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这个节日的时候，我都想起我的父亲，都有一种想写一写父亲的冲动。但是，一直也没有写。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始终没写，可写的愿望始终存在。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60周年，父亲是长江支队的一员，为了纪念长江支队南下60周年，也为了纪念父亲，我决定在这个父亲节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和成千上万与他相同的人一样，曾经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在建设新中国的年代里不遗余力，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我的面前放着一份《干部履历表》，那是父亲生前填写的最后一份履历表。我默默地读着，一遍又一遍，很多以前并不清楚的历史变得清晰起来。
父亲名刘晋华，曾用名刘光，山西省长治县辛呈村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1938年5月入党，从那时起，一直到1949年3月南下之前，他历任长治县工人救国会政治指导员，河南省林县分委宣传部长，晋豫区党委供给科股长，山西阳北县委会宣传部长，绛县抗日政府财政科长，绛县第三区公所区长和第四区公所区长，绛县县政府司法科长等职。那时的父亲，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打鬼子勇敢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很多很多年以前，母亲就给我们讲过父亲打仗的故事，直听得我和弟弟们热血沸腾。在山西绛县第三区公所当区长时，因为条件极其艰苦，父亲的身上生了疮，裤腰带都系不上，行军打仗他是一手提裤子一手提枪，照样冲锋陷阵打胜仗。那时候，父亲的名声在当地极响，就是因为他能打仗；鬼子听到他的名字就心惊胆颤，悬赏抓他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刘光，......手枪把子系绿绸子......有通报者，赏......。”母亲说，父亲喜欢绿颜色，别人在枪把上系红绸子，他却系块绿绸子，倒变成识别他的标记了。三区的工作开展得好，组织上又把他派到更加艰苦的四区......母亲前不久还说起这事：你爸，哪里最苦他一定在哪里。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当地的人民和当年与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还深深怀念着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那场浩劫中，父亲被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到了“牛棚”里，“造反派”到当地去“外调”，企图找到父亲的什么历史问题；没想到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好话：勇敢、坚定、功臣等等词语都是他们所不愿意听到的。特别是有一个人（母亲说过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一听到父亲的名字就放声痛哭起来，外调人员心中窃喜，觉得这回可算找到“怨家债主”了，没想到这人哭过之后说了句“刘区长，我可找到你了！你让我想得好苦啊！”原来这人是当年区公所的炊事员，和父亲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给外调人员讲述的是父亲英勇战斗的事迹，这些人回到福建之后对父亲说：想不到你这个“走资派”还是个英雄呢！
“1949年3月3月到1949年9月，南下途中”。履历表中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查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四大队史》才知道，父亲当时任长江支队四大队直属队战工队长。战工队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的理解，与后勤有关、与伤病员有关，或者与宣传有关。我曾经问过母亲，记不记得父亲究竟是哪一天走的，她说不记得具体日子，只记得是3月份，他回了一趟家；当时父亲只有我一个孩子，爷爷怕他在南下途中“光荣”了，就把我姑姑的一个儿子过继到他的名下。和家人告别之后，父亲就走了。从《四大队史》中知道，直属中队人员于1949年3月上旬在太岳二专区住地山西翼城县北冶村集中，11日启程，徒步行军经沁水、高平两县，15日到达长治市，在长治经过4天学习、休整检查和调整补充，19日出发，经潞城、黎城、东阳关，行军两天，到达涉县后改乘小火车，按照区党委要求于3月22日赶到河北省武安县集中。父亲和长江支队数千战友就是从那里出发，克服千难万险，行程6000余里，历时半年多，到达福建。
履历表中，南下以后的填写是我比较熟悉和了解的：福建闽侯专署民政科长、福建古田水力发电站党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工业厅地质处处长，福建省地质局副局长。父亲的这个任职经历，完全符合长江支队到达福建之后的任务和工作进程：各地、县的主要党政干部任命之后，长江支队各大队及中队建制随之撤销，这些“南下干部”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接管、支前、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随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又从其中陆续抽调了一些干部到各地建设的最前沿去支援那些地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闽侯专署调到了正在建设的古田水力发电站......。
从杀敌战场到建设战线，父亲这个“门外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他虚心向知识分子和专家求教，很多年，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中度过。我还记得他向一个姓范的技术人员学习数学，代数、几何、高数，常听他说“我去上课了”。父亲的好学在单位里有口皆碑，一位现在年逾九十的王姓地质工程师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刘晋华既然进到地质行业来当领导，如不学习地质，势必空对空，况且他为人肯学习，对地质不论大小事件都要问到底，因此他很快就进入状态......。”
父亲是个严肃甚至近于严厉的人，但在我心里，他是个慈父。
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常常是早出晚归，在家里看见他的时候很少很少，但在我人生中的许多阶段，都留有父亲的印记。
很小的时候，一次周末过后父亲送我去托儿所（这样的时候几乎就这一次），路上他问我，带这些零食准备怎么吃，我说分给小朋友（其实不是我高尚，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吃的东西，阿姨都要让大家排排坐，由这个小朋友依次给大家分，同时大家还唱“排排坐，吃果果，托儿所里朋友多”），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这就对了，和小朋友要团结友爱。
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到外地出差常常给我带书回来，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是我上二年级时，父亲到北京开会，给我买了两本书：《北京儿童歌谣》和童话《绿野仙踪》，我爱不释手，读了又读，至今童谣里好几首儿歌我还背的滚瓜烂熟，而《绿野仙踪》里的多罗西、稻草人等等也记忆犹新。我喜欢在用过的算术本子背面画画，每一页都画的满满的，父亲看了说好，鼓励我好好画，可惜我没有在这方面好好发展。
我上了初中，那时候的我已经过了读童话故事的年龄，常常是父亲在看什么书，他出了门我就翻出他的书来看，一些外国名著和鲁迅的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有一次和父亲聊天，父亲问我想要什么书，我说我想要一套《鲁迅全集》，父亲答应了。但是那时这书不好买，父亲是碰见一集买一集，他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的《鲁迅全集》一直也不完整。
初中毕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了长治，在那里大约半年时间，期间我在长治一中读高一，寒假又随母亲回了福州。原来上的福州一中（最好的中学）是进不去了，按照教育厅的要求必须“就近入学”。有人让父亲去找福州高级中学（也是好学校）的党委书记走走门子，因为那是熟人，但父亲拒绝了。当时我在阳台上，听到屋子里父亲说：不，不能这样。学习好坏主要在自己，和学校无关。如果她有志气，在哪里都一样考上大学。当时听了心里还委屈得很，觉得父亲一点儿也不为我着想。后来我就近入学上了福州十中。当时十中是郊区学校，生源多是农民子弟，教学质量在福州市得倒着数，高考录取率极低。但是，父亲是对的。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从十中考到了北京大学。对此父亲非常欣慰。离开福州到北京上学，父亲把他心爱的箫送给了我，那箫跟着他南征北战，从山西带到福建，我早已经耳濡目染学会了吹《紫竹调》、《满江红》等曲子，现在父亲把它给了我，我真是欣喜若狂。
父亲常常给我写信，信末署名“刘晋华”，我明白，他是拿我当大人对待，他平等地和我谈论学习问题，谈论北京的一切。1967年初我“串联”到福州，在家里父亲问我的学习情况，他问我专业德语学得怎样，让我说几句给他听听。其实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学什么东西，我给他背了德文的“老三段”，还有几句那位副XX的“再版前言”，父亲忧虑地说，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你们能学到什么本事啊！
......
父亲的生命终止在六十岁，是那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
一个“为刘晋华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在父亲去世九年之后（1980年）发了下来：“xxxx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对原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晋华同志进行批斗审查是错误的。强加给刘晋华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所形成的材料按规定处理，散失在外的一律作废，为刘晋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平凡得和每一个长江支队的队员、每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一样；父亲的一生也很伟大，伟大得和每一个长江支队的队员、每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一样。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我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