝里看见他在翻密码本。”闫又问:“你是近视眼,半夜天黑能行走吗?你能从门缝里看到室内,能看到翻密码吗?你的耳朵不好使,能在门口听到发报声吗?”这时,原告黄某某默然不言,有些慌张,支支吾吾地回答:“都看到的,这本密电码是他的证据。”闫科长细致地审查其密码本,发现破烂不堪,字迹不清楚,对此怀疑,又问:“这个证据你是怎样来的呢?”他吞吞吐吐地回答:“是他发报后睡着了,我悄悄进屋从他身边拿出的。”闫科长更加觉得矛盾百出,口供是伪造的,接着严肃地责问:“你编造了事实,欺骗政府,诬告好人是犯法的。”他狡辩说:“我当过旧律师,不敢做违法的事。”闫科长揭穿他画皮,反驳道:“正因为你做过反动律师,有阴谋诡计,才敢诬告人。”这一回击,就击中了要害,他急得浑身发抖,坐卧不安,头发直竖,满面出汗。闫科长立即警告他:“你的口供,与事实完全不符,不实事求是,犯了法就要认罪,坦白从宽。坚持作恶要从严。”原告黄某某,在党的政策的威力下,如实供出了他的诬告罪,坦白交代说:“我看到上级很重视黄某某,对我完全不信任,我不服气,开始对他不满,而后产生诬告的犯罪念头,就将我过去做律师用过的旧电码本,作为他向台湾发报的罪证,就向公安部门检举,编造诬告事实,想这一下,就会把他抓起来,达到我整掉他的目的,这就是我诬告黄的罪行。”随即在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将罪犯黄某某逮捕入狱,经过审讯核实,被判处徒刑三年。之后闫科长将被诬告者黄某某请来,如实地告诉他被诬告陷害的事实:“我们已将罪犯黄某某逮捕判刑。你奉公守法,应受到表扬,人民政府不冤枉好人。”最后被陷害者黄某某很受感动,感到政府为他伸了冤,这辈子不会忘了政府的恩,今后只有努力工作进行报答。

    侦破豫丰纱厂反革命破坏案。解放前夕该厂的特务头子何荣辉外逃潜伏。解放初期他同厂里潜伏的特务余承实等勾结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煽动工人罢工,围攻军事代表,大肆攻击诽谤。之后这伙反革命分子,又相互勾结,破坏厂内的重要机器,造成停产,带来严重损失。潜伏特务窃取工会主席要职,把炸药放在动力车间木箱内,妄图炸毁动力车间,密谋暗杀军事代表,反革命气焰很嚣张。四月初我们得到消息后,闫科长率领科内同志,长期住厂内,同厂保卫科一道,对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侦查。在侦查工作中,他和几位同志深入车间,同老工人打成一片,了解所发生的反革命破坏重要情况,通过与工人摆谈,弄清煽动罢工、破坏机器、妄图炸毁动力车间、暗杀军代表的主犯。把潜伏在厂内的几个罪犯逐一逮捕归案,对逃往外地潜伏的主犯何荣辉,派员前往逮捕归案。这时把主要力量放在对罪犯的审讯上。闫罗科长在七、八月的高温酷暑里,亲自对罪犯进行审讯,有时坚持在夜间12点,还不休息。通过较长时间的政策攻心,又展示出确凿的罪证,何荣辉,余承实等首犯和主犯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这时,闫科长布置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请来几个画家,将敌特全部破坏活动和犯罪事实,画成百余幅大型漫画公之于众。中央双十指示下达后,审结工作一切就绪,于11月初,在豫丰纱厂召开了公判大会,通过当场群众揭发,依照法律的程序,市法院将首犯何荣辉、余承实等十名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全市后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

侦破101钢铁厂反革命破坏活动案。这个厂敌特严重,解放前的头一天,敌特用炸药炸毁了该厂的生产锅炉。解放后,潜伏的特务任在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12月份,西南公安部二处接到报告,该厂出了重大事故。闫科长根据处长的指示,马上率领几个同事奔赴该厂,协助市公安局,配合厂保卫处开展了侦察工作。这段时间,他深入到车间科室,了解反革命的一切破坏活动,同市局、厂保卫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敌情和继续深入侦破的方法,进一步依靠职工群众,开座谈会,上门访问,废寝忘食,艰苦作战,力争尽快弄清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时,他的身体消瘦了,李俊成处长让他休息,他仍坚持战斗,开展紧张的工作,大力加强内查外调,终于弄清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及其罪行。通过上级批准,逮捕了十余个反革命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反革命罪犯对其破坏活动供认不讳。而后市公安局向市法院提出公诉,1951年“五一”前后,市法院在101厂召开公判大会,将十三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全厂职工热烈欢呼,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的好,为人民群众清除了一大隐患,严惩了反革命,保障了生产顺利进行,保卫了职工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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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公安部二处部分干部合影闫罗(二排左一)1954,1

六 尊上爱下

    闫罗同志对上级领导很尊重,对下级干部也非常爱护,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转业到西南公安部二处工作,对部、处长都很尊重,对其指示都能认真执行,有问题及时地请示报告。有意见都能在一定的会议上,善意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恰当的批评。特别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运动开始时,同志们对李处长官僚主义作风等提出不少意见,有的对非原则问题纠缠不休,民主气氛非常浓,风吹得大,当时李处长心情很沉重。这时,闫科长从关怀和爱护领导出发,通过与李处长交换意见的方式疏通情况,使其正确地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又以一定的形式,引导同志们实事求是,正确地对待领导,保证运动健康地进行。尤其是闫科长在全处的干警会上和西南公安部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分别对李处长的官僚主义作风,直言不讳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帮助提高思想和改正错误。同时,又对李处长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持正确态度的判断。他讲:“李处长就是有点官僚主义作风,其他问题没有,他工作有魄力,积极负责,敢于承担责任!领导二处工作有成绩!”我们听了很受启发。李处长在发言中诚恳地说:“闫罗同志的意见是一针见血,提得很好,我完全接受,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们党内就是要这样的批评,党的事业才能前进!”最后,周兴部长在总结时讲道:“闫罗同志提意见直截了当,能大胆地开展批评,并且一针见血,能帮助领导同志认识改正错误,这才是真正的爱护和尊重领导,这样很好嘛!我党的队伍就会增强战斗力。”在大区撤销时对闫罗同志进行鉴定,周兴部长说:“闫罗同志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工作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的,在二处工作是有成绩的,必须肯定!”

    闫罗同志对下级干部也是非常关怀的,着重从政治上加强教育。我转业到西南公安部二处工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闫科长严肃而耐心的帮助,在会上批评道:“你的思想要进步,人不想进步就要落后,思想转不过弯来,要认真学习,看看《论共产党员修养》、《联共党史》上的唯物辩证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了这些书,再仔细地想想,对什么问题也就想开了。”过了几天,闫科长把我叫到他宿舍讲道:“你的思想应该积极上进点,为革命牺牲了不少同志,现在能享受什么呢?受伤致残的又能怎样呢?我在抗日的一次战斗中,鬼子冲上来对我们进行扫射,不少同志倒下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手脚就是那次受的重伤,当时我掩护在已牺牲的同志的血衣下,才有今天啊!在艰苦的环境里,我隐藏在老乡家养伤,心里很烦恼,就在湖边散步,听到了东方红的乐曲,想到有我们毛主席的领导,前途是光明的,思想马上高兴起来。现在解放了,条件这么好,还有什么想不通呀?”

    对于两次谈话,我认真进行了思考,又抽时间读了上述几本理论书籍,思想开始转变,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私心杂念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坚决进行克服,努力做好工作。

    闫罗同志有民主作风,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当时在我们科工作的邓某同志,工作有能力又爱学习,就是喜欢在科务会给科长提意见,大家有时对他很有看法。可是闫科长却非常欢迎他提意见,认为提意见是好事,能帮助我们克服缺点,防止犯错误,我们不能只听赞扬的话。同时,对邓某同志,进行帮助教育,注重提高工作能力,放手让他大胆的工作,经过较长的时间培养,直到他能独立工作时,就调到企业保卫科去工作了。邓某同志在临别时,高兴地说:“闫科长有民主作风,对不同的意见能听进去,又会使用干部,真是个好的领导。”

    闫罗同志对干部生活困难总能帮助解决。五一年春节后,我出差不在科里,可是遇到我爱人分娩,他亲自关怀照顾,出院后派通讯员进行帮助做点杂事,他有空时也不断来室内看望,并嘘寒问暖,有时还抱抱月内的小孩子玩玩,我回科看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后,心中非常温暖。他对科内几个老同志的婚姻都很关心,通过各方面的工作,进行牵线搭桥,在大区撤销前后,这些同志的婚姻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有闫科长这样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在干部中有崇高威信,党组织机构调整时,大部分干部不想离开他,要求留在本科,继续在他领导下工作。

七 廉洁奉公

    闫罗同志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中,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都使人敬佩。在部队任团级干部时,上级发什么服装,就穿什么服装,发什么被褥床单他就铺什么被单,从未另外做过新衣服穿,也未添置什么新被床单,生活非常俭朴。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论在部队机关还是战斗团,都坚持带头出早操。坚持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事向党小组长支部书记请假。在党员干部中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转业到西南公安部二处工作,闫罗同志继续发扬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身穿褪色的中山装,五零年元旦穿上蓝色粗呢料服装,过节后就放起来,平时不舍得再穿。卧室陈设很简单,没有沙发和靠椅,只有一桌一凳、一副双人床,床上铺着旧床单,放着浅蓝色的被褥,不吃烟,不吃酒,不吃茶,有客无客就是白开水一杯。有时出差,赶不上公共汽车就步行几十华里到达目的地。倘若误了吃饭,就到小饭店吃碗小面和馒头充饥,艰苦奋斗的作风对科内同志有很多影响,大家对他非常敬仰。1951年冬闫科长到北京开会,李处长怕受寒冷,叫刘管理员给他买了件皮大衣,他一面感谢领导的关怀,一面又将80元的大衣款照数付给管理员。闫罗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在科务会上检查领导带头作用时说:“进城以后艰苦的思想减退了,不想走路,出门就想坐车,伙食总想开好点,忘了战争年代吃粗粮、喝菜汤的生活。这些方面总是往高处比,不去想群众现在的生活还很苦寒,这是资产阶级在侵蚀我们肌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克服,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科里同志听了很受教育,从生活上严格约束自己。

我们从1951年以后,月薪都有新增加,经济上稍好点,但闫科长仍是省吃俭用,把节省下的钱支援处里干部,帮助解决其临时困难。就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在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也被其用于交被剥夺党员资格的党费和支援农村的建设,而顾不得治疗自己的疾病。这种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间。

八 热情相会

    由于闫罗同志一贯平易近人,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所以干部也很尊敬和爱护他。就是调往别处工作的同志,仍是惦记着他。1952年11月,我调至西南化工局保卫科工作,这时他工作繁忙而患重病,经住院治好后出院,我去看望他,他热情关怀地问:“你的工作还好吗?”我高兴地说:“工作还好,没有出什么问题。”他的双眼盯着我很认真地说:“工作要作出成绩,要尊重领导同志,虚心向他人学习,注意团结同志,做事要谨慎呀!”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作为我工作的座右铭。

    1954年冬,我调到云南公安厅二处五科工作。这时闫罗处长也调至云南锡业公司任经理。当他来到昆明时,我同刘瑞华格外高兴,并迅速到招待所看他。看到我们来了,他高兴地招呼我们坐下,又给倒开水,削水果,问了我们的身体好,热情交谈,叙述常情,并给我俩说:“你们年轻,好学肯钻,有一定工作能力,是可以胜任的。”又给我俩敲警钟:“必须政治上求进步,一定要认真学习,听从领导的话,有意见要善意提出。”我们也洗耳恭听,牢记在心。天晚了,我俩要走了,闫处长把我们送出门口,一一握手告别。闫处长将要离开昆明前,我又同爱人陈奋英同志前去看望他。见到陈奋英来了,他十分高兴,问了她的身体和工作,又问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他那种热爱孩子的深情,涌上心头来,便责怪道:“你们为什么不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看看呢?”我很快解释说:“托儿所不准假,没有让接出来。”听了后他和沈英同志便欢笑地说:“只有下次再见她们了。”闫处长把话题转过来对陈奋英讲:“你要保护身体,工作不要太劳累了,还要照顾好孩子,今后有什么事多通信吧!”夕阳西下,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们向闫处长、沈英同志告别:“我们要走了。”分别时他俩向我们热情地招手,笑容满面地说:“再见吧!”我高兴地说:“闫处长你俩休息吧!以后我出差到个旧时,咱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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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鸿全家福(60年代)

    万万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一年。在这段历程中,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85年9月闫罗厅长,来到重庆旅游,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平时想念的老首长,而今又可以见面了。我急忙同过去在西南公安部二处工作的徐保、沈世清同志赶往西南政法学院,刘泽贵同志在接待他,我看到闫厅长后,就加快步伐走上前去同他握手,这时我看到虽然被四人帮折磨过,但其身体恢复的较好,豪情满怀,精神焕发,英姿不减当年,把我思想上的忧虑都冲走了,他非常喜悦的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热情而关怀地说:“你的身体很好嘛!”我很高兴地回应:“闫厅长,你的身体好吧?”这时厅长欲想去看看我全家人,急忙对我说:“你后天找个车子,到大坪市委招待所拉我,想到你家看看。”听了以后我满口答应道:“正盼着这天的来到,欢迎厅长到我家玩玩,后天下午两点钟来接厅长。”回到家后,我马上通知在渝的孩子们回来,第三天下午一点半,乘小汽车到招待所把厅长接到我家,他进门后就问:“陈奋英同志出去了吗?”我马上解释她到成都女儿家没回来,立即招呼厅长在客厅坐下,开始摆谈共叙思念之情,议论中怕引起厅长思想不悦,很谨慎地说:“闫厅长你的身体很好,这几年你到医院检查过吧?”厅长极其愉快地说:“你放心吧,经医生检查各方面都很正常,血压、心脏、脑神经都好,我的身体很不错啊!”我也微笑着说:“身体好就是幸福,晚年生活就过得愉快!”这时厅长转过头来关心起我的工作来:“你还在位,应做好大渡口区的政协工作,要关心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化作出贡献!”大概摆谈了一个钟头,他看了下手表说:“我要赶回招待所了,四点钟还要开会。”相见一次来之不易,饭菜凑合好了,我想方设法地留他吃顿便饭,却被谢绝了,拦都拦不住马上要走,于是我急忙下楼在院内选了个风景好的地方,把外甥、女婿叫来,同厅长合了影,临出大门时他惋惜地说:“没有见到陈奋英同志很遗憾呀!”我安慰道:“我们以后到昆明去看望你,不是就见到她了嘛!”这时我陪厅长乘小车到大坪招待所,我们下车后,看到过去在警卫团任保卫干事的任林同志早在等候。大家会面后非常激动,互相问候,滔滔不绝地谈了一阵,我们三人同闫厅长最后一次合影留念,而又同他一一握手。闫罗同志向我们热情地告别,高兴地说:“欢迎同志们来昆明,观赏美好的风光。”

    我在闫罗同志直接领导下,共同工作、一起战斗整整三年零四个月,他在实践中对我的教育和影响甚深。今年8月闫罗同志不幸去世了,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廉洁奉公、高风亮节的品德,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化、奔向小康作出奉献!敬爱的领导、教诲的良师闫罗同志,安息吧!

1995年12月31日,写于广东省珠海市女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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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友重逢留念1985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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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炳鸿全家福(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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