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我们由普兰店起身去大连。在未动身前曾派人去大连与韩光同志联系，说明我们一行8人于23日进大连，并请韩光同志派人到苏军关卡石河驿接应我们。
我们按预定时间来到石河驿关卡。这时关卡处有1位苏军军官、2个士兵和2个穿便衣的中国人向我们走来。黄翻译(即黄伯华)便把我们身份、来意向苏军军官讲了，这时苏军军官及士兵都伸出大拇指表示欢迎我们。并说：“是毛泽东的人”，态度非常好，还向我们要毛主席纪念章留作纪念。可在当时那种年代哪有制作毛主席纪念章的条件啊！只好通过黄翻译向苏军军官说明情况，并讲了些友好的话。
一切都谈清楚了，要办的手续也办妥了，约在下午4时通过苏军关卡，经由金州(即金县)、周水子进入大连市。
到达市区后，由接应同志带路，我和王华同志来到韩光同志的住处(当时的台湾银行)，见面后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同时将肖华同志的信交给了韩光同志。韩光同志派人带我们到了已安排好的房子(铁路医院对门)住下。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韩光同志住处，一是听他介绍大连有关情况；二是根据上级指示，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及办公机关的设置；三是研究立即要办的大事——会见大连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与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巴森。
韩光同志在向我介绍大连情况之后说：苏军为加强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想成立个警察总局，局长准备由我方出人，这是件大好事。根据东北局和肖华同志的指示，这个局长要让你来当，但要征得苏军的同意。这件事要马上去办。根据大连的特殊情况，我们要站稳脚跟，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打通与苏军的关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否则是无法行动的。
当天下午2点多钟，韩光同志带我去见高兹罗夫中将司令官。
韩光同志将上级派我到大连工作的决定及我的简历向他们作了介绍，高兹罗夫和巴森听后点了点头。韩光同志讲完，我只听清高兹罗夫的一句话： “和老少(好)”。然后双方又就我的任职及有关事宜进行了协商。
在双方谈话之中，使我惊喜的是，在高兹罗夫和巴森身边的那位苏军翻译官王少校，竟是久别的刘亚楼同志!1937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他是训练部长，想不到我们在苏军司令部又见面了。高兹罗夫看到我和刘亚楼同志在亲切交谈，感到有点奇怪，刘亚楼同志便对高兹罗夫说：“我们俩在延安时就认识。”高兹罗夫笑着点点头。
通过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同意，我任大连市警察总局局长。按苏军要求也为便于工作，不公开暴露原来身份，我改名叫赵东斌，同时由高兹罗夫签发了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委任状，当面交给了我。然后高兹罗夫握着我的手说： “现在赶快把警察搞好，维持好大连的秩序。”接着刘亚楼同志又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
(原题目：《特殊的战斗——回忆大连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 作者：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