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1912—1977）原名周百根，曾用名周干民。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汤家竹插畈周湾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红4方面军第4军民运部长。此后，历任抗大第4大队第1支队长、鄂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副市长、东北军区公安第一副司令员，长春市市长、中共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中共八大代表。
1912年2月21日，周光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竹插畈周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忠厚老实，租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母亲因生育过多，严重地影响了健康，周光还在襁褓时，母亲就一病不起，扔下7个孩子，撒手人寰。家境艰难，使周光的两个哥哥过早地走上社会，以分担父亲的生活重压。两个姐姐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周光。在父兄的关爱下，周光渐渐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看到同伴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他十分羡慕。可是，懂事的周光知道家里穷，自己念不起书，从不向父亲提起。小小年纪就下田劳作，除草、收割，成为父亲的帮手。艰苦的生活，锤炼了周光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性格。随着他的渐渐长大，父兄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周光身上，盼望他能通过上学读书走一条与父兄不同的人生道路。于是在周光10岁那年，父亲送他进了私塾，老师赐名周百根。
周光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发奋苦读，求知若渴。每天放学后，帮助父亲料理完农活，他就看书学习；没有笔墨，他就捡个树枝在地下写，直到把老师教的全背下来了才肯罢手。周光的勤奋苦读，不仅使他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还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然而，这样的时光并没有多久，在周光入学的第4年，周家再也无力缴纳学费了，看着父亲愁苦的面容，过早弯曲的身体，周光知道命运难违，只好含泪离开了学校。
14岁那年，周光踏上了谋生之路，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商城县白沙河一个铁匠铺当学徒。三年学徒期间，只供吃住，不给薪水。周光不仅要听从老板的吩咐，干好铁匠铺的活，还要起早贪黑，伺候他们一家老小，打水、扫地、倒夜壶，所有的杂活都压在周光弱小的肩上。繁重的劳役，使周光失去了人身自由，但脱离了闭塞的山村，也使周光大开眼界。
1924年，周光的家乡汤家汇一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久建立的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使党的活动日趋活跃，组织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周光所在的白沙河镇正是党活动的重要据点。这期间，周光结识了余品德、陈杏村、漆远之、张德仪等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议论时政，抨击世道的不平。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周光开始觉醒，他懂得了要改变自己屈辱的命运，就要团结起来，砸碎这个旧世界。他和觉悟了的工人、农民一起，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从中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力量。1928年4月，年仅16岁的周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5月6日，中共豫南特委决定组织革命暴动。此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周光接受组织交给的一项任务，要他协助白沙河联络站长作好三个地区的联络工作，同时，监视白沙河民团的动向。那段时间，周光异常兴奋，他不怕山高路远，奔波各地，传递消息，从而使白沙河、汤家汇、西河桥等11个暴动点一举暴动成功。同年，17岁的周光参加了红军，名字也由周百根改为周干民。周光没有想到，自他参加红军那天起，就永远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再也没有见到抚育他长大成人的父兄和姐姐。周光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却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更无法料到，他的三兄周百桐、大侄周世恩，继他之后也参加了红军，并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他的父亲、叔父、二侄都被国民党反动民团所杀害，周光的一家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
周光参加红军后，在第32师肖方团长的指挥下，活动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一带，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革命武装进行残酷的斗争。在频繁的战斗中，周光不断成长。1930年5月经张运阁、漆远之介绍，周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升为连指导员。1931年9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调集大批部队向苏区进犯，在大青山、苏家阜、韩摆渡等地遭到我红4军的痛击，损失惨重。苏家阜大捷后，红军乘胜北上，直取淮南重镇正阳关。在攻打正阳关的战斗中，周光带领尖兵连化装先行，潜伏在河堤。一声枪响，周光带领全连战士抢先登岸，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举手投降。不久，红军在奔袭戚家桥时，与敌再次激战。在这次战斗中，周光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带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形，迂回前进，不料一颗敌弹飞来，击中周光头部，他昏倒在地，奄奄一息，当即被抬到红军麻埠医院。当医生检查时惊愕地发现，周光头顶左侧一块头盖骨被子弹掀掉，头部尚留有弹片，生与死只是一毫之差，再深一点，就无生还的希望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周光从死亡线上被夺了回来，并奇迹般地康复了。正当周光急于重返前线，一场可怕的伤寒病又将他击倒。高烧持续不退，又引起溃疡病变。当时根本没有治疗伤寒的特效药物，只能靠辅助药物和营养调理及绝对卧床休息的办法来控制病情。周光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配合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终于战胜病魔，又一次幸运地活了下来。
1932年3月，周光重返红4军，被分配到第10师28团3营7连任排长。不久蒋介石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过长途英勇转战，红4军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2月进入四川，在通江县于家坪一带整训。1933年4月与军阀刘存厚部大战龙凤场，继而转战到达县、万县、南霸一带。8月返回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在历次战斗中，周光都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机智果敢，表现了一个指挥员智勇双谋的才能。因此，他的职务不断提升，由排长升为营政委，到1935年的长征之前又调任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军政治部民运部长等职。
1935年末，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导致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致使红4方面军屡历艰险，损失惨重，代价巨大。周光随红4方面军在川西北一带，跋涉于草地、雪山之间。先北上，后南下，再北上，饱尝了三过草地、两过雪山之苦。周光不仅和红4军的全体战士一样倍受煎熬，更有其独特的遭遇。他曾蒙冤受屈，险遭杀害；在及其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川北苏区，周光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因涉嫌放跑三个土豪而被抓起来，已判处死刑，待军政治部批准后即行处决。恰在此时，洪学智调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到第十师视察，闻听此事，感到人命关天，务须慎重，决定听一听周光本人的申辩。
周光见到上级来人尽吐肺腑之言，他诚挚地说：“我是穷苦出身，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和土豪劣绅势不两立，我怎么会放跑他们。作为红军战士，死在杀敌的战场上死而无憾，但这样蒙受不白之冤我死不瞑目！”洪学智见周光一脸正气，朴实憨厚，虽深陷囹圄，忠贞之志不改，先有了几分好感。听他一席话后，更感到周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为不滥杀无辜，洪学智指示师里，连人带材料一起送军政治部听候处理，然后立即派人调查。不久，在一个山洞里，将那三个土豪抓到，经过审讯真相大白，他们的逃跑和周光毫无关系。军政治部撤销了第十师的判决，将周光留军政治部任民运科长。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部队面临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川西少数民族对红军了解甚少，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惑众，地方反动民团不断向我袭击骚扰，民情生疏，战斗频繁，粮食、布匹供应十分困难，只能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一边筹措。周光身为军民运科长，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他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走村串寨，筹集粮草。一次，民运部长带领周光等二十几人到苦瓜寨一带筹粮。不料，被反动头人带领800多人包围在两座木板楼里。在激烈的战斗中，民运部长负了重伤，周光接替指挥。黄昏时分，敌人利用木楼死角悄悄地摸到楼下，放火烧门，并架起木梯向楼上爬。周光一看情况紧急，带领战士们用长长的钢锥拼命抵抗。敌人不肯罢休，高喊：“你们没有几个人，子弹也打光了，快投降吧！”周光命令停止射击，派两个战士把楼门打开，假装投降。等敌人蜂拥而上时，他们甩出一排手榴弹，趁敌人混乱之际，借助夜幕的掩护，两名战士突出重围，向驻扎在维固的军部告急，搬来了救兵。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周光带领战士硬是坚持了一天一夜。
在川西这段时间，由于缺衣少食，缺医少药，部队减员很严重。周光临危受命担任民运部长，他以及其高度的事业心和革命责任感，带领民运部的同志开展了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工作。部队当时流传：“要吃粮，找干民”（周光当时的名字），可见周光这个长征路上的军需官作用非凡。
1936年3、4月间，张国焘南下方针失败，红四方面军退出天全、芦山地区，在丹巴翻越大雪山转战到西康的道孚、霍炉、甘孜地区。这里偏于一隅，山水阻隔，气候寒冷，异常贫瘠，而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为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红军的理解与合作，周光肩负谈判代表的重任，深入险境，化敌为友，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
当时红四方面军所在地瞻化（今新龙）地区有个万户头人叫巴登多吉，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经过联系，他同意红军派出代表，到他控制的山头谈判。谈判的那天巴登多吉布置武装占踞制高点和各处关卡，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大家一看这个阵式，担心头人没有诚意，此行凶多吉少，建议多带人，多带枪。周光认为，头人越是对我们存有戒心，我们越是要表示诚意。于是，他带领两个人，其中一个做通司（翻译），什么武器也没带，赤手空拳，神态自若，大步穿过枪林，登上了山顶。巴登多吉非常敬佩红军的光明磊落和非凡的气魄，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说：“红军莫耶莫耶（好）！”谈判后，巴登多吉还说服了另一个万户头人与红军合作，卖给红军大批青稞、牛羊。同时，他主动把扣留的国民党政府派到西康地区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红教领袖罗拉交给红军。当时，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把罗拉杀了，实际上我军对罗拉以礼相待，还让他当上甘孜地区的“波巴依得瓦”（藏族政府）主席，在藏族同胞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了这个基础，当1936年7月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而相当数量的重伤员无法随军行动，需要留在西康养伤，就托付给藏族的头人和群众，免去了红军的后顾之忧，保证了这些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全。这些善后工作都是由周光亲自办理的。
翻越夹金山，是红军战士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天红四军全体战士起个大早，从山脚开始向上攀登，山势陡峭，空气稀薄，脚下的冰雪滑极了，同志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三喘地终于爬上了山顶。正当大家高兴之际，天突然变了脸，刹那间，连天接地的暴风雪呼啸而来，顿时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红军战士被困在山顶，无遮无盖，腹饥衣单，先后有6名同志倒下了。周光是负责收容的，要把这6名同志抬下山去，有的人直摇头，认为没有希望了。在周光的坚持下，这6具僵硬的“尸体”被抬了下来，并救活了其中的5个人。大家都说，这是长征史上的奇迹，而这奇迹正说明周光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战友的挚爱情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光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改编为第129师的一个旅，周光任政治部民运科长。1938年4月，周光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四大队第一队学习，4个月后调入抗大第四大队第五队任政治指导员、第二支队政治协理员兼第五队政治指导员，成为抗大的骨干力量，挑起了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才的重任。
1937年8月，中央中央洛川会议后，红军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我军迅速行动，东渡黄河，向敌后挺进。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中央决定大部分学员到敌后去办学。1939年，周光随程子华等一批干部到冀中根据地。此时正值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他们只好在国民党统治区穿行，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到达晋察冀边区河北省灵寿县的陈家庄一带。
周光刚到陈家庄，就赶上敌人的一次“扫荡”。1939年秋，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经慈峪向我军驻地偷袭。当时，我军主力部队尚未到达。为争取时间，牵制敌人，周光所带的学员队伍，一面警戒，一面监视敌人的动向，与敌人周旋。从而为第120师主力赢得了围歼敌人的时间。在晋察冀军分区武装的配合下，经过两昼夜“破门口”激战，将日寇独立第八混成旅第三十一大队全部歼灭。
1940年8月，华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军区等部队发动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进而袭击交通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此时，周光调任第九军分区第二十四团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冀中博野、肃宁一带。一天，团部接到城内有100多敌人出城的报告，为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团里决定由第三营在城西五里外的梁村埋伏。时任团政委的周光为协助第三营指挥战斗，带领参谋、警卫员穿越枪林弹雨，奔向第三营指挥地点，及时洞察了部队已被日军发现的险情，当机立断，把伏击变成阻击，就近炸毁桥梁，摧毁了通信设施，切断敌人道路，主动撤出战斗，避免了我军的损失。
1942年4月，周光被抽调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北分局党校学习。他以在战场上与敌拼杀的劲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于1943年春毕业。此后同爱人迟精武一起，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党校深造。
1944年9月，周光接调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敌后的豫、鄂、湘等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日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使豫、鄂、皖、赣、湘等连成一片，成为拥有920万人口的大解放区。
1945年9月19日，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以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1946年4月，中央决定调周光前往北平军调部。军调部是根据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停战谈判签订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在北平设立的，它是在美国政府的参与下，实行停战协定的监督机构。分别由国民党政府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为调处部委员所组成。在军调部，叶剑英和周光作了一次长谈，向他介绍了国共和谈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要周光不要被和谈所迷惑，要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周光表示，作为军人，不能放下枪杆子，他要求到东北战场上与敌人战斗。叶剑英十分欣赏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当即决定由李克农写信介绍周光和其爱人迟精武去中共中央东北局。为安全起见，先到渤海军区，然后乘山东去大连的运粮船北上。
1946年6月，周光到大连后，在等候地委安排期间，他和地委的领导同志多次接触畅谈，周光非凡的谈吐和对国际国内的看法得到地委同志的赞赏，对这位年轻的老红军十分钦佩，执意挽留，经请示东北局，周光被留在大连，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为掩护真实身份，周干民改为周光，从此这个名字延用终生。
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军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特殊条件下，周光积极热情地投入到特殊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国民党为夺取旅大这个战略要地，从陆地到海上实行经济封锁，公开建立国民党部，网罗伪满余孽，培植反动势力，而我警察部队又刚刚组建，成员复杂，缺乏管理社会治安的经验。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为保卫建设新旅大，周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支可靠的、忠实于人民的警察队伍”。1946年在全区公安机关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期整训”，既整顿队伍、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开展立功、创模和拥政爱民活动。在整顿中，周光把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到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中，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及一整套规章制度。从而纯洁了队伍，树立了新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
周光到任不久，根据总局决定着手筹备警察学校。在公安总局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办学宗旨：“一切为了战争培养干部，建设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大众的、新型的人民警察队伍。”在筹建过程中，周光要求全体干警发扬抗大精神，提倡艰苦奋斗，只要有地方吃饭、睡觉，就要把学校办好。从1946年9月到1949年9月，警校共培训学员4655人，其中公安干警3333人，武装警察1322人，一批一批学员，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立场，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学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成为各个治安岗位上的骨干力量，为打击敌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贡献了力量。
在对敌斗争中，旅大公安机关连年破获一批重大案件。1947年，破案71起，其中反动党团组织42起，特务组织与地下武装29起，处理案犯522人；1948 年破案192起，其中特务情报案件31起，处理案犯1733人；1949年破案161起，其中军统特务24起，中统特务7起，国民党组织40起，三青团组织2起，美国特务3起，地下武装5起。周光像在军事战场上一样，亲临前线，策划谋断，机智果敢指挥战斗，每次对敌斗争的胜利，都有周光的智慧和汗水，在与敌特的斗争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国民党为夺取旅大的战略要地，还对旅大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旅大革命根据地。周光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广大干警开展农副业生产，自力更生解决供给。在勒紧裤带，抓好治安的同时，坚持建军寓于建警之中，大力支援前线兵员。1946至1947年两年间，送往前线兵员2万多人；1948年扩警扩军两次，共12200人。1947年，辽东军区指调旅大公安总局宣传队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宣传队送往前线。为满足前方急需的布匹，周光果断地决定：停止总局被服厂军服的生产，把当时仅有的布匹全部支援东北的前方将士，他指令全厂职工日夜加班，为东北民主联军生产30多万套军服。将收缴敌人的军械、弹药，以及买进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陆续供应给前方。1947年至1948年，公安总局先后组织5批公安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此外，周光还多方筹集资金支援前线，将公安总局积蓄的100多个金元宝，毫无保留地支援给辽南财政部。
1949年夏，旅大地区遭受强台风的袭击，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重大损失。沿海居民受灾尤为严重，一些房屋倒塌，有的人受伤或被洪水卷走。党和政府迅速组织人员投入抢险救灾的斗争中。风雨未停，周光就亲赴寺儿沟公安分局，带领分局干警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抢险救灾。当他得知沿海渔村老头沟灾情最重时，不顾道路被毁，车辆无法通行的困难，坚持亲自到现场察看、慰问。全村20多户人家，无一遗漏地逐户走访看望。当村民得知周光是公安局长时，各户老少无不感动，有的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喊着：“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1952年7月，周光接受新的任务，调任长春市副市长。从此，周光结束了20多年的军旅生涯，由对敌斗争的战场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战线上来。周光在长春任职6年（1952—1958），其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周光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及时提出城市建设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头。
城市建设千头万绪，从何抓起？周光的回答是：抓规划。他说：“城市规划好比龙头，抓住规划，就抓住了建设管理城市的根本”。他以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百年大计的事业中去。资料不足，他亲自带领专业干部实地调查，从市区到郊外，足迹踏遍每个街道和角落；没有经验，他亲自请来国家城市规划小组，邀请大专院校专家献计献策，广泛征求各界人士对长春建设布局的意见，设置了精干的城市规划机构、建筑设计室和地质钻探大队。在他的主持下，1953年长春第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改造旧城与建设新城结合起来，市区主要设置党政机关、文化和商业中心；城市南部发展为大专院校学府区；城市的东、北和西南郊发展三个工业区。当年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吉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在这个规划指导下进行的。
在实现城市规划，调整城市布局中，周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市建制。原为直辖市的长春并入吉林省，为吉林省省会。周光从全局出发，明确提出：长春作为吉林省的省会，是吉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长春市的光荣，要求各级干部端正认识，做好省委、省政府的迁长工作（当时省党、政机关在吉林市）。他根据城市规划，主张把省委、省政府这两个吉林省最高领导机关设置在市中心，最理想的地址就是原伪满关东军司令部和警备部队司令部驻地。他与李承锟副市长等党、政、军领导，反复协商，多方工作，使驻在这两座建筑物中的机关顺利迁出，易地选址，妥善地解决了省委、省政府办公用房问题。同时还调剂、维修房屋18万平方米供省领导机关使用。
周光利用“一五”时期经济大发展的有利时机，首先抓住支援国家建设这一环，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到长春落户，并借此发展地方工业，推动城市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批准建在长春市。周光认为这是抱来个“金娃娃”，他号召全市机关、部门、行业全力支援一汽建设。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汽的建设，意味着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即将结束，也必将促进长春的发展和繁荣。在周光的主持下，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全市机关、部门、行业全力支援一汽建设。为保证一汽按期建成，周光经常带领有关部门到施工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问题。仅1953年支援一汽的市政、房屋建设就占全市市政、房屋建设总投资的86%。为保卫一汽建设，还抽调100多名公安干警建立了公安七分局。从1953年7月15日正式施工，到1956年7月15日汽车厂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出厂，历时三年，如期地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汽车厂的建成和投产，填补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空白，为汽车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春客车厂也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当时，主管部门准备在关内和东北几个城市选址。周光和李承锟得到这个消息后，闻风而上，几次去北京找主管部门申请，终于将这个项目要来。现在的客车厂厂址，原是小房身飞机场，飞机飞行噪音很大，影响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也限制了长春西北郊的发展。周光、李承锟在领导机关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工作，硬是搬迁了飞机场和一个军事学校、两个靶场。难题一个一个攻破后，一个现代化的、规模可观的工厂建成了，以客车厂为中心的长春西北郊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在周光的积极努力下，一批建设项目先后在长春安家落户，如一三三厂、二二八厂、七九三厂等都顺利地建成投产。在积极引进项目的同时，周光还注意抓紧地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先后建成锅炉、水泵、电机、汽油机、变压器、电动工具等厂，充实了城市东郊、北郊工业区。使长春这个消费城市很快发展成为以机械工业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
为了使全市人民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周光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十分重视植树造林，绿化长春。五十年代，在他的倡导下，市里一些领导同志年年都参加植树造林活动。1958年3月，他亲自为《长春日报》写了《全民动员普遍植树，绿化长春》的社论。经过多年的推动，市郊净月潭在原有的人工林的基础上，培育成举世闻名的人造林场；宽阔平坦的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绿树成行，杨柳夹道；横贯市区的几个街心广场，绿草如茵，花团锦簇。从此，长春市享有了“森林城市”的美誉。
为了给群众提供休息、娱乐的场所，周光统筹规划，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东北侧建起工人文化宫。从此，全市人民有了第一个文化娱乐的场所。接着，又全力支持省有关部门建成省宾馆。当年这些大型建筑物，把人民广场装点起来，春城被打扮的更加壮美。
为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周光首先抓住市政府机关操场和胜利公园灯光体育场的建设，后因不敷需要又着手筹建长春市体育馆。他亲自向国家体委申请投资，多方筹集工程材料，确定馆址，审查设计图纸，检查工程质量，日夜操劳，直至大厦落成。当年长春体育馆的规模，名列全国第三。薄一波来长春作视察，在市体育馆作报告，对修建体育馆给予了高度评价。
长春的水源缺乏，这是发展工业先天不足的一个因素。周光对此认识早、着手快。千方百计开发新水源，制定了拦截饮马河、伊通河，提取地下水等方案，反复进行比较，并亲自陪同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做出正确决策，向中央报送了修建方案。
1956年 7月，长春连降大雨，伊通河水暴涨。一天深夜，大雨滂沱，周光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即冒雨赶赴水患最严重的二道河子区和鲶鱼沟查看水情。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和宋洁涵等领导同志冒雨视察了工厂和居民区。看到泡在水里的厂房和住宅，周光忧心如焚，他一遍一遍地看地图，一次又一次地沿伊通河而上，寻求制定排洪办法。从这天起，周光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留在南关桥附近的一个简陋的棚子里，坐镇指挥，固堤排洪。阴雨连绵十几天，周光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直到雨过天晴。这次水灾，使他对兴建新立城水库的信念更加坚定了。第二天，他就找有关人员研究如何根治长春水害问题。不久，一个综合治理方案酝酿成熟了，这就是兴建新立城水库。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最终建成了蓄水量为2亿8千万立方米，日供水量20万吨的新立城大型水库。水库建成后，既解决了长春工业、民用水源不足，又解决了防洪排涝，美化了环境。
由于城市工业发展，食品供应成为城市居民的头等大事。1953年，周光亲自主持制定了《郊区副食生产基地的建设规划》，提出郊区农业生产要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把发展蔬菜、肉、蛋、奶等副食生产放在首位。为解决副食基地中的问题，周光常常利用假日深入到郊区调查研究。长春郊区解放后第一条高压供电线路，就是周光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勘测后组织架设的。接着又部署南郊供电工程，打出了一批电机井。从此解决了近郊区一部分人、畜吃水及菜田灌溉问题，结束了菜农世代吃苦水的历史，为长春市郊蔬菜生产水利化打下了基础。
1958年2月，周光调到省里，历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先后分管轻工、石化、交通、地质、邮电、电力、基本建设、经委、外事等工作。他到省里工作后，就一心扑在工业建设上，力求尽快了解生产情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省40个市、县、地区，他一气就跑了38个。通化钢铁厂、扶余油田、白山电站、孟家岭煤矿等一批工业项目，他都亲自视察过。
在工作上，到现场解决问题，是周光的习惯。每年他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基层搞调查研究。在新建吉林化纤厂的日子里，从工厂选址到试生产，他都带领有关人员到现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工程的两个主管部门，曾因工程安排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周光在吉林市用一周的时间，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耐心引导，各取所长，具体问题逐一落实。并引导大家从全局出发，搞好协作，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使这个施工队的三大材料问题得到解决，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
50年代，吉林省的轻工业基础薄弱，地方化学工业的产品也不多，周光决定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提出要在提高老产品质量的同时，开发新产品。当年通化人造毛皮厂开始筹建时，国内还没有这种工艺设备和生产厂，在周光的支持下，他们从试制生产设备开始，经过努力，不但生产出了新产品，而且成为采用先进工艺设备，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产品在国内一直享有盛誉。周光对开发项目的支持，反映了他在工作上的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精神。
周光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交通事业的发展，两者也必须协调同步。60年代初，吉林省公路交通基础较差，省内不能贯通的路段很多。当时收缴的养路费，除了用于必要路段的正常养护外，根本没有财力搞其他工程。按国务院《民工建勤修养公路暂行办法》，发展群众修路，阻力很大。周光支持交通部门贯彻国务院的决定，亲自召开会议强调修建公路的重要性，亲自下去督促检查，使吉林省依靠群众修建、养护公路的传统保持下去，在20年中吉林省的公路桥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为了发展吉林工业，周光常常不分节假日，天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逢星期天，机关人员休息了，他却到下面去，到工厂去看望坚持生产的工人。一次春节，他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带着行李去农村，因为农民都在过春节，不能去打扰，他就住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几个人自己生火做饭，顿顿吃高粱米饭，喝白菜汤。对于这样极其简单的饭菜，他胃口很好。他说“过去打仗时习惯了。”常常告诫同志们“做官了，不能忘本”。
1958年以前，吉林省没有统一的管理电力工业的专门机构，周光根据吉林省电力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积极主张成立吉林省电业管理局，他代表省政府把意见反映给东北电力管理局，然后又反映给国务院，最终得到批准。接着周光又和长春市协商，解决了管理局办公用房问题。
周光到省里工作不久就参加了白山电站筹备工作。1960年，苏联专家撤回，迫使筹建工作中断，使这个项目一停就是10年。由于电力供应紧张，1969年，国家有关部委开始酝酿在吉林省恢复建设白山水电站。周光闻讯，积极进行筹备，多次派有关人员去北京联系电站建设问题，组织催促立项。1972年，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两次派人到白山进行现场设计审查，周光都亲自参加。当研究修建磐石到白山的铁路，安置电站水库淹没区移民工作需要省里承担时，周光接受了这个任务，成立了领导小组，支援白山电站工程建设，并亲自进京去请铁道兵三师参加烟白铁路施工。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多年，周光顶着各种压力，把正在农村插队的技术人员调到烟白铁路指挥部工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他通过省政府动员组织了3万民工参加电站和铁路建设，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文革”初期，吉林省铁路沿线某工地的员工和附近的农民，在双方造反派头头的煽动下，因揪斗当权派发生分歧而聚众对峙，其他单位的人员也都往那里集结，一场武斗一触即发。事态如继续发展，将严重地影响铁路运输。周光得知后，立即从长春乘铁路货车赶赴现场。他把两派头头请到一起共同商谈，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并到群众中去做说服教育。连续几昼夜的工作，终于使一触即发的武斗事件平息，对峙的双方都回到原地，保证了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
“文革”中，周光受到冲击，被夺了权，但政治压力和疾病折磨并没有击倒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始终坚定、乐观、处之泰然，支撑着病弱的身躯，深入基层，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难题。1972年，他积极支持辽源发电厂的小指标竞赛，指示有关部门试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1974年，他到汽车厂蹲点，解决生产下降和产品质量问题，协同厂里的领导具体抓了铸造分厂这个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局面。由于工作紧张、劳累，他的肺气肿病一次次地复发。从1970年开始，他不得不多次住院，而每次住院，他都把病室当作办公室，写报告、批文件，找工作人员研究问题，布置任务。
周光最后一次出差是1976年7月住院期间。当时，中央交办的吉林化工工程正处在施工阶段，而工程指挥部被搅散了。主管工程的两名领导干部，一个与原单位“脱钩”，被夺了安排计划、调拨物资之权；另一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了；其余主要工作人员也被“交流”、“下派”，工程进度受到极大影响，几近停工状态。国家重点工程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使周光忧心如焚，他顾不得自己正患病住院，决定亲自去吉林市调查处理。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得知后，都苦苦相劝，一再说明，他的肺心病已经到了不能出行的阶段。但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拖着重病之躯，赶到施工现场。他不分昼夜地深入到职工中了解情况，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解决了一些关键性问题。这时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双腿肿胀的像两个木桩，鞋子也穿不上了，并且出现心力衰竭、排尿困难的症状。当他再一次回到医院时，已无力支撑，一头倒在病床上，经医生全力抢救，虽然一时度过了危险期，但从此再也没有下床行动。在病榻上，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追思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足迹，深感责任重大，他对前来探望的同志们深情地说：“死，并不可怕，我已经死过多少次了，遗憾的是有好多工作还没有完成。”
1977年4月24日，周光不幸病逝。享年65岁。
1987年4月24日，在周光逝世10周年之际，曾在吉林省与长春市党政机关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集聚座谈，缅怀周光的业绩和品德。洪学智以《周光十周年祭》为题，书写了周光在长征路上的感人事迹；吉林省省长高德占也以《无私奉献为建设》为题，写了周光对吉林建设的重要贡献；曾任长春市领导人的宋洁涵、王家桐、郭景兆、阎华共同书写了《愿为后人留余荫》的文章，回忆了周光在长春的光辉业绩。（刘宇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