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不久，我从曲阜师范毕业回到家里。旧历11月29日，日军就打到我的家乡莱芜河北庄了。村上人心惶惶，四处逃难。这时我想起了在县讲习所的同学刘德轩，他是因参加共产党被捕的，现已从济南出狱回家。我叫着我的族侄魏传镜到刘德轩家联系。在他家的还有一位叫芦冠洲(又名刘特夫，与刘一同出狱暂住他家)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现在确有组织抗日打鬼子的活动。
刘德轩到我家和我父亲说了些情况，他说共产党正在南山组织游击队。随后他和孙启明同志取得联系，孙派吴道源来我家，先是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又要求我们带上枪去参加抗日游击队。
经研究，派我与魏化之(我的族孙)到西岭村朱曰岗家去起枪，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不但枪拿出来，而且还同意儿子朱玉山和朱玉桓参加游击队。路过花峪村，又动员了朱玉山的仁兄弟王恩荣，也带上了他的枪。这就有了两条枪、5个人了。
与此同时，我父亲在家动员了正在我村要药账的中医胥汉英先生(是个绅士，曾任过雪野区保卫团长)。魏传镜又去沙岭庄把周长恩(山口高小教员)、周龙生邀到我庄上，共同研究如何再扩大人和枪的问题。提出了去起国民党散兵插下的那批枪。一天夜里，我们起出了一支沈阳造大盖枪和一个机枪梭子(当时我们不懂是什么武器)。
正月初五，吴道源同志来说部队要集合了，朱玉山和王恩荣对我说：“你们带着枪去吧！”说实在话，春节刚过我也不愿意马上就走。这时王日宾对我说：“表叔，我和你一块去”，另外还有到我村来走亲戚的王维让也愿意去。我们3个人随吴道源同志到了朱胡同峪山沟里，见到了孙启明同志。
3天集合了大约一个排的人，暂时由潘德和同志任排长。队伍走了一夜，到了薪泰刘杜，找到了四支队。我们被编进了三中队。中队长程绪润，政治指导员刘居英，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询问了我们的参军情况。我们把集合的经过向他们述说了一遍。吃过晚饭又出发(我们几个留下休息。这时，我用的枪是那支沈阳造大盖子)，我的同学常树人(也在三中队)对我说：“你的枪真好，今晚你太累了，先把枪借给我用用，到新泰县城打鬼子去(实际是打扰乱去)。”我答应了。听同志们唱着《大刀进行曲》，那么威武雄壮，很能表达抗日的情绪。一晚上我们就学会了，心里真是高兴。
正月十五日，部队经过雁翎关到了莱芜李条庄，晚上站岗时看到满山遍野是灯光，我才意识到是灯节。
部队开到八里沟，刘指导员又叫我把起枪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领着我和王维让去见了洪涛司令员。经洪司令批准，晚上由刘指导员带上一个排到土屋庄去起枪。到了土屋，天还不亮，刘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父亲可能有办法。接着我把我父亲的情况汇报了刘指导员，刘指导员叫我马上回家去叫我父亲。
我父亲来到土屋，即将庄长李金田请来。经我父亲好说歹说，李金田才说了实话。他说是有挺机枪，自散兵把枪起回一支后，已把机枪送到朱家庄朱尔谟家里去了。了解到这个情况，我父亲即派人到朱家庄给朱尔谟送信。朱尔谟回信说：“只要是打鬼子，没问题，把枪捐给部队。”太阳快压山了，我们到朱家庄去起枪。由于朱家庄有土围子，刘指导员怕出意外，部队停在半路上，我和我父亲去的。进庄后，朱尔谟和一些人正扛着机枪和一支沈阳造大盖枪站在围子门口。我们接过枪返回交给了刘指导员。
由于我参加了八路军四支队，又回到家乡起枪，好多同学都知道了，不但增加了武器，也扩大了部队。刘指导员对完成这次任务非常满意。几天后，我父亲在西峪一带又搞到了一支沈阳造七九大盖枪。这时朱玉山、王恩荣、魏化之、李贵祚、魏振传、魏传书等带着这支枪也一块参加了三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