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 年 的 革 命 生 涯
（二）难忘的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初期）
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坚持继续革命，不退化变质。
1、五十年代初期
1950年初，我的左掖下患淋巴结脓肿，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了40多天。出院后被告之去“土布交易所”干会计。“土布交易所”设在济阳大街，慈灯寺院内（现济宁食品厂地址），所主任是邢义廉同志，出纳员是田锡英、田锡芸、张新亭同志，还有雇佣的几个量布工人。这里直接开票收费，每天都要审核单据，核对钱数，比以前忙些。但这里同志之间团结，工作比较顺手，邢义廉同志把我看成小弟弟，无防范之心，所以相处的比较好。
1950年11月，又把我调到“坝口粮食交易所”当会计。所主任是刘中裕同志。“坝口粮食交易所”管理性较强，下设四个分所。第一分所是原私人粮行“人和”改建而成，主任是赵希荣同志；第二分所是由原私人粮行“德和”、“纯纪”合并而成，主任是宋维宽同志；第三分所是由原私人粮行“四明”、“三和”、“宝兴”合并而成，主任是孙宪奎同志；第四分所是由原私人粮行“瑞和公”、“豫太和”、“德兴永”合并而成，所主任是王德明同志。从业人员六百余人。分所会计负责开票、收费、向银行存款，向我报账。我只负责发票据、收存根、审查收费凭证、记银行账，同时管小伙食费，代卖印花税票。这里工作比较条理，不算多忙，有空我就学习。当时市文化馆内有图书馆，借书甚方便，我办了个借书证，经常去借书。这期间，我学习的书大体分三类：其一是政治书籍，我重点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如《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学习了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修养》。其二是历史、哲学，学习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两千年间》。学习了胡绳的一些哲学著作。其三是文学作品，其中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
这一段时间看书和学习几乎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通过学习，增长了许多知识。
“坝口”粮行历史悠久，背景复杂，里面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恶霸等。为了抗拒人民政府对粮行的改造，他们于1949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双十节）煽动500多名不明真相的工人，架着市工商局派往坝口粮行的干部程彬同志在市区游行示威，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一事件经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妥善处理，当天即告平息。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中央决定于195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当时党、政、军集中力量对土匪、特务、恶霸进行清剿、搜捕，快速审判，执行枪决。1951年夏季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形成高潮。全国各地杀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后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杀了60万）。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人民生活迅速安定。社会上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对“抗美援朝”也起到了稳定后方的作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有人检举所主任刘中裕囤积粮食，放高利贷。局长于小堂要我观察此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刘中裕同志存有放债的字据。当时的我非常幼稚和单纯，容不得一点非分之事。就将此事给局长讲了。不久，领导开始对他进行审查，审查结果不得而知。但，一年后放出来，他病了，后又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不知所以然的味道。论公是对的，论私就不应该了，刘主任对我还是不错的。
1951年11月间，滕县专署人事科来调令，调我去专署另行分配工作。交待完工作以后又在局里做了一段临时工作，到12月底才去市政府人事科报到，转信时，人事科长刘学奎同志同我商量是否愿意留在人事科工作，我表示服从安排，因此未去专署人事科报到，而在市人事科做干部统计工作。1952年夏季明确为干部科员，1953年定级时，定为行政22级。
当时人事科还负责监察工作，刘学奎兼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专职监察员是吕中元同志，后又增加了副科长一名：尹福堂，陈干庭。当时人事科还没有建立档案，干部材料、文书资料都乱放在一个橱子里，我逐一进行了清理。当时办公费用很少，我用报纸糊了一批档案袋和卷宗，将干部材料按人装入档案，将上级来文和学习资料分类装入卷宗。可以说，济宁市（现市中区）的人事档案是由我亲手建立的。
1951年底，中央决定在国家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企事业单位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一些贪污盗窃分子都很快落入法网。市政府机关的“三分运动”是由秘书长郑洪章同志领导的，财政科的郭慕秋、人事科的我具体办事。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很快就抓出了四个贪污犯，其中有人事科的吕中元贪污干部福利费800余元。有财政科的经费会计王树声，农税会计李珍。他们俩都贪污近3000元，还有办公室事务会计梁某。王、李二人都法办了。这场运动的效应是：迅速克服了党、政、军、企、事业中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使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952年秋天，市直机关建立了“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校址在翰林街北首，校长由宣传部长展新兼任，副校长是孙又盘。我报名参加学习。由于不会笔算，数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补习的，文史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补习的。每天早晨上班前学习两个小时。到1958年春天止，前后学习了六个年头，文史、地理、常识学完高中课程，数学学完初中课程。1958年秋搞“大跃进”，整天忙，学校也就暂停了。就个人而言，补习文化始终未断。为适应工作需要，我学习了语法、修饰、历史、哲学，使自己的文化水平达到了“大专”水平。
1953年3月，共青团召开全市团员大会，我被选为代表（当时我任市政府共青团总支部书记），在大会上，我被选为共青团济宁市委执行委员。
1953年，干部工资方案出台。方案是参照国民党政府的工资制度制定的，共30个等级。当时我是科员定为22级。55年提升一级，56年提升一级，达到行政20级。直到1963年才升到19级，离休时晋升到17级。
1953年3月间的一个下午，副市长杨海岩、财委主任李敬堂、人事科长刘学奎等领导同志外出春游，回来后，刘科长对我讲：他们去劳改队时见到邢义廉了。我问他，说话了吗？刘说邢见到他们就躲开了（邢是51年“三反”高潮时法办的）。我趁机说：“邢义廉同志是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我党出过力，错误不是多严重，请你给市委汇报一下，可否放他出来。”刘科长说可以考虑。大约十天左右，刘科长从市委开会回来对我讲：“市委同意释放邢义廉，分配工作。你给魏仰全队长打个电话，传达市委意见，请他放人。”我立即向劳改队要电话，找到魏队长传达市委意见。魏在电话里当即表示双手赞成，并说要办一些手续，办完就放。魏问我叫邢义廉找谁？我说叫他来找我。大约过了20天左右，邢义廉拿着介绍信来找我。我问了一下劳改队的情况，他一一作了回答。我问他是否还愿意回工商局？他表示不愿意回去，要求我找个不大见人的地方工作。我叫他到市粮食局赵庄粮库当保管员。当时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事情顺利结束啦。谁知不然，事情还在后头呢！不久，邢义廉来找我，问党的关系之事。我说：当时没说这事，等我问问吧。我到市纪委找杜来臣书记问邢义廉的党籍如何恢复？杜说得和市法院联系，他们办了免于刑事处分才能研究。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办的是提前释放手续。此后我又找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吴彬同志，请他们解决免于刑事处分之事。吴答应办，但一拖再拖，一直没能解决。直到1978年刘希贤同志任市检察院检察长时才给邢义廉办了免于起诉的手续。事有凑巧，不久，刘希贤同志又调到市工商局任副局长主持局里工作，又由他主持给邢义廉办了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原薪的工作。邢义廉的事虽然先后办了27年之久，但始终都是我替办的。我对邢是负责到底的。没有我替他操心，他一家不会有今天！
（二）难忘的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中期 )
2、五十年代中期
1954年5月，中共济宁市委已通知我去共青团济宁市委任组织部长、中共济宁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时，党中央决定从工农干部中选拔一批青年人到大专院校去深造，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我求知欲望高，一心想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对当官的欲望反而不高，因此，我向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学奎同志提出上大学的要求。领导上同意了我的要求，没有去团市委报到，在人事科边工作边学习，等待秋后去上大学。7月接到通知，让我去市委做审查干部工作。我去后与王明岭同志一起组建中共济宁市委审查干部办公室。
1954年11月，济宁地、市委决定，要我去北京调查市委书记徐维新未婚妻孙沏的情况和王靖、徐固等人的历史问题。对此任务，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到北京一游是难得的机会；紧张的是对调查问题很不内行，完不成任务不好交代。不管如何，只好硬着头皮去走一趟。到北京后，住在东单北京市委招待所（张学良的公馆）。在北京十多天，跑了十几个部、委、办等单位，顺利完成了任务。在星期天，第一次游览了故宫，看了传说中的金銮殿及许多珍宝。从北京到天津，在天津市交际处门外，巧遇达赖喇嘛和班禅两位活佛到天津访问，真是三生有幸。
1955年春天，经中共济宁地委批准，任命我为“中共济宁市委审干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市委副书记刘学奎同志兼任审干委员会主任。从1954年9月至1958年底，分三批先后对上至市委书记、市长，下至小学教员、企业营业员等上千名干部进行了审查，对有问题的干部做出了审查结论，写出了数百份审查报告，经市委常委批准入档。历史证明，我们做的结论，无一错案。这说明，我领导的审干办公室对工作是高度负责的。
3、五十年代末期
1958年7月间，济宁市、济宁县、嘉祥县三县市合并为济宁市后，市委办公室清理文书档案时，从原济宁县的档案中发现了我于1956年秋天向省委写的一封人民来信。此信是向省委反映高级社后，农民收入减少之事。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市委组织部长张在正借题发挥，多次向市委提出我写的信有严重错误（据丁久恩同志说）。在原市委领导不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市委机关干部批判我，并停止了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搞大字报围攻。有的人说是“右派”言论，有的人说是攻击“合作化”运动。一批就是三个月。
鉴于当时领导头脑发热，不讲是非，硬顶是无益的，我只有借检讨为名，公布了信的全文，让群众明白真相。尽管张在正居心不良，总因为我平时谨慎，无有大错，加之我写的信正大光明，不是问题，而不了了之。1959年新年过后，市委组织工作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宣布我参加整社团并委任为工作组长，去接庄公社接庄大队整社。不久又宣布我为接庄管理区党总支部书记。1959年的春天是个苦难的春天，“五风”刮过后，人无口粮畜无草料。我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郑宝良、郑元干、郑宝柱等，一起深入群众，摸清底子，采取按人定量、特殊补助等措施，保证了将国库的有限粮食用之得当。接庄大队一万多人口，无一人饿死，还保证了春耕春种。但耕牛大批死亡了，大伤了生产元气。
1959年6月，省委通知，将下派到生产队的干部全部调回。其他同志陆续调回，唯有我不见通知。公社书记李延彬曾问我，可否留在公社？由于不太懂农村工作，我不想留下，后来见到王明岭同志，我让他替我问问工作安排意向。9月间接到回市的通知，回来后，被分配到济宁炼油机修厂任副厂长，接替韦友信同志的工作。该厂无正职，我主持生产、行政工作。厂党支部书记是李因启同志。李因启同志是军队转业干部，正营职，人品可以。当时该厂无正式产品，靠加工维修维持生计，有时发工资都困难。为了给工厂找生产出路，我多次找市长魏学瞬和工业局长王静同志汇报情况，要求有个方向性产品。市长问干什么好，我提议干力车配件。他说还可以搞缝纫机。商量结果，两样都干。1959年底，市政府决定把原“永顺铁厂”的厂址给我们（在济宁市大闸口南岸），并把东兴车具厂、铜铁日用品厂合并给我们，改为济宁车具厂。市财政拨给八万元的技术改造资金。市委公布的厂级领导班子是：党支部书记李因启、我任厂长、李振薛同志任副厂长、袁继太为工会主席。厂部下设：生产计划课（包括技术），副课长陈宝山、李宏祥、王维乾；财务课，副课长付清溪；供销课，副课长冯文启、胡甫臣；总务课长郭文涛；机工车间主任王文瑞；钳工车间主任张树德；铸工车间主任朱凤喜、孟宪富；锻工车间主任朱克学；电镀车间主任王某某。
生产力车配件要有专用设备，而购置专用设备又无资金，只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土法上马”的精神，自己设计、制造。经过半年的努力，购置和制造了各种设备20余台（套）。建起了力车辐条生产线；车碗、车档、花鼓筒生产线；渗碳反射炉等，基本上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使生产走向正规化。由于生产方向正确，产品由五金交电公司包销。1962年整顿企业时，大批工厂下马，而车具厂反而扩大，将原轴承厂、冶金机械厂合并到车具厂。现在，该厂已发展成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济宁车轮厂。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既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使企业有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