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下旬，我们开始组建新的警察总局，同时接管和改组下面部分区、县警察的领导机构。
首先，我们对原区、县警察机构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了解。情况是：在我们进大连之前，尤其在“八．一五”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大连的各种旧的行政机构一齐垮台，新的机构还未来得及成立，大连市面混乱，盗匪丛生。为维持社会治安，经苏军同意，由张本政(大汉奸)等人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了区、县的警察局(署)。设有大广场、沙河口、西岗、旅顺、金县等警察局。有警察近3000人，并由苏军发了武器(苏军缴获的武器)。
虽然设立了这样一个治安、警察机构，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能真正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因为整个警察机构的领导权基本不在共产党手里，又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形式也各不相同；警察的成份很复杂，当中除有大部分工人、市民和当地保留下来的我党地下党员、抗联官兵以及胶东预先派进去的人外，还有打着各种牌子的国民党分子，以及汉奸、特务和“关东州”时代的工头、旧军官、伪职员等。有些警察局的领导权则掌握在国民党特务、汉奸等坏蛋手里。只有少数几个局有我几个抗联干部和地下党员在那里，他们是以苏军警备司令官的名义进行工作的，能左右部分的局势。如甘井子、沙河口、金县等局。总之，大部分的区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局面说明，组建新的警察总局是当务之急。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把总局成立起来，然后以警察总局的名义陆续接收各地分局，并把各种不同名目的治安队等分别解散、淘汰或整编。同时，将上级党先期派来的部分干部，派到已接收过来的部分局(如甘井子局和岭前大队)，以加强领导，使其成为我们手中的主力；第二步，陆续向其他各局派局长、中队长及机关干部，基本是上级派来一个，我们就派下去一个。我们派干部一般都要经过同苏军协商，他们同意才行(尤其是职务高一点的)，同时还要避免国民党的代表人物怀疑。所以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这些人公开对外时，一般是以国民党比较进步的军队的面目出现，如冯玉祥、于学忠，东北军、西北军(当时警察局中也确实有一些来自这些部队的进步人士)。比如我就对迟子祥(大连市市长)讲，我是于学忠部队的少将旅长赵东斌。这样做，当时主要是对付国民党的。与国民党相比，我们共产党人，是一顶十、十顶百的，能当个副职就可以说争到了一半权力或是部分权力。即使不能左右某个局，起码可以起到制约国民党分子公开活动的作用。第三步，对情况复杂，问题特别多的大广场等警察局，先摸底，然后采取组织措施。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1月初的一天，我们召开了总局成立筹备会议，有我、于亮、高英、王华等同志参加会议。会议议定了总局的机构设置、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问题。
为适应当时的情况，在总局机构的设置上，基本根据警察局原有的框框和当时的任务，设立了保卫科、督察科、总务科、交通科、司法科和卫生科等部门。因当初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根据党交给的任务和苏军的意见初步确定了这些机构。在人员上，因干部不足，也用了几个旧职员如窦少毅等人。总局领导、科室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也就30多人。在内部组织领导、思想作风建设上，按着我党我军的传统进行建设，实行对公安——侦察——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
1945年11月7日，一个新型的警察总局——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注：大连警察总局于1945年11月25日改称大连市公安总局。随之，县局改称为公安局，区局改为公安分局)。这个总局之所以说是新型的，就在于她是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按着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去建设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放的。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及旅大地区的特殊地位，警察总局对外还不能公开宣布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可以说是个进行特殊战斗的指挥部。
总局成立之初，局长就我一个人，下没的机构由于人少，也不充实。到了1946年初，上级又陆续派来干部，这样我们总局的体制、编制也逐步完善起来。不久又给总局派来2名副局长，先是周光，后是胡忠海同志。对内总局下设3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也设了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长。我负责全面工作，政委由韩光同志兼；政治部主任是宋光同志(他原是山东搞保卫工作的)；后勤部长是胡俊同志(原名毛远耀)。
对外机构的名称是：总局办公室(即司令部)、训练处(即政治部)、总务处(即后勤部)。以后又成立了2所警察学校，其中1所是上级派人搞起来的，对外叫“警察学校四大队”。李国华、丁铁石等同志在学校主持工作，周光同志兼校长。其实这个学校是专门培训汽车司机和坦克驾驶员的，培训出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主要向前线部队输送。
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后，很多工作都要着手去做。其中一项紧迫的工作就是继续整顿、改组原区、县警察局的领导机构，更换不适合再做警察工作的人员，健全组织，这乃是建设一支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组织保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原警察局大体分为4种类型，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人员上，在坚持团结多数的原则下，任用、培养较好的(主要是产业工人)，争取中间的，打击少数坏分子，严惩首恶分子。在解决各分局的领导权问题上，我们当时主要靠派干部，如大广场分局，不但头头最坏，下面的一些警官和分局内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局长潘澄宇有血债，我们征得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同意，将潘捉起来。当时我们对这些人采取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给那些左顾右盼者以教育；二是平了民愤，给广大人民群众出了气，赢得了民众对人民警察的信赖和支持；三是体现了我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惩治坏人，赏罚严明、执法如山的，使这支新型警察队伍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望。
在改组各局的领导机构和惩治极少数法西斯式坏分子之后，对其他表现较坏的警官、警士采取了淘汰、洗刷措施，有的被撤职回家，有的被撤职暂留警察局教育、改造；对已不胜任工作的老弱病残人员亦遣返回家。到1946年2月，被淘汰人员有近千人。对大多数被淘汰人员发给了必要的生活补助费。在淘汰原警察人员的同时，陆续招收了新的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工会组织输送的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当时工会负责人唐韵超等同志是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除此，还招收了农民、市民及少数青年学生。
到1946年4月份，各地派来的干部基本到齐，这时各区、县局的领导干部都已是我们党的同志。中队长一级的干部也都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不少干部是从工人出身的警士提起来的，也基本是党员的发展对象。这样一来，我们的公安、警察队伍从成分上、政治情况上都出现了新的大的变化；从编制、体制和实力上，也已成为一支可观的人民警察队伍了。
在西岗、沙河口、大广场、岭前、寺儿沟、旅顺、金县等区、县局及大队整顿、改编的同时，成立了消防公安局。还成立了由总局直辖的2个警察大队(其中二大队是改编的，2个大队共有400余人)和1个手枪队(150余人)，共500余人。武器装备上也有很大改善，有不少战士是双挂枪，这是归总局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每个区、县公安局有3～4个中队，也按建制配备了武器。1个区(县)公安局就有相当1个团的兵力。到1946年底，公安部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我们有了这样一支公安部队，经过训练之后，干起事来就方便多了，平时维持治安，有了情况可以迅速调动部队，解决问题；还可以不断向解放战争前线输送战斗员。除此，旅大地区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公安部队即可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1946年底的一天，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问我：“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一个地区有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1万多人?”我说：“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要维持好社会治安，多搞点警察是有好处的。”高兹罗夫听我回答后，既没有点头，也没摇头，以后也不再问这事了。
从领导关系上看，形式上总局属于市政府的1个局，还要归苏军管，但有其独立性；实际上总局是归市委和辽东军区领导和指挥的。
在干部的调配、任免上，中层以上干部归辽东军区(如区、县局以上干部)。军事方面也归辽东军区指挥，如支前、动员兵员、筹备武器弹药、大的军事行动等。实际上，我们又是辽东军区建制内的一支穿警服的人民军队，是随时准备上战场的。
(原题目：《特殊的战斗——回忆大连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作者：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