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高中生军训
1935年春我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即被派往河北保定任军训队分队长。
当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下达命令，从4月起，在全国各省（市）举办高中学生集中训练，以3个月为期，实施入伍教育。这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举措之一。高中学生集中军训由各省（市）首长主持（实际由各地驻军首长负责）。
河北省的高中学生集中军训地点就在保定。
保定是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还是历代军事重镇，素有“京畿重地”之称，曾“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
当时北平、天津等地的高中学生集中在保定训练。集中军训设总队（总队长为国军第2师师长黄杰，他曾率第2师参加长城抗战，与日军激战多日）、大队、中队和分队。军训地点就在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1912年至1923年办过9期（1923年8月停办），毕业学生6000余人，其中有1600余人后来成为将军。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其学期为两年，分步、骑、炮、工、辎重五科，学制章程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官也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蒋介石、吴佩孚、张群、张治中、白崇禧、陈诚、薛岳、商震、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蒋光鼐、傅作义、钱大钧、吴奇伟、叶挺、刘峙、顾祝同、郝梦龄（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罗卓英、周至柔等均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含前身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
黄埔军校初期的教官大多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比如炮兵教官陈诚、战术教官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兵器教官钱大钧、兵学教官周至柔等等。
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都是男生，当时女生主要学看护）都情绪高昂，非常认真刻苦，有一股为抗击日寇、投笔从戎做好准备的劲头。
军训的内容有室内课程和室外课程。室内课程讲授《军人守则》、《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室外课程包括操场操练和野外作战训练。生活（吃、穿、睡）则完全军事化。
当时军训要求严格，对这些城市来的高中生来说，操场操练特别是野外作战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生活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下来，学生们个个都明显黑了、瘦了。
我关心他们，耐心指导他们。他们常要我给他们讲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彼此融洽无间。
岂料正在训练期间，《何梅协定》秘密签定的消息传来，军训被迫停止。
所谓《何梅协定》是指1935年7月6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6月9日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的备忘录各事项。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国军第51军和第25师撤退河北省外；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应钦的复函意味着中国将丧失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
据史料，何应钦6月9日以口头形式答应日方要求，日方要求何应钦以书面形式答复以为凭据，何则拖至7月6日以个人名义复函。依国际法原则，何应钦以个人名义的复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视为正式协定，所以现在看来称之为“协定”是不恰当的。
6月中旬军训总队长黄杰奉命解散河北省高中学生军训队，军训队的军官归还原建制。
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痛哭流涕，群情激愤。
我作为一名军人，眼看着丧权辱国却无能为力，十分悲愤和羞愧。国难当头，军人当守土杀敌、卫国保民，却眼见猖狂的日寇步步进逼，国弱如此，夫复何言！我简直都无法面对学生。
学生们离开时，给我留下了好多照片和信。我赶到火车站送行，学生们都已上了车，纷纷向我招手呼喊，我也一个劲地向他们招手。车上车下我和学生们相对流泪，直到火车远去。
第2天 ，我就赶回赵县连部。一路上我心情沉痛，心想：“河北又快完了。”
长安军官训练团
1936年6月，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呈请蒋介石批准并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模式，在西安王曲镇（自古长安八大镇之一）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为团长，张学良为代团长（实际主持），杨虎城为副团长，王以哲、黄显声先后为教育长，学员为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连、营、团级军官。
长安军官训练团（因其设在王曲镇，又称王曲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4期，西安事变后停办。
当年秋我参加了学习，记不得是第几期了（据有关资料可能是第3期）。
开学时，张学良副总司令给我们讲话，主要内容是誓死抗日，打回东北，表达了“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的思想。
他讲得颇有些慷慨激昂，学员们都听得很专注。我印象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咱们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是抗日！” 潜台词我们都明白：不是委员长蒋介石要求的剿共。另一句是：“我们当军人得把脑袋挂在皮带上。” 意思是当军人得随时准备战死沙场。
我很赞成他的讲话，但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心想：“要是九一八事变时少帅你是这个态度，该多好！东北没准儿还在咱们手里——九一八事变后光咱东北抗日义勇军就跟日本关东军大规模地拼了一年多，打得日寇惊恐不安，狼狈不堪，若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大军悉数投入并坚决抗敌，小日本绝对嚣张不起来。东北军何至于搞到贫穷荒凉的西北来，何至于现在又想到要打回东北去。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现如今小日本已侵占东北4省数年，屁股都坐稳了，打回去谈何容易。”
因为我跟大多数学员不同，我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出身，我知道什么是孤立无援，什么是悲愤，我了解东北父老乡亲的心情。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不顾国家民族大义，不顾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安危，国难当头不抵抗并大军撤离东北，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
军官训练团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大概西北只有那个条件。学员住的是窑洞，两人睡一个铺，伙食也差。我当时就想：“军官训练团的条件尚且如此，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士兵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这和在东北、平津时的条件差得也太远了，他们怎能安心。”
一天上午（史料记载为10月27日，长安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在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陪同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到长安军官训练团视察并向军官训练团的学员、西北“剿总” 及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
因为蒋介石的浙江口音太重，我听不太清楚，问了问同学，大约是：革命军人要为国尽忠，要服从长官；要明礼义、知廉耻，要孝顺父母；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不除无法抗敌，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先后倒置；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等等。
蒋介石训话的次日，张学良的参谋顾问给我们上课。只见他一声不吭，先在黑板上写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又在下边写上“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把上边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打上X字，再把整句擦掉，只留下 “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对我们一笑，说声“下课！”学员们都会心地笑起来。老师上课不讲话而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国难当头，我们当然都赞同“先攘外而后安内”。本来东北军下级军官对张学良在东北撤兵不抵抗颇有微词，在军官训练团了解到张对抗日的态度，大家都很振奋。
当时和我睡一个铺的一位张姓学员是东北哈尔滨人，也是连长。他的父母兄妹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提起小日本他就咬牙切齿。他经常叹气说：“于国不能尽忠，于家不能尽孝，枉为男儿！”
我们很谈得来，他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出东北也非常不满。他还悲愤地对我说：“大批东北军的眷属和东北难民流落在西安街头，境况悲惨，咱们东北人竟落到这个地步！”
有一次，我向他打听与陕北红军作战的情况。因为我的连驻扎在河北赵县，从没见过红军，对红军的事感到神秘、好奇。
他说：“仗早没打了，也实在没法打。”
“怎么没法打？听说红军是在江西被打败后逃到西北来的，咱东北军还打不过他？红军的武器装备比得过咱东北军？” 我问。
他说：“你可别小看了红军，他武器装备是比不过咱，他穿得也破破烂烂，但他擅宣传。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红军会攻心。两军相对，他们喊话：‘东北军的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不了英雄，要打就打日本鬼子。要打就往东北打，不要在西北打。东北的父老乡亲在盼着你们啦！’句句都说到人心里去了。再有就是咱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情报灵。他们会突然袭击，用几倍的兵力解决咱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然后对俘虏好吃好喝、热情招待，再进行宣传后放回来。这样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再说西北实在太苦，谁愿意在这地方长呆下去。有不少东北军士兵开小差回东北了。好长时间没打仗了，我们原以为少帅是想保存实力，不跟红军打。现在看出来了，他有那个意思要联共抗日。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打回东北，为国为民效忠尽命。”
疾驰全面抗战前线
1937年7月7日夜驻华日军悍然向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及桥边的宛平县城开枪开炮，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为援助平津、与日军在永定河地区作战，7月中旬冯占海第91师（第63军番号已取消）即奉程潜（国军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军之命，作为第一批开往前线的部队之一，从高邑及附近几个县出发，乘火车开抵保定附近，作增援北平之准备。
当时我是冯占海第91师第273旅第545团第1营第1连连长。
记得就在部队开往前线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庐山抗战讲话发表。官兵闻之，抗日情绪高昂。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已经6年，中央终于正式宣告要全面抗战了！历经东北孤军奋战、热河察哈尔抗击强敌、被迫撤往察南和河北被迫停止军训的我真是激动万分。
在率部行军途中，我反复默默背诵蒋介石庐山抗战讲话中的语句：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由于卢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判断失误、举措不当（宋罔顾蒋介石7月13日“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的电示，试图以谈判妥协换得事变的和平解决，缺乏作战准备），日军得以调兵遣将并于7月下旬发动进攻，7月29、30日便相继占领了北平和天津。
7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各位要知道，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痛苦，国家失去了领土，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記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來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統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來抗战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須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來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該要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來遗留給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給我们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致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來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制定了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增调3个精锐师团至华北，决定把主战场放在河北省北部的平汉铁路（北平—汉口）沿线。
因永定河对面日军兵力猛增、平汉线正面战事趋紧，冯占海第91师又奉命强行军开往固安、永清，沿永定河南岸一线布防，与日寇隔河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