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奋战在沂蒙的第一纵队(文/谢有法)

秀水 发表于2017-09-08 22:22:07

【发展壮大抗日武装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根据集总的统一部署,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别进行了整军。山东纵队是抗战爆发后新组建的部队,成分比较新,战斗力比较弱。第一纵队直接领导了山纵各部队的整军工作。山纵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五月 进行了第一期整军。一纵首长到达鲁中时,山纵正在进行原定六至八月的第二期整军。一纵首长与分局和山纵领导共同研究后,调整为在一九三九年底以前完成第一、第二两期整军任务。在此期间,第八支队改称为第一支队,津浦支队与山纵第二支队合编,仍称第二支队。鲁中、鲁南、清河、胶东分别建立军分区,发展地方武装。
    一九四0年上半年,一纵领导山纵部队进行了第三期整军,提出了实现“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部武装党军化”的口号。同时明确提出:组织工作的中心是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健全连队党支部生活,加强党的观念,使之成为正规化的党军,整军期间,各部队以《党员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教材,普遍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进行党员干部的审查鉴定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团设总支,支队建立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连队还建立了模范青年队。在整军期间,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发展了一千二百余名党员,使党员达到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加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各支队普遍举办了军政教导队,据一、二、四、九支队统计,共培养干部七百七十八人,送抗大学习四百四十九名。另外还举办了参谋培训班,培养了一批转业干部。
    在整军期间进行的军事教育,战士们主要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战斗动作的训练和班、排、连攻防战斗练习。连排干部曾修步兵战术概则,着重学习伏击、破路灯游击战术。营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和苏军野战条令,要求熟悉游击战术和特种兵器常识。
    通过第三期整军,不但部队素质明显提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除原来几个支队都有发展外,又组建了新的第九支队。整军期间,第六支队、苏鲁支队拨归一一五师,陇海南进支队拨归新四军。经过第三期整军后,原山纵主力部队(不包括已拨出去的三个支队)发展到三万余人,拨出去的三个支队在一年中也扩大至九千多人。地方基干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仅鲁南、胶东两区的地方武装就发展到二万余人。通过第三期整军,各支队所辖部队共整编为 十八个正规团,在为第四期整军中组建各个旅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一九三八年日军继续向南挺进,留在山东的兵力不多,山东各地抗日起义武装有一个大发展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开始,日伪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在沂蒙山区的国民党部队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我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第一纵队到达鲁中时,“扫荡”还未结束,徐、朱首长立即投入指挥反“扫荡”的紧张斗争。我军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利用沂蒙山区地势险峻、回旋余地广阔的有利条件,继续与敌周旋,迫使敌人回撤,取得反“扫荡”胜利。
    反“扫荡”结束后,徐向前结合反“扫荡”斗争的实际,分析了在相持阶段敌人对我军进行“扫荡”的几个特点,提出了我军应采取的战术。为了提高军事指挥的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徐向前经常给山纵的同志讲红军作战经验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故,并亲自制定一些战斗计划。山纵指挥张经武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去延安后,山纵政委黎玉、副指挥王建安和参谋处长罗舜初,协助徐、朱首长指挥部队作战。在山纵各支队和各军区担任指挥员的孙继先、潘寿才、杨国夫、廖容标、胡奇才、赵杰、王彬、吴克华、高锦纯、钟辉、钱钧、吴瑞林、周赤萍等,他们都是从党中央和集总调来的,大多数是红军时期的团以上指挥员,他们是山东纵队的领导骨干,对提高这支新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纵队到达山东时,战斗在胶济铁路中段两侧的第三支队,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七月二十二日,黑铁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桓台县牛王庄遭敌伏击,壮烈牺牲,这是三支队的一个重大损失。事实证明,三支队横跨铁路两侧,在敌人据点密布的地区,是难以立足的。对于三支队的发展方向,当时存在不同意见,徐向前司令员和朱瑞政委亲自听取了清河特委书记景晓村的汇报,派王建安去三支队检查帮助工作。然后徐、朱首长又听取了王建安和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的汇报,最后明确指示,三支队应坚持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向小清河以北发展,撤出铁路南边的小块山区根据地,到黄河入海口两岸的广阔荒原地带去建立根据地,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这一重要指示对三支队和清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支队北越胶济铁路,首先向清水泊地区进军。一九四0年三月,分别越过小清河进至博兴、广饶北部,接连击退进攻我军的广饶、博兴的日伪军和顽军,迅速打开了局面。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日军对山东各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山东纵队指战员,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采取游击战,突袭、破袭、“麻雀战”等战法,打了许多胜仗,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例如,六月下旬,鲁中部队一个连在莱芜苗山,趁日军在河里洗澡,发动突然袭击,接着又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援敌,炸毁敌汽车三辆,毙敌三十多人。同月,鲁中部队另一部分,向临朐县冶源镇日伪军发起突袭,激战三小时,攻克该镇,歼敌五十余名。十月,驻青州、临朐守敌日伪军四百余人,突袭驻五井的我第一支队一部,我军顽强抗击,激战一天,将敌击溃,缴获轻重机枪四挺,长短枪三十余支,歼敌近二百多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0 年一月,我鲁南、鲁西、清河、胶东等地部队,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扫荡”,先后发起六次破袭战,破坏铁路、公路数百里,炸毁火车一列、桥梁十余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一九四0年三月中旬,驻沂水的日伪军等四百余人向孙祖一带进攻。徐向前司令员和朱瑞政委指挥我第二支队和刚从胶东来的第五支队交通营,在山地设伏,激战两昼夜,歼敌二百余人。战后,徐向前司令员做了孙组战斗的总结报告,肯定了在战前的侦查与判断敌情、兵力部署、选择地形和作战时机等方面的优点,同时指出了指挥员不够机动灵活、协同作战不好,以及在通讯联络等方面的缺点,使指战员们收到很实际的教育,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
    山东沦陷以后,留在山东的一部分国民党部队和依附于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杂牌武装,以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反共急先锋、国民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为首,不断制造摩擦,制造了枪杀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长潘建军等的惨案。八月,又袭击莱芜以北雪野的四支队后方机关,使我伤亡二十余人,接着又集中四千余人围攻驻淄河流域的山纵二、四支队各一部达十余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先声。一纵与山纵首长分析了这一严峻形势,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决定向顽固派秦启荣进行反击。调集山纵第一、三、四支队,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向盘踞在胶济铁路以南、张(店)博(山)铁路以东地区的秦启荣发起攻击,连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的部队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获枪二千余支。一九四0年春,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勾结日军,猖狂进攻我冀南根据地。山东我军于二月和七月两次派出部队参加了讨伐石友三部队的作战。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一纵与山纵的首长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彻底查清沈鸿烈勾结日伪军进攻友军的罪行。在七八月间,胶东、鲁中、冀鲁边、鲁西的部队,分别向不断制作摩擦的顽固派赵保原、吴化文、刘景良、齐子修等部进行反攻,取得了很大成果。
    在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及其在山东的东北军,则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于学忠是“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他有句名言是:“既不红,也不蓝,两条路走中间。”蒋介石对他即利用又排斥。对于学忠这中间派,我们积极争取团结。一纵到山东不久,徐向前、朱瑞就听取了在东北军工作的谢方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徐向前司令员亲自带领几个同志到于学忠那里谈判,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他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对他企图限制我们建立地方政权绝不让步。由于我们对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和中间派于学忠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打击和孤立了在山东的国民党顽固势力,最大限度的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战的力量,维护和团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我们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地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绝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绝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一纵到山东后,坚决贯彻了中央指示,各个部队都把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都参与这项工作。有一些军队的领导同志还兼任地方党的书记。一纵朱瑞政委是山东分局书记,他在一九四0年用很大的精力抓了发动群众和建立政权的工作。二月二十九日,山东分局和地方第一纵队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立即成立县和专区政权。我们利用国民党实行宪政的诺言,在山东各地成立了由我们党领导的宪政促进会,团结抗日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假行宪真独裁的骗局,发动群众,成立各级参与会,进行民选县长工作。与此同时,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截止一九四0年七月,在山东境内,经过民选的县级政权共有七十多个,区级政权四百多个,共建立了八个专属,一个主任公署。
    一九四0年七月至八月,在临沂县青驼寺举行的联合大会上,选出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等六十一人为真正代表山东民意的国大代表。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同时成立了山东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委员会、山东省职工救国联合总会、山东省农民救国总会、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总会,实现了全省抗日群众组织的统一领导。驻山东省各地的部队,有一大批代表被选入山东及各地的政权和群众组织之中,他们代表各地驻军参政议政,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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