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滦风暴
1933年四五月间，长城抗战在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破坏下，以古北口失利而告失败，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冀东地区。蒋介石不但不抵抗，甚至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从此，唐山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日本入侵后，汉奸李际春当了伪保安队队长（相当于师的建制），和公安局长赵汆、汉奸专员陶尚铭卖身投告日本，伪化冀东，沆瀣一气，做尽了坏事。随日军而来的日本浪人和“高丽棒子”贩卖“清水白面”（即毒品海洛因），开烟馆、赌馆、“赌博花会”和妓院，把唐山和开滦各矿搞的乌烟瘴气。日本人在唐山横行霸道，连日本的小孩也打中国小孩。
日本为了满足军事用煤，掠夺中国资源，向英国资本家施行步步逼迫的手段，一面实行伪化进行政治压迫，一面又拉拢英国资本家对唐山矿工加紧剥削压榨，日甚一日。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工人阶级和爱国同胞的极大愤恨。
1934年1月14日，马家沟煤矿失业工人三四千人要求矿方兑现年终花红。英国资本家倪煤师和包工柜不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命令矿警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煤矿工人，当场打死2人，打伤10余人。这就是马家沟“一一四”惨案。
惨案发生后，激怒了马家沟矿全体工人，当即举行罢工示威，向矿方提出抗议和要求：(1)恢复全体失业工人的工作；(2)打倒倪煤师，取消大、小包制；(3)撤销第二署长尚文彬和唐山公安局长宋遒乾的职务；(4)发给死难工友家属抚恤金；(5)取消“双礼拜“（即每周强令工人休息两天，不发工资）；(6)赔偿工人罢工期间的损失；(7)恢复工会。
马家沟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我们派杜均代表林西矿工人到马家沟向罢工工人表示慰问和支援，沟通了两矿之间的联系。
杜均回林西矿后，向林西矿工人传达了马家沟矿工人斗争的情况，激起了林西矿工人们的愤怒，经过我们宣传、鼓动，酝酿更大规模的东四矿总同盟大罢工。林西、赵各庄、唐各庄各矿于1月24日、25日相继投入罢工。
我们在罢工前，分析了工人最迫切的要求，研究制定了罢工斗争的纲领，大致有以下几条：(1)恢复马家沟失业工人工作，救济死伤工友家属；(2)严惩凶手尚文彬、宋遁乾；(3)反对工头打骂工人，无故开除工人，要求恢复工会；(4)要求里工、外工一律增加一毛钱工资；(5)要求照旧发年终花红；(6)要求取消双礼拜制，加班加点要加工资；(7)反对包工柜层层剥削工人；(8)要求取缔烟馆、赌场；(9)反对殷汝耕、陶尚铭伪化冀东。
这个纲领是经过反复的征求工人们的意见，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提出来的。如：只要求提高一毛钱工资而不要求更高，便是考虑了客观可能性。从实际效果看，若里工、外工都能提高一毛钱，也会大大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的，也很了不起。纲领在罢工前是宣传鼓动口号，在罢工中是行动口号。我们除在工人中加紧串联、宣传外，同时积极寻找和恢复矿工中失掉联系的党员关系，作为罢工的骨干。过去开滦矿工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次斗争（包括自发的），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次罢工虽然也有一定自发性，大部分人都是随大流参加的，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够掌握全体工人，但是，由于罢工中有共产党领导和一些党员作为骨干，在关键时刻揭露敌人阴谋，把握罢工的方向，所以保证了罢工向最好的结果发展。同时也为党在矿工中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林西矿在马家沟惨案后第十天开始罢工，赵各庄、唐各庄等矿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拿起镐头上了房顶。总人数达3万余人，声势空前浩大。
罢工开始后，李际春保安队的一个汉奸旅长赵大中也冒充是代表工人提了若干罢工口号，以欺骗蒙蔽工人，企图夺取这次罢工的领导权，为讨好日本人，利用工人与英国矿方的矛盾向英国资本家夺取矿产权。我们当即察觉了这一阴谋，向工人们揭露了赵大中的诡计，指出赵大中提出罢工要求是别有企图，告诫工人们不要上当。唐山市煤矿赤色工会尽了很大的努力，使赵大中的阴谋落空。
这期间，由于日本浪人故意寻衅捣乱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破坏罢工，引起了工人们激愤，使罢工不仅有反英帝国主义的性质，还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性质。
罢工开始后，林西矿资本家召集了包工头、上下员司五六十个人到职工俱乐部开会商量如何破坏罢工。同时，从天津开滦矿务总局调来高级员司和技工数十人到林西矿，把持电站、水泵等要害部门，调大批军警等封锁发电厂和锅炉房，对付工人冲击。
1月27日，林西矿工人开会，杜均揭发说：员司们在俱乐部开会是鼓动复工，破坏罢工。于是，工人们包围了俱乐部，赵各庄、唐家庄两矿工人也前来支援，石头、砖头、木棒从四面八方像暴风雨般的砸向俱乐部，一直围到夜里12点。俱乐部里的包工头一天没吃饭，又饥又渴又怕，最后无可奈何，只好向工人们低头。工人们抓住七八十名为首的工贼捆绑了，并提出要求：(1)每矿唱戏一台；(2)每人罚款300元，作工人自卫工会经费；(3)俱乐部交给工会。经过谈判达成协定，由员司们补助工会1300元，当场立了字据，并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犯，并保证今后绝不会发生意外事件。
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等矿在罢工中紧密配合，相互策应，声势浩大。开滦矿资本家惊恐万分，最初威胁恐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继而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出面交涉，由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进行所谓调解。
国民党为了扩充自己实力，企图使黄色工会死灰复燃，派国民党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许惠荣和中央工运特派员许闻夫等网罗老黄色工会委员会吴蕴山等十余人充当工人代表，到天津与开滦英国总经理进行谈判。经过几天谈判，签署了一份《劳资协约》，其中矿方作了些让步。《劳资协约》公布后，一部分工人按《协约》规定，于1月30日复工，但遭到了大部分工人的不满。罢工工人最后与矿方交涉，迫使矿方答应发给年终花红和补助罢工工人的损失。开滦保安队第二署署长尚文彬、唐山公安局长宋遁乾均被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了职。至此，东四矿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开滦五矿工人的斗志。
国民党政府出于其妥协、软弱性的本质，不会完全按照罢工工人的要求去交涉，但为了恢复黄色工会，挽回他们的威信，又不得不与矿方交涉。有人说罢工赢得了某些条款的胜利，是靠国民党黄色工会代表谈判取得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如果没有开滦3万多工人英勇顽强地斗争，一切胜利便无从谈起。所以，坚持罢工是谈判胜利的保证。另一方面，在这次罢工中，我们没能争取国民党中的上层关系，从客观力量来看，我党还不能控制掌握谈判。因此，国民党靠其优势抢先谈判，和我们抢夺罢工领导权。
唐山矿的里工因矿方戒备森严而未能参加罢工。到罢工的第二阶段，看到第一阶段的《劳资协约》中规定：“补助罢工工人一切损失（8天工资），应由包工柜负责……”，便也酝酿组织罢工斗争。在共产党员带领、推动下，唐山矿的里工于2月9日拥向煤师帐房，围住了煤师康宁士，要求同东四矿同样待遇，但遭到拒绝。第二天，里工包围了劳工处长黄荣，但是仍遭拒绝。激愤的工人又围住了总矿师柏兰亭，警告说，若再不答应要求就采取紧急措施。又过了一天，工人们仍不见答复，就割断了唐山市的电源线。工人纠察队冲进锅炉房将火熄灭，把总监工囚禁在总师办公室内，水泵工人关了机器，矿井内一切都停了下来。工人们把坑木垒起来，在总矿师办公室前面点起了熊熊大火。一直坚持到晚上8时，矿方终于被迫答应了给8天的罢工补助工资，并在第二天发放。
马家沟矿的里工继唐山矿罢工胜利后亦发起同样的斗争，也取得了补助8天工资的胜利。这种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方法是罢工第二阶段特点之一。
罢工后期，唐山铁路南厂、启新洋灰厂、启新瓷厂、华新纱厂等均纷纷发起声援罢工，工人们情绪空前高涨，听说到后来因为唐山矿的一些工人打烂了市内商店的玻璃，拘捕了唐山公安局的便衣警察，被公安局长赵氽抓住了口实，对罢工进行了血腥镇压。
接连发生了“三一九”、“四一八”两次惨案，致使罢工失败，这是值得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如果第一阶段胜利后，暂时休战，巩固胜利，扩大组织，提高政治觉悟，结果会更好些。
唐山开滦矿过去发生过多次罢工，工人运动在开滦有些基础。这一次罢工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员做为中坚分子，因此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好的组织性，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
从1月14日一直到3月，罢工坚持了近50天，在那种环境下，是很了不起的。虽然罢工只是局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其意义是极大的，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罢工是在“塘沽协定”后发生的，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东伪化，开展华北工人运动有着重要意义。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曾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毛主席在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了开滦这次罢工有配合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五）帝国主义对开滦的掠夺
所谓“开滦”，就是开平矿务局和滦州矿务公司合并后的简称。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批准成立的，除了拨部分官款外，招商股另筹了10万两白银，叫“官督商办”，雇佣美国人胡华任矿师。矿区包括唐山、林西两矿及秦皇岛港口等码头、运河。采用机器生产。
1892年，江苏候补道张燕谍任开平矿务局督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唐山矿区被沙俄军队占领。矿务局在天津的产业被英、德等国军队霸占，并逼迫张燕谍出具“授权书”，委派德国人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授与他全权管理该公司财产。德璀琳随即勾结胡华，把开平矿权和一切产业全部卖给了英商墨林。但“卖约”上没有价格，亦没有给中国方面一分一文，实际是无偿掠夺。新公司给了张燕谍102000股（折合白银2亿两），便断送了包括唐山、林西煤矿，平银矿及总局房产，秦皇岛港口，天津、塘沽、上海、广州、香港的码头、运河、土地、轮船，建平、永平金矿股份，洋灰厂、津唐铁路股份等等在内的全部中国主权和利益。滦州煤矿是袁世凯为了谋取私利而创办的，矿区包括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等矿，煤质优于开平，产量占开滦煤总产量的七成。但由于经营不善，虽有军阀、官僚作后台，也敌不过狡猾、奸诈的开平矿总理、英籍犹太人那森的竞争，终因严重亏损，负债累累被开平矿吞了。袁世凯美其名日“中外合作”，由那森任开平煤矿总理及滦矿协理，月薪3000两，那森达到目的后，便把原来挤垮滦矿故意压低到每吨煤2.5元的价格猛抬至每吨煤8.5元，翻了三倍多。那森公司下设立了总务处、会计处、运输处、营业处、地亩处、汉文处，录用英国人为煤师，加紧对中国工人的剥削。英国职员工资要比中国职员工资高数十倍至数百倍，相差极悬殊。矿方采取包工大柜的办法招收外工，矿区挖煤、工资发放、生活安排等都由包工大柜办理。包工大柜下设工头、查头子，管锅伙（工人食宿的地方）层层剥削敲诈工人。矿区的包工大柜有200多家之多。包管哪一片矿区取决于矿场煤师，因此包工大柜为了得到富煤区，也要送礼赂贿煤师，这些钱财，都是从工人身上层层剥削来的。工人用得到极少的几角钱，要在包工柜开的面米处买粮，包工柜又用掺砂、扣斤两等手段再次剥削工人。
英国人掌握的6个处，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进行敲诈勒索，骗取中国人的钱财。例如天津附近有七八十家砖窑炉，都要用开滦出的一号末煤，但砖窑炉买了末煤后，运输处推说车皮紧，要等两个月。砖窑户都是订了限期交货的合同的，哪里能等这么久呢？这时运输处就敲竹杠，要每个车皮加150元，一下子就敲诈千儿八百的。营业处利用煤炭供不应求的机会，翻番抬高黑市煤价，一捞就是几万大洋。会计处对职工薪水常压四五天才发把款拿来“折息”，天津银号同他们有勾结，额外捞的钱不知比其月薪高多少倍。总之，各处都有生财之道，只苦了广大煤矿工人。
30多年来，开滦煤矿资本家依靠帝国主义特权势力，穷竟从中国掠夺了多少财富，是无法计算的。开滦矿有自己的港口、码头、运河、铁路和发电厂、银行、保险公司、自来水厂、砖瓦厂、钢铁厂、水泥厂、炼焦厂、印刷厂等等，还设有装备齐全的矿区保安队。真是应有尽有。开滦矿不仅是个特殊的经济“TRUST”，而且是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谁也管不了它。
（六）几个策略问题
唐山市委在领导这次罢工的工作中，曾经对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有过一些不同的认识，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但是解决这些矛盾关系到当时党的工作应如何着手起步的问题，这对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亦是有意义的。
一些问题是：发展党的组织是以发展新的力量为主呢，还是依靠少数党员完成工作任务为主。在我去唐山以前，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党的工作执行一套“左”倾组织路线和“左”倾工作方法，使党的组织从市委到支部蒙受严重破坏。我到林西矿后找到了赵各庄等几个矿上的老矿工党员，经过邢来同志的关系去联系了以后，曾开过一次会。其中有老矿工党员邢殿甲同志（曾担任过唐山市委委员，后来才知道是邢来同志的哥哥）。这些老党员，都是被警察局挂了号的重点对象，如果市委和他们经常联系，就有被敌人跟踪破坏的可能。所以，市委经过研究后，决定给他们相机活动的自主权，根据实际情况，能进行什么活动就进行什么活动，如：发展新党员、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等等，都看实际情况来办。工作情况汇报和接受上级党的指示，由邢来同志联系，并特别强调了接头要巧妙、严密。此外，还有些零星的党员，都是单线联系。
单纯依靠这些老党员工作，难于加快发展党的力量。我和市委的其他同志商量说“我们不能坐等一些老党员去发展，搞不好还会使组织受到损失。我们要打入生产第一线亲自开辟党的工作。经讨论没有反对意见，最后定了这条方针。并请周蕴玉和杜茂林两同志（大名县人）想方法寻找进矿的门路。以后通过他们的大名同乡、包工头刘禄，使我和张维汉同志做了装卸煤的工人。
第二，关于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为了统治、欺骗工人，而普遍成立了工会。这个工会基本是反动派愚弄工人、压迫工人的工具，我们称之为黄色工会。我们党组织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称为赤色工会，但赤色工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合“法”的，不能公开挂出工会的牌子，工作的进行都是秘密的，因此，赤色工会不很普遍。
1932年时，我党组织的工会以“工人自己的工会”的名义公开或半公开地向工人进行宣传和工作。在唐山地区的赤色工会由我党的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领导。这个办事处领导的范围包括北平、天津、唐山、磁县、青岛等地，所以称“华北”。在唐山又分别设有唐山工联，吴德是唐山工联党团书记。那时全总华北办事处根据职工国际和全总的指示提出：要成立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当时的华北办事处主任是罗根同志，他一定要我们搞这个脱离实际的工作，也引起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曾组织了几十人的赤色工会小组，称为“自己的工会”，开展一些工作，但那时由于党内“左”倾政策的影响，又不懂得利用黄色工会的招牌组织工会进行斗争，因此工会工作受到很大局限。我党中央也有过“在黄色工会中建立有力的革命反对派”的指示，也有利用黄色工会的一面，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唐山开滦五矿在冀东伪化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已有了变化，黄色工会实际上名存实亡，除了唐山市国民党尚有几个黄色工会头子以外，东四矿只是在里工中有点影子，大多也只是空架子。日伪进矿以后，这些空架子早已销声匿迹。所以，从东四矿情况看，应该进一步争取原黄色工会中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分子，积极联系工人群众，在组织工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而不是组织黄色工会的反对派。另外，我们还采取成立工人救国会等形式，把工人们组织起来。1934年初开滦五矿大罢工时，汉奸赵大中企图利用工人，抓罢工领导权，被我们识破而未得逞。我们亦开始利用黄色工会的个别委员会推动罢工。因为当时国民党的黄色工会与汉奸殷当耕的统治也有矛盾，也成为不合法的了。我们便利用这一矛盾，做黄色工会会员的工作，推动罢工运动。我记得当时就这一政策问题向河北省委作了汇报，但省委却未置可否。虽然我们对利用黄色工会的策略尚未形成系统的战略性思想，但从情况看这样做的效果较好，便也开展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亲自联系了一些黄色工会的工作，如陈光岩等人就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他在罢工中的表现还是好的。从当时的情况看，个别利用和瓦解黄色工会，效果是明显的。但是，受国民党直接指挥的黄色工会上层因缺少中间引线的人未能打进去。黄色工会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指使，在罢工中冒充工人代表在天津与矿方签署罢工协定，并不是真正为工人办事，而是欺骗工人的手段。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罢工期间对工人救济问题所引起的一点不同意见。
为了保证罢工的持久性，保证工人的生活能够维持是一件关键性的大事。工人是靠做工吃饭，一罢工没有工钱，生活便没有着落了。虽然罢工条件中要求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但也要等罢工胜利后才有可能。因此，如何解决罢工期间的工人生活问题，就成了坚持罢工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办法主要还是依靠工人群众的捐助，这个办法虽然得到的捐助有限，但是靠得住，政治影响也是好的。如马家沟矿失业工人斗争时，我们发动各矿职工每人捐助一毛钱，秦皇岛煤厂装卸工人捐献了面粉80袋，解决了很大问题，既有力的支援了马家沟矿的斗争，又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是一家的团结友爱情谊，显示了工人阶级整体的力量。
罢工期间，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薛尚实同志穿着崭新的大褂，文绉绉地到了林西找我接头。他向我提议：“你现在．可以向工人们宣布，说坚持罢下去，全国总工会会寄来足够的钞票救济你们，这样可以使罢工持久。”当时我很清楚，工会并不广泛而且基础薄弱，党的经费也是困难的，连省委与各地联系，派交通员的路费都没有。于是我反问：“此事当真？如果汇不来怎么办？如果我们向工人宣布了，以后又汇不来，是我们对工人的信誉问题。你宣布了，工人就盼望这钱能来，以后又没有，我们在工人面前就失掉了威信，以后工作怎么做？”薛尚实含含糊糊地说：“哎，一定会寄来的。”他话是有真实依据呢？还是一时凭空胡诌的呢？不太清楚，但我很怀疑它的真实性。党的经费那么困难，哪能这么容易筹一大笔款子寄来呢？全总捐助的范围也很小，所以我就没有对工人讲。事后，果真没有什么款子寄来。
在工人运动中，重要的是树立党的威信，不能为了一时的困难，而向工人说假话，耍滑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工人必须言行一致，对工人负责便是对党负责，丧失了工人对党的信任便丧失了一切。
罢工期间，由于我有时需要亲自出面去做一些工作，所以难免有些暴露了身份，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我所接触的人中，有一个黄色工会的委员，罢工失败后，汉奸伪组织要查他，他能否保证不说出我，很难说。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省委，省委决定，把我调离唐山回到省委。到省委后，见到当时在省委的同志。这时省委又换了一批新人，省委书记叫万钧，未见面。一个叫张钦易的是宣传部长，这个人胆小如鼠，当时直中特委被破坏，他不敢去恢复联系，推三推四地让我去。我就带上白坚同志一起去了。到石家庄只接上了团的关系，白坚同志留下做团的工作，我因未接上党的关系只好回到省委。回来找省委却找不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张钦易因为害怕困难吓跑了。我只好又回到了唐山，找到付贯一。过了二三天，我又和新的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于是，我离开唐山到河北省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