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淮海(文/张震)

平江长寿 发表于2017-08-22 18:23:31

在我军突入济南内城时,司令部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徐州之敌不会再行北援。粟裕代司令员便立即同我们研究,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的问题。他的想法是:

一、经徐州以东地区南下,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亦便于尔后从苏中南渡长江,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渡江任务。

二、经徐州以西重返中原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

当时,多数同志倾向于出徐州以东地区。据此,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于1948年9月24日向军委发电,提出:“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电还提出了战役的阶段划分、兵力使用与主要歼击目标等。

这是淮海战役建议的首次提出与最初设想。第二天,就得到了中野首长的同意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估计敌黄百韬兵团即将回到新安镇地区,因此你们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10月9日,我们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与部署。根据情况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案可选:一是“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分割包围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兵力打援。与会同志多倾向于第二方案,并分析了战场情况发展的五种可能性。10月12日,我们将讨论的意见综合上报了军委。

就在我们研究和上报作战方案期间,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又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等地之敌;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淮阴、淮安)方面作战。并要求我们采用“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在战役各阶段均以一半以上兵力担负箝制与打援。电报还提出: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配合华野在徐州方面的作战。此电即后来载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著名的《关于淮海战役的

作战方针》。

3天后,军委和毛主席再次对歼黄打援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了战役首战的基本打法,特别强调要促使敌人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我军意在夺取徐州,而不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徐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的威胁,则很难赴援。当夜,粟总召集我们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从各方迫近徐州,造成会攻徐州的态势,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顺利围歼敌军的部署。10月23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以10个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并箝制运河车站东西地区的李弥兵团,3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促使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在徐州东北形成攻击态势,使徐敌不能大胆东援。另外,3纵、两广纵队等部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地区的敌军。

为配合华野在徐州以东的战役行动,陈毅、邓小平依据军委指示,率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与开封,并继续东进。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曾考虑:要中野主力向南集结蒙城地区,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前出于津浦路南段。华野则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主力直出两淮地区,两军形成战略上的配合。后来,陈毅、邓小平认为中野还是在陇海路先歼敌第4绥靖区部队和16兵团为宜,遂建议中野主力不出淮南,于徐州西南的永城、亳县、涡阳地区集结,逐步逼近津浦线,争取打孙元良,牵制邱清泉一部,并威胁徐蚌,与华野配合作战。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强调为直接威胁徐州,箝制邱清泉兵团,应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

我们华野的作战部署,也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作了几次修订,并报告了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10月31日,鉴于淮海战役即将发起,粟裕同志考虑到,这次战役规模很大,需要华野与中野两军密切配合,便向中央军委建议,请已到达淮海前线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翌日,中央军委电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此时,蒋介石还在“集中于徐蚌段”实施“攻势防御”和“退守淮河”这两种方案之间举棋不定,11月初,他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最终商定集中兵力于徐蚌段两侧。他们认为:这样的部署既便于攻,又便于守,也便于撤。因此,命令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地区西撤,确保运河西岸;邱清泉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行动;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线西侧安全;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守备临城、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第9绥靖区李延年部从海上南撤,该绥区所属的44军,后改从陇海路西撤,归黄百韬指挥。

11月4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我们向中央军委报告,决按已定方针发起淮海战役。当晚,即率华野主力从赣榆、临沂、滕县、单县地区出发,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向南开进;一部自宿迁向北开进。战斗,首先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

华野指挥所开始是在临沂,后到庄坞和马头镇,指挥部队实施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与合围。7日中午,粟裕、陈士榘和我发电给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并报军委和陈毅、邓小平。要谭王率7、10、13纵迅速南下,切断陇海线东段,并统一指挥自宿迁北上的11纵和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求歼李弥兵团一部,以保障运河以东各部攻歼黄百韬兵团。我们还建议:中野主力在歼灭刘汝明部后,宜直出徐蚌段,切断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等部的南撤退路;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则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或夺取徐州,则依当时情况再定。因为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所以,电请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予以指示。因该电系午时(11—13时)发出,按照代码称为“虞午电”。

黄百韬兵团等待44军到达新安镇以东后,于7日自该地西撤。那时,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敌军和随同撤退的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拥挤桥头,争相过河,混乱不堪。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10、13纵攻占运河线的重要孔道万年闸大桥后,渡运河南下;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吉洛副政委指挥2、12纵与中野11纵,插向新安镇以东的阿湖地区,8日晚越陇海线,向西迂回追击。

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使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3绥区防地,威逼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这是战役发起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此时,我华野部队已完全集中,阻击徐州援敌,全力解决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态势已经形成。

战场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连休息、吃饭都忘了。待警卫员送来点吃的东西时,这才想到饿了,随手抓点什么,边吃边围在地图前研究。粟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十几个纵队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于是,粟总和我于8日联名向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建议:

由于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有可能采取下述两种方针:第一,将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留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江南及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我们不知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尚能予以较大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更为有利。

因为从军事上讲,一旦把敌军的主力悉数歼灭于江北,那么,在尔后渡江作战和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了,江南的许多城市就能免遭战火的损失,从而很快为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主张在歼灭黄兵团后,不必再按原定计划,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应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地区,截断浦(口)蚌(埠)线,错乱敌之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军。

该电系8日辰时(7—9时)发出,称为“齐辰电”。

电报发出后,我们收到军委和毛主席11月7日晚来电:完全同意华野11月6日晚呈报的战役部署,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一贯作风和统帅气度。对此,我在豫东战役时就深有感受。

这个电报,还对战役发展进程和我军歼击目标作出了预测。认为我们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但粟总和我仍感到切断徐州之敌的退路,不让其撤至蚌埠以南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应极力争取这一有利决战态势的形成。

就在粟裕代司令员与我商量之时,我们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8日复示:“虞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接着,又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9日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军委在9日当天的另电中,还明确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军委和毛主席的来电,肯定了粟裕和我的想法,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地区,“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歼灭黄百韬兵团,是淮海战役的首战,对全战役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迅速合围、分割黄兵团,以及多路逼近徐州的攻势行动,使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我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急忙于11月11日下达命令: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同时,将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机关改为第6兵团部,指挥刚从葫芦岛南撤的第54、39军,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机构改为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于蚌埠集结完毕后,沿津浦线北上宿县;孙元良的第16兵团第41、47军进至符离集地区;从确山东调的第12兵团黄维部4个军向阜阳、蒙城开进。至此,徐州“剿总”集中了7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摆开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

这场在徐东地区的血战,极为残酷激烈。从战役指挥上讲,此仗获胜的关键,首先在于我军除计划以主力前出运河东岸围歼敌军外,还部署了山东兵团经3绥区南插这一着棋。这样,就在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黄百韬兵团撤逃至运河西岸之际,我7、10、13纵等部在单集、曹八集地区迎头堵截,切断了该敌退路,并与自宿迁北上的11纵等部会合,保证了追击部队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也控制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有利阵地。其次,还在于有效地阻止了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我们以7、10、11纵在徐州以东的大庙一线占领阻援阵地,由10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委指挥,正面阻击邱、李两兵团;以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指挥2、12纵、中野11纵和鲁中南纵队,向徐州东南郊急进,侧击邱、李兵团,并在大王集歼灭了由睢宁向徐州撤逃的第107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歼击黄百韬兵团的行动。

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的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这时战况报来:在陈士榘参谋长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碾庄圩地区,并在窑湾地区歼灭了第63军。碾庄圩地区村落密集、地基高(目的是防洪水,当地称“台子”),多水塘、水沟,一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其中,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大村子,有两道圩墙和水壕,水壕宽10多米,水深1米多。李弥兵团在此驻防时已构筑有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这里后,利用村庄、台子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使每个村落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因我军由野战迫击转入村落攻坚,未及时转换战术,仍然是猛冲猛打,在已有野战工事的敌军火力杀伤下,部队每攻一村,费时费力,伤亡较大,进展较慢。

14日晚,粟裕代司令员及时召集会议,决定调整部署:改由指挥机构比较健全的山东兵团统一指挥,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改急袭为强攻,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近迫作业接敌,逐村逐堡攻击;同时集中榴弹炮、野炮、山炮80门,组成数个炮兵群,对敌炮兵进行压制射击,并以特纵坦克大队参战。这样,便加快了战役进程。

随后,我华野指挥所即西移双沟附近,继续指挥阻援方向的部队行动,并密切掌握攻坚方向的进展情况。

这时,徐东阻击战也进入关键时刻。7、10、11纵打得十分英勇,尽管这一带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上无险可守,但他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顽强的阻击和反击行动,死死地顶住了敌军。

邱清泉、李弥兵团集中了最精锐的第5、8、9、70军等部队,动用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并以空军支援,强攻了3天,才前进不到20里。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刘峙决定使用总预备队第74军。我苏北兵团的第2、12纵队与其在房村遭遇,给予迎头痛击后,我军直趋潘塘,形成了对徐州及其援敌的侧击之势。

其间,军委曾几次来电,要求我们在歼击黄百韬兵团之战接近尾声时,阻援集团放开正面,张网以待,准备合围邱、李兵团。粟总和我研究后,作出了部署:令7、10、11纵退至大许家以西;苏北兵团与潘塘之敌脱离接触。并向军委建议:放邱、李兵团东进的时机不能过早,应视解决黄百韬兵团的进展情况而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组成一个强力兵团,或先攻徐州,或协同中野打黄维,或加强山东兵团歼击邱、李兵团。

军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明确中野在南线先打宿县之敌,然后或阻或打黄维,华野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后,首先要完成对邱、李兵团的包围,隔断徐州与邱、李的联系。并强调不要同时打两个目标,一切等华野歼灭黄百韬和中野歼灭宿县之敌后,再定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6日凌晨,中野部队攻克宿县,切断了自平汉线以西赶来的黄维兵团和位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徐州的通道,封闭了徐州之敌沿津浦线南逃的大门。这是战役发起后的又一个大胜利,标志着淮海战役从徐东会战发展成为南线决战,为夺取战役全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态势。

11月16日,军委和毛主席电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敏锐地把握战争发展的形势,适时作出了这一重要决策,从而为华野与中野密切协同,实施更大规模的决战,确保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长江以北,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坚强保证。

经过重新部署后,我军于11月16日再次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至19日,在前、后黄滩歼灭了敌44军和100军残部。当晚22时,总攻碾庄,我4、8、9纵3把尖刀,一举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将敌兵团部及第25军大部歼灭,接着又直趋大、小院上,于22日全歼敌第64军及25军残部,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64军军长刘镇湘被俘。淮海战役首战告捷。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我华野在中野的密切配合下,斩断了徐州之敌的右臂,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和6个军,1个绥靖区所属两个军大部起义,并给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而突然的攻势面前,指挥失当,部署错乱,终于失地丧失,遭致失败。刘峙开始既令黄百韬兵团迅速向徐州收缩,又为接应自海州西撤的44军,令黄百韬推迟两天自新安镇撤退。黄百韬兵团于11月10日进至碾庄圩时,李弥兵团却按刘峙的命令,于9日自曹八集撤往徐州。这就给我军合围分割黄兵团提供了战机。如果黄、李两兵团连接后再撤的话,将会增加我军分割合围黄兵团的困难。

据说,黄百韬阵亡前有“三不解”的哀叹:一、为什么自己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不走;二、既然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什么不派出部队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有东援我部之任务,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们西撤。

就这样,在战役指挥上,敌人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又为了保住这个兵团,结果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际,中央军委、刘陈邓首长以及我们都在考虑下步行动问题。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军委和毛主席确定了在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我们在组织攻歼黄百韬兵团的最后阶段,从战场抽调4个纵队分两批南下迎击李延年,以7个纵队监视北线邱、李、孙3个兵团,确保南线中野全力对付黄维。我们还建议中野,可于南坪集、孙疃集线作为歼击黄维兵团的战场,得到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的肯定。

这时,中央军委的意图和部署是:在我军作战重心逐步转向南线后,以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部。只要在宿县以东地区迅速歼灭李延年部,再将刘汝明部驱至蚌埠,黄维兵团就孤立了。尔后,中野与华野密切配合,再打一个歼灭黄百韬兵团那样的大仗,取得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粟裕同志曾经问我,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敌军可能有几种变化?我的看法是:一,徐、蚌、蒙三处敌军以宿县为中心对进,打通南北联系;二,黄维兵团发现有被我包围之征候,即可能向蚌埠收缩,会合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行北进;三,黄维被围攻,情况紧急时,徐敌可能倾全力南援。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因南面两路敌军分则弱、合则强。若黄维兵团按第一种情况,从蒙城地区取捷径向宿县攻击,因这一带是我们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从地形上讲,河流多,皆为淮河支流,又都是西北东南流向,层层阻隔,不利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化部队开进与展开。如果他们先到了蚌埠再北进,对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能起到督战的作用。

11月23日,蒋介石将刘峙和杜聿明召至南京,训斥他们指挥无能,损兵折将,并决定以徐州之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向符离集进攻,以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分向宿县进攻,以求“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在徐州“剿总”的催促下,黄维兵团进展很快,其先头部队已达南坪集地区,正与中野部队激战,一部已突过了浍河。24日上午,我们收到刘陈邓首长给我们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而歼击黄维的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粟裕、陈士榘和我立即于当日午时复电总前委首长和中央军委并告韦国清、吉洛:“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在北线,决以7个纵队全力阻徐敌南援,对南线的部队也迅速作出调整。下午3时,中央军委、毛主席也给刘陈邓和我们发了电报:“(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充分肯定了总前委首长的建议。

从24日到25日,我们作出的部署调整是,将中野11纵队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调华野第7、11纵和特纵一部集结于宿县以南,准备参加对黄维的作战行动。华野指挥所率10纵南下进至时村以西地区,作为预备队。以韦国清、吉洛指挥第2、6、13纵阻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的翼侧安全。在北线,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个纵队(1、3、4、8、9、12、鲁中南、两广纵队)监视徐州近郊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坚决阻其南窜,以确保南线战场我军的行动。

中野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达成了合围。此时,南线的李延年兵团已撤逃蚌埠。我们即决定留6纵在蚌埠以北监视李延年,野司率2、10、11纵北返宿县附近集结待机,以确保南线战局的顺利发展。

28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总前委和我们发来电报,指出:在解决黄维后,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尔后,又估计敌有可能向连云港从海上逃跑。我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行动部署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地区,以防意外;有的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敌军出来。粟裕认为: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招致全军覆灭;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且均为我老根据地,难于逃脱;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则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一举两得,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

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判断。战役进行到此时,敌军撤出徐州,无论朝哪个方向逃,都已是强弩之末,再想“退守淮河”,已不大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攻黄行动。因此,粟总和我们研究决定:华野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两侧,确保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待徐敌离开坚固设防的城池后,准备在野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敌军企图逃跑,我们整夜都守在作战室。12月1日凌晨得悉,徐州守敌三个兵团连同大量地方党政人员正向西南撤逃。据已先抢占徐州的我12纵报告,他们在萧县附近俘虏了邱清泉部第200师的一名士兵。当时,谭震林副政委判断,杜聿明集团主力还没走远,因杜不会丢下邱单独走。我们商议后,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于徐州西南地区。粟裕代司令员即命令各纵展开迂回追击、平行追击与尾追,并将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3日上午,杜聿明部正向永城开进途中,国民党空军派飞机空投蒋介石手谕,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取捷径解救黄维。杜聿明明知改变行进方向凶多吉少,但对蒋介石的命令不敢不执行。这是杜聿明被俘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杜的日记,对每日生活之所得,对时局、战争之评述,颇为详尽,也有一定见解,字里行间,有不少对“老头子”(指蒋介石)指挥的不满。我认为这本日记有些价值,看完后便交给华野政治部,后来不知去向了。20世纪60年代,杜聿明先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们在开会时见过几次面,想起此事,总觉遗憾。假如杜先生的日记还在,我定会物归原主的。

12月4日,我军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将杜聿明集团30万之众合围,并迅速在南面组织了坚强的防御,阻止该敌与黄维兵团会合。杜部在东、北、西三面遭受我军猛攻,连续向南突击,也未能得逞。后来,杜聿明下令分路突围,接着又决定固守,结果是“锣齐鼓不齐”,孙元良的兵团部及所属第41、47军在突围时被歼,孙元良仅率少数随从逃脱。邱、李两兵团8个军20多万人,没有突围,被我逐步压缩在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只好就地增修工事固守。

12月10日,陈毅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要7至10天。我们也感到,中野、华野在南北相距约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围住了敌军的两个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黄维兵团只有40公里,蒋介石正想方设法从武汉白崇禧集团中调兵增援徐州。如相持日久,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商量后,乃建议再抽一部兵力配合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先解决中间这一坨。尔后,中野负责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华野再歼杜聿明集团。

总前委当即同意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于是,华野在原已参加攻歼黄维兵团的7、13纵和特纵一部的基础上,再由陈士榘参谋长率3、11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纵一部,前往双堆集地区参战。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这时,我们野司在濉溪口附近的相王城,指挥部队合围和歼灭杜聿明集团。当地群众向我介绍,相王是商汤时期的一个诸侯,最早发明了马车,他赶着马车到此建城,相王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粟总和我登上城边的相山,望着陈官庄一带浓烟滚滚的战场,听着隆隆的炮声,感到胜利已经越来越近。

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经发起。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军委和毛主席两次打电报给粟裕,指示华野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只作防御,不作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40多天,甚为疲劳,时常吃不到油盐,也需要及时补充,以恢复与保持体力。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和我签发电报,建议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5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一次会餐。中央军委为此专门发电:“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此前,毛主席预见到歼灭杜集团已不成问题,曾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17日,总前委在萧县的蔡凹召开会议。蔡凹村北面是条小干河底,也许是因此得名。我们华野指挥所就设在村北的一个农家。听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要来开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要机关准备会场,安排好刘陈邓首长的休息住房。准备停当后,我早早就到村子外去迎候首长。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飞机炸?还是要‘怕死’一点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插了一句:“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粟裕对刘伯承司令员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17年没有见面了!”

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5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当时,总前委首长要我们华野的几个部门领导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去。今天想来,还真有几分后悔,因为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

会后,刘伯承、陈毅同志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返中野司令部驻地宿县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

12月下旬,天气骤变,接连10多天的雨雪交加。敌军粮弹两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宰杀军马、吃树皮为生,士兵饿死冻毙者日众。蒋介石不断派飞机空投粮弹,最多时每天出动120架次,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争抢空投的大木、大饼,敌军架起机枪,互相残杀。飞行员在我对空火力射击下不敢低飞,只能在高空投放,不少空投物品飘落到我军阵地上。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以手表、戒指、银元、手枪等换取柴米、大饼、罐头的奇特市场。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携械向我投诚。经过战场诉阶级压迫苦,广大新解放士兵很快就懂得了解放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立即摘掉帽徽,调转枪口,参加我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战”。

经请示总前委并报军委和毛主席同意,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于1949年1月2日在蔡凹签发作战命令:决趁杜聿明集团尚未得到充分补给和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残部,尔后乘胜扩张战果,歼击较强的邱清泉兵团残部。以3、4、10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统由10纵首长指挥,由东向西攻歼李弥兵团;山东兵团指挥第1、9、12纵和35军(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改编)由北向南,苏北兵团指挥第2、8、11纵、鲁中南纵队由南向北,分割邱兵团与李兵团的联系,同时防止敌军突围;6、7、13纵、两广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为预备队;特纵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兵团炮兵,协同主攻部队作战。各部统于1月6日发起攻击。

6日15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以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掩护步兵对据守各个村落之敌实施连续爆破,并利用20天来挖掘的交通壕,迅速突入敌阵地。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我军就攻克36个村落据点,敌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月9日,敌军连续向西突围,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大批战机到陈官庄地区上空助战,并投掷催泪毒气弹,掩护突围。当晚,10纵宋时轮司令员打电话给我,说敌已全线瓦解,他已令4、10纵并肩出击,楔入敌突围部队中,将其分割,现正激战。我立即报告了粟裕代司令员,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军全线展开猛攻。至10日16时,全歼杜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成伤兵只身逃脱。通过第三阶段的作战,我军共歼灭杜聿明总部、邱兵团部及其所属的5个军和李兵团部及其所属的3个军。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60万对80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每当我想起淮海决战的那些日日夜夜,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和支持了这场革命战争,有三区(华东、中原、华北)五省(鲁、苏、豫、皖、冀)的540多万民工参加了支前工作。在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时,我华野和中野两支大军集中于淮北路西地区,又回到了我们的老根据地。在南北五、六十公里、东西四、五十公里的战场上,军队、民工及俘虏就有150万人要吃饭,每天需粮食300万斤。根据地人民以“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援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决战。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本文摘自《张震回忆录》第330—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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