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庄秘密分区委是在1942年下半年建立的，包括20多个自然村。到1943年又与鹏山秘密分区合并，包括义安、义和、汶阳三个乡。区委干部只有两个，我任书记，段盛华同志是我的助手。划为秘密分区，是由于它的四面是敌据点，南面是颜庄据点，北面是辛庄据点，西面是南冶据点。从这个区的中心，不论到哪个敌据点也超不出10华里。据点与据点之间有公路，沿公路挖了防洪沟(深四米宽四米)，防洪沟岸一华里左右建一个碉堡，住上汉奸队。所有穿过公路的民间道路都被截断，只能从碉堡旁边的一条路通过。这里过去党员较多，但遭到了不断地破坏。需要进行恢复和整顿，所以县委决定成立秘密分区委，以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并逐步建设秘密的根据地。
区党委布置，为了应付更加恶劣的环境，叫区里干部都要职业化。县委给每人发了二百元钱，都开起小店铺或挑起了当当油。我就在秘密区的王家庄子开了个小酒铺，一些脱产干部一下子变成职业化，谁能相信呢?但上级的指示只能坚决执行，没有几天也就停下来了。
开展秘密区的工作，不能一上来就搞党的组织整顿，那样只会被敌人破坏得更厉害。必须先从开展敌伪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做起，配合武装斗争。在这些工作掩护下，逐步慎重地进行恢复和整顿党的工作。
我们首先大胆积极地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伪的工作。这个区各村都有了伪政权，我们对伪村长普遍进行了教育。教育他们应该爱国，保护人民利益，对敌人只要应付过去就行了，不要忠实于敌人，应付敌人也是为了抗战，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并说明党的政策。警告他们如果忠于敌人做坏事，就没有好下场。我们对伪村长经常进行教育，通过教育，大多数伪村长表现较好。因为他们多数是贫下中农被村里雇用的，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受汉奸鬼子的压迫，应付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采用教育、争取、团结的方针。伪村长的工作做过之后，我们又通过伪村长做伪乡长的工作。如义安乡两个伪乡长(正、副乡长)，是共产党员投敌分子。他对我们怕，我们就向他交待政策，说明不要忘了党对你的教导，在敌人那里也可继续为抗战做工作，将功赎罪。他怕见我们，我们就叫他信得过的伪村长去对他进行工作，并陪他出来和我们见面，当面对他进行了教育，讲明了政策，并布置他们的工作。首先是了解敌人的情况，给我们送情报，这样他们放心了。原来伪乡公所驻辛庄据点，以后就搬出来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他们。我们又通过伪乡长、伪村长去做伪区长的工作。伪区长邓奎是国民党员，这个人思想反动，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仍转变不大，我们就利用矛盾，将他搞掉。这时邓奎已找了小老婆，与封建势力有了矛盾，伪区公所内部矛盾也尖锐化，我们就发动伪乡长、伪村长反对他，把他的伪区长搞掉了。我们就派亓××去任伪区长，亓××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区参议长，又派一个共产党员去当中队长，这样伪区公所、伪区中队就在我们控制之下了。他们经常向我们汇报工作，敌人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并保护我们。如有一次我与区助理员杜盛伍同志，在田家庄子村头的枣树底下与群众谈天，伪区中队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伪区中队长看到我们就喊：“你们还不去催民工，还坐在这里干啥!”我与杜盛伍同志就应声而起说：“我们去催民工”，趁此溜掉了。
当时，伪政权、伪军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革命的两面派，对我们是忠实的，受我们的领导，对敌人只是应付，如我们派出的共产党员；第二种是中间的两面派，他们对我们和对敌人都是应付的；第三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对敌人忠实，而对我们是应付的，他通过应付我们来破坏我们。我们开展敌伪工作就是依靠第一种，争取第二种，打击第三种。对第三种不打击，也无法争取第二种。打击最坏的也可以起到打一儆百的作用。如辛庄据点有一个很坏的汉奸叫吴宪明(雪野区嵬石村人)，他在日本鬼子身边当勤务，是一个死心塌地的铁汉奸，鬼子对他很信任，群众向我们要求将他除掉，我们就报告了区中队，我们的模范区中队长池玉贵同志，根据吴的活动规律，打扮成赶集的农民，把吴白天枪毙在辛庄集上。这一枪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农村、城镇、敌据点和伪区、乡公所里，一片沸腾，到处都在有意无意的、但都是自动地宣扬八路军的神威(到据点里打死汉奸)。好人扬眉吐气，坏人谈虎色变，我们就开展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原来与我们有联系的伪公人员和伪军更靠近我们了，表示愿意为抗战出力。原来那些做坏事的汉奸，也有所收敛。特别是那些平时表现比较好的村长神气起来了，公开对那些作坏事的汉奸讲，你们再做坏事会落得象吴宪明一样。那些做坏事的汉奸，反过来向我们的村长求情，托他向八路军说说好话，他们以后不再做坏事。对敌人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主要有二个：一个是团结地主、富农及其代表人物士绅名流。因为抗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的土地政策也由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以便团结地主、富农共同抗日。团结地主、富农，要通过团结士绅名流来团结他们。这个工作我们做了，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赞成抗日的，特别其子女参加抗战的表现都比较好。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参议会。第二个统战对象是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当时他们发展的很多，有的村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的村少一点，但差不多村村都有。抗敌协会，本来是把一些赞成抗日、拥护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但在大发展的时期，他们与共产党在发展上“争夺”，有的一家人有共产党员，有抗协会员，有的老婆是共产党员，丈夫是抗协会员。抗协基层组织成员多数是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有的提出口号三不怕：一不怕鬼子汉奸，二不怕国民党，三不怕共产党八路军。他们在农村实际上代表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是和共产党作对，成了农村中的反对派。他们反对减租减息，反对合理负担。在农村中和我们的基层组织斗争得很厉害，有的一家人闹的不团结，甚至夫妻离婚，有的女同志骂她的丈夫“真丢人，又抗日、又妥协”。1943年上级通知取消抗协组织，但下边不听，农村中仍在活动。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教育，向他们说明抗协已经取消了，这个组织不存在了，不能再活动了。另一方面做他们头头的工作，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抗日小学当老师，并由我抗日民主政府给予供给。以后有的到根据地去工作，表现很好，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成了我们的干部。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越来越高，抗协会员多数认识都提高了，所以，就慢慢消沉下去不再活动了。
武装斗争，开始我们主要是配合区中队，有时也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的武装，打击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刘伯戈的特务武装。由于伪政权为我们所控制，汉奸、鬼子基本上不到这个区来了。汉奸有时来一下，也是来催粮催民夫，一转就走。只有国特刘伯戈的特务武装对我们威胁最大。他们和汉奸是一伙，常住颜庄敌人据点，专门破坏我们的党组织，抓捕我们的干部，凡是被他们抓去的不是活埋就是弄到井里，无一生还。1944年，我军在这个区的公路上打了个埋伏，消灭了一部分汉奸吴化文的部队，刘伯戈特务武装将伪乡长陈佩卿、伪村长王鸣儒(共产党员)抓去枪杀在高粱地里。刘伯戈国特武装活动非常狡猾，白天藏在村子里，夜间出来活动，我们打他，他就逃到汉奸据点里去，所以比较难打。因此，我们必须搞好情报，及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才能有力地打击他们。我们布置农村党支部送情报，也布置伪乡公所送情报。有一次党员送来情报，报告刘伯戈便衣队住在王家庄子，我们就配合主力一个排，夜间将他们捕来。还有一次，我区中队在南埠子村，把刘伯戈武装约二、三十人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我们光依靠区中队或主力部队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广，在那个环境下也不可能常住一个地方。刘伯戈的情报也很灵通，我们部队一走他就来骚扰。我们就组织了秘密武装，把一部分好的党员组织起来，从区中队领来3支步枪，一筐手榴弹。这个武装消灭大股敌人办不到，但对农村里个别坏人还是可以对付的。另外，刘伯戈武装过来，我们就夜间打袭他，到他住的村边去打枪扔手榴弹，敌人就会闻风而逃。秘密武装要绝对保密，只能参加武装的几个同志知道，活动一定不能暴露目标，如果一暴露目标就非常危险了，而且也就没有作用了。
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很细致。首先了解情况，分析排队。然后区别不同清况，采取不同办法进行整顿，有的支部虽然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但仍坚持工作，就与他接上关系，并叫他隐蔽活动。有的支部被敌人破坏，搞了自首，就需要弄清哪些党员自首了，哪些没有自首，先将那些没有自首又表现好的联系上，从中挑选支部干部，然后由支委干部去整顿。有的支部停止了活动，就叫表现比较好的支部干部去联系比较好的党员。有的已自首，但还愿意工作，我们就单独联系，叫他们做敌伪工作或行政工作。有的表现消极或蜕化变质，我们也与他联系给他工作，以免他继续坏下去，对组织不利。在整顿组织的同时，我们还打击敌人的自首破坏。1944年初，汉奸四方面军驻莱东，大批伪军驻郑家王庄、辛庄、三山等据点，这个区的环境又恶化起来。刘伯戈也趁机过来，大搞自首破坏。义安乡原抗协头子田树业，成了刘伯戈的九村联合办事处主任，发表格叫共产党员登记自首。各村的支部干部大部分跑到区里(这时区驻在辛庄伪据点北面山区里)要求派部队去。我们派了两个区中队的班长，交待两个班长，要将田树业就地处决，而且一定要白天处决，叫群众看看“八路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坏人当心点。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因为白天处决，四面是封锁线，就很难转移出来，好处是这两个同志都是当地人，地理人事熟悉。两个同志一夜到达地点，没有找到田树业。天明了，他们到田树业教书的王家庄子(这时田树业还在教书)，王家庄子自首分子蒋××正在请田树业吃酒，准备搞什么交易。两个班长在王家庄抓到田树业，当场枪毙了。枪声一响，消息马上传开，那一带的支部干部马上跑出村了。因为敌人找谁勾结来的八路军，认为是支部干部干的。从此这些支部干部再也没敢回去，自首没有再搞。这也是我们打得准，打得狠，而且时机抓得好。我们事先没有向县委报告，也来不及报告，事后向县委寄了报告，县委接到报告，表示做得对。
我们开展抗日文化教育工作，办了抗日小学，公开摆的是四书五经，实际读抗日课本。每村都订了抗日报纸，负责送报纸的是王玉惠同志和池队长的父亲池增成(共产党员)。他们除了直接送到各村外，还到辛庄集上，叫伪村长或赶集的人带回去。
1942年冬季，辛庄秘密分区就建成了秘密根据地，区中队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住。有一次敌人“扫荡”，县委书记陈克同志，组织部长于超同志也来住过。虽然四面敌人封锁，但我们进出毫无阻挡。1943年4月，调我到矿山区工作，我不知道县委在哪里，提了一篮子山楂，越过辛庄封锁线到汶阳村我妹妹家里，从那里打听县委驻地，到县委去了。1943年冬季又调我回辛庄秘密分区工作，我也是白天从辛庄据点旁边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王家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