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队建设
队伍组建起来后，怎样进行部队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但有一条是明确的，即以红军为榜样，把抗日起义武装建设成为绝对服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支部建在连上
第四支队是党发动成立的，必须由党来领导，这是肯定的不能动摇的。但是党如何来领导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士组成的部队呢？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
党在地下时期，要发展一个党员，要发展一个同情革命的群众，是十分不容易的。那要对他做许多工作，首先进行细致的长期的思想教育，然后还要经过长期的考察，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各种考验，认为他的觉悟达到要求了，经得起考验了，最后才能发展他。因此，那时发展的人的各方面水平都比较一致，也便于领导。
抗战开始以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的斗争，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大批的不甘心当亡国奴、愿意抗日的人，一下子涌进了我们的队伍。从当时部队的情况来看，战士当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知识分子，还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多数不是党员，成份比较复杂。这些刚刚由各种不同岗位上集拢来的战士，社会经历不同，思想觉悟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因此，相应地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有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战无不胜的抗日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此，我们想到象白区发展党员一样在部队里面建立党支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支部是秘密的。当时决定由景晓村同志具体领导这项工作。我们还把党员登记、组织起来，分配到班里去担任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一职务的设置，在红军和八路军里都没有先例。这是我们根据当时我们部队情况设立的。政治战士在部队里相当于排长的级别，要求他们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对战士进行政治工作，处处起带头作用。由于党员的数量不够分配，所以把一些“民先’’队员、救国会员、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也分配担任政治战士。我们很注意培养他们，把进步快的先介绍入党。同时，我们也责成每个党员要有发展党员的计划。
在我们部队建立的初期，政治战士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巩固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2、加强政治工作
我们的队伍刚刚拉起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出来的，可是具体的思想情况都不一样，非常复杂。例如，从农村出来的农民战士，因为我们起义的时候，正是农历腊月，快要过春节了，所以他们还想回家过个团圆的“大年”，不很安心；有些战士信神信鬼，迷信思想很严重；有的战士虽然弃家从军，奔向抗日的队伍，但对抗日的前途如何却不清楚，有的甚至存在悲观失望的情绪；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性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这些混乱的思想情况，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都是不利的。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工作，以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部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党支部和政治战士去做。
我们组织战士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教育战士懂得“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前途，使战士们消除受反动宣传影响所产生的恐日悲观情绪，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向战士说明，第四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队伍，
是穷人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而不同于那些欺压群众、不抗日、假抗日的国民党的军阀军队和土顽的反动武装势力；批驳反动派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我们四支队的造谣、诬蔑，消除它们的影响。
我们对战士们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说明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教育战士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干活，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侵犯群众的利益。
我们通过这些工作，使部队一开始就建立在以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使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队伍。
3、成立宣传队
我们第四支队除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之外，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也是我们抗日武装部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怎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呢？“七七”事变后，我们看到许多战地服务团、话剧团、歌咏队到处活跃，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我们起义队伍里面，有一些参加过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队的女“民先”队员和泰安当地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女青年。参加我们的部队以前，她们在城’市和农村搞过演出等宣传活动。参加起义队伍以后，她们最初也要求下连队，要求站岗、放哨，和那些男战士一样，总是缠着我们，向我们要枪。她们这种积极要求参战的热情实在是可贵的，但最初我们的部队也没有多少枪，后来给了她们一支“马枪”，才不纠缠了。如何发挥她们的长处呢？把她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宣传队倒是很合适的。让她们演演短剧、唱唱歌，比让她们站岗放哨，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些。我们就用这个道理来引导说服她们，她们的思想才通了。
宣传队成立了，由宣传科长孙陶林兼宣传队长。孙陶林是“民先”山东省队部队长，北平的大学生，很会演说，是有名的“孙大炮”；副队长是杨纯，她和女队员赵新、唐克、何浩、蒋平都是平津流亡到山东的大专学生。女队员还有来自济南和泰安的范琳、汪瑜、傅生、夏明、韩豁等。范琳是山东有名的进步教育家范明枢老先生的孙女，在范老的教育下，范琳和她哥哥一起参加了徂徕山起义。
宣传队成立以后，她们先后到中队里演“活报剧”给战士们看，教战士们唱歌，帮助战士们缝补衣服，和战士们一起学军事、站岗放哨、亲如兄弟姐妹。她们这些女学生、女青年在部队里一出现，在战士们当中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战士们知道他们是平津、济南、泰安来的女学生后，感动地说：“人家都是女学生，没吃过苦、受过罪，现在也出来打鬼子，我们这些人还有啥说的呢！”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后来，我们下了山，她们便到附近村庄，向农民讲演，给农民演戏，教农民唱歌。工作艰难辛苦，可是她们凭着一股干革命的热情，终于把困难克服了。山东是孔孟的故乡，那时代的农村妇女，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宣传队这些女同志到农村里唱歌、演戏、演讲，和男同志一样出头露面，一些人还看不惯。这些女同志都是剪短发、穿军装，看上去不男不女，人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们说：“她们是女的？”老大娘们不相信，拉着她们问这间那，有的甚至凑到她们脸前，看看有没有戴耳环的耳朵眼。常常弄得人们哄堂大笑。
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她们总是想办法接近群众。白天，她们出去演戏，演那出《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反映从东北逃进关内的父女俩的悲惨遭遇的事故，演得和真事一样，群众都哭了，有的农民甚至发起火来，上台去打抱不平。演完戏，宣传完了，她们跟老大娘到家里去，一边帮干活，一边再向她们进行细致的宣传工作，很快就和村里的人们混熟了。有些老大娘认她们做干闺女；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见了她们也不跑了，有的青年妇女和她们拜干姊妹。夜晚她们就和老大娘们、姑娘们睡在一起，亲如一家。群众把她们当亲人看待，早晨给她们煮鸡蛋、煎地瓜，请她们吃饭。尽管她们再三地谢绝，都是无济于事的。当她们要离开村庄时，老大娘和姑娘、嫂子们恋恋不舍，不愿意她们走，一直送到庄外，掉着眼泪看着她们走远了才回去。宣传队这种走村串户的工作，收获很大。因为有些村庄谣言甚多，有的是汉奸们造的，有的是属于和地主们连成一气的国民党、三青团顽固分子捏造的。相当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为争取各党派、各界各军，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团体、不分民族地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当时宣传的中心。宣传队员们为此做出各自的贡献。
4、成立经理部
我们宣布第四支队成立的时候，同时也宣布了第四支队的经理部。“经理部”这个名称很奇怪，很别致，这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别的部队好像没这么个名称。八路军叫“供给部”，我们这个“经理部”也就是“供给部”。“经理部”就是管起义部队的给养，解决战士们吃饭的问题。
经理部的主任是马馥塘，他是个老同志，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成党员，1930年1月被捕以后失掉党的关系。1933年底，他从反省院出来，继续干了一些革命的活动，徂徕山起义前，他在泰安县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职务，抗战开始，他和泰安县的一些地下党员组织了一个“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省委从济南迁到泰安以后，经过考察，给他恢复了党籍。
马馥塘担任经理部主任时，工作很积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省委拨给他仅有的一点经费，调给他几个人，由他领导给起义部队筹划给养。马馥塘领着几个人，天天找村长、乡长催办，也拿着钱买一部分，弄到一点煎饼、窝窝头、地瓜一类的食物，就平均分配给大家吃。那时候筹办给养的工作很难做，开始因为群众不了解我们，不愿给我们拿给养，经费又少，没有钱买不来给养。战士不能按时开饭，甚至饿半天肚子的事时常发生。遇到这种情况，马馥塘就耐心给大家解释，请大家原谅。他经常因为没有经费买给养，就向这个同志借一点，向那个同志要一点，这样凑点钱再去买给养。工作实在难办，马馥塘有时因为买不来给养，同志们没啥吃，都急得哭。那时战士们生活是很苦的，就亏了经理部的一些同志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筹划给养，才保证了战士们得到温饱。
5、成立募集队
第四支队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募集队，专门负责募集经费、枪支、物资。因为我们的抗日队伍刚刚建立，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东西没东西，两手空空。这样怎么能抗战打鬼子呢？那么，枪支、物资，从哪里来呢？我们又不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到处敲诈、抢掠，因此，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募集队，按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提出的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政策进行募集。这个募集队，是很有名望的老中学教员赵笃生担任主任。赵笃生是一个很厚道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很胖，都叫他“赵胖子”，这个称呼在徂徕山起义部队当中喊得很响的。同时还派江海涛等同志帮助赵笃生搞募集工作。募集队的工作人员，都是选拔一些为人可靠的队员担任，包括一些小学教员。
募集队在泰安、莱芜、新泰、泅水、宁阳等县的地主和乡绅那里，募集了一些钱款、枪支和粮食。募集队向地主、士绅募集的时候，还向他们宣传蒋介石在《抗战建国纲领》里面说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一些话，动员他们捐献。
凡是募集队募集的粮食枪支，都给打了借条，上面还盖了大印。
说起大印来，也有一段故事。我们第四支队宣布成立了，但是没有“关防”，办什么事光开白条子。借钱、借粮、借枪支，光是个人开个白条子，不能取信于人。那么没有“关防”怎么办？后来就找武中奇想办法。武中奇不仅是扩军的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写会刻，正草隶篆全都来得。可是当时在山上，到哪里去找刻“关防”的原料呢？还是武中奇有办•法，他找了一方砚台，把它磨平，刻了几方很象样的大印。有了“关防一，不仅募集钱粮、物资时可以给开借条子，而且我们第四支队司令部出什么布告时也可以盖上大印了。
募集队的同志工作都很积极，募集了不少钱粮和物资，给刚刚创立的抗日武装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功绩在青史上应该添上一笔。
6、练兵杀敌
我们这支起义的抗日武装部队，官兵们都有一颗抗日救国的火热的心，可是，这些人大都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不懂打仗。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农民，不用说什么战略战术，甚至连“立正”、“稍息”这些基本动作也不会，什么变换队形，什么前进、隐蔽，怎样利用地形地物等等，更是一无所知。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真刀真枪实干的。就象这样一伙人，打起仗来怎么行呢？光有抗日的热情，是战胜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根据起义部队的情况，支队领导和中队长、政治指导员研究决定，在大寺、光化寺进行为时一周的突击军政训练。训练内容：一是利用地形地物；二是站岗放哨；三是练习瞄准射击和投手榴弹；四是进行“我军为谁打仗”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由洪涛、赵杰、程绪润、封振武等同志负责：洪涛、赵杰、程绪润都是红军的军事干部，驰骋疆场，身经百战，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锻炼出来的。封振武过去也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干过，也懂一些军事知识。由这些人组成教官队，阵营是很强的，由这些强将训练出来的兵也一定是好样的，“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在军事训练当中，洪涛等同志言传身教，对每一个动作，都是手把手地教，对战士提出的疑难问题，一字一句地解释，直到战士们懂了、会做了才算完。战士们都抱着赶快学会军事技术、学好本领，尽快地开赴前线杀敌的迫切心情接受训练，因此，学习起来不怕苦、不怕累，精神饱满，劲头十足。所以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技术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