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是年5月，省战工会将莱芜划为莱芜(莱北)、莱东、莱南(后称新甫)3个县。新甫县辖莲花山前后8个区，第3区为汶南区，我被分配在该区任宣传委员，后任区长。1943年，日伪军对新甫县进行了全面“蚕食”和伪化。环境之恶劣，斗争之残酷，绝非笔墨所能描述。现将我记忆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反“蚕食”的准备工作
1942年秋，敌人为了彻底摧毁和消灭我抗日有生力量，首先对徂徕山区和莱北进行了全面“蚕食”和伪化。随之对新甫县开始了“蚕食”。9月初，莱城敌人在汶南区的大村镇八里沟安了据点，由日伪军共同防守，并设立了伪区、乡政府，伪警察所和其他伪组织，但尚未大规模和全面的进行“蚕食”。为了接受徂徕山的惨痛教训，保存抗日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县委召开区委会议，分析了当时薪甫县敌我斗争形势；介绍了敌人“蚕食”徂徕山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和实行三光政策、自首政策、屠杀共产党员的情况；提出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动员部署，发动群众空舍清野，进行气节教育的要求；特别在党内做了如下部署：第一，敌人“蚕食”后，如果长期占领不撤，势必逼迫党员自首，而农村党员无处躲避不自首不行时，可以群众面目和群众团体的名义去自首，即只承认参加过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游击小组、自卫团等组织，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第二，对能够灰色住的党员，隐蔽下来，坚决不去自首，并有计划的选择家庭条件好的党员建立地下联络点，定联络暗号，以便秘密联系。区委对各村党支部和党员作分类排队，认为不够党员条件的，就不再与其联系，够条件的重新整理。根据上述原则，区委几个同志划片分工，深入基层支部，抓紧进行了传达部署。各基层支部根据区委部署和要求，将全体党员进行了分类排队(哪些是“红”了的，哪些人可以“灰色”隐蔽，哪些人靠不住不再编入组织)，对好的党员重新编成了小组和支部。同时，将原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支部，改成了以自然村建立支部或小组，由区委直接领导。并宣布：严格禁止发生横的关系，没有党组织的介绍信，不谈党的事。原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党支部撤销。当时汶南区54个自然村，有党员的35个村，经过整顿，500名党员降为400名左右，在新建支部和小组的领导下，转入了地下活动。
就地隐蔽，秘密活动
1943年1月6日，敌人从泰安、莱芜、新泰等几个县集中了万余人(诡称3万)，对整个新甫县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天不明，新甫县东起柳条峪，西至圣井区，50余华里的大小山头都布满了敌人。第一天是拉网式的大“扫荡”，重点是野店区和李条庄一带和圣井区的圣井一带。第二天敌人即开始安设据点，整个莲花山区，东起棋山区的郑王庄，西至圣井区的范庄、圣井，敌人安设据点30多个，碉堡70多个。敌人安设据点和碉堡后，在加紧伪乡、村政权建设的同时，进行了频繁的“扫荡”、清剿、抓人和“党员悔过自首”。抓住我们的村长绑在木凳上用灌凉水、辣椒水，刀刺等酷刑，逼着他们交代谁是村干部、共产党员、八路军。老君堂村长亓爱孝、南王庄村但这些人都没有告诉敌人真实情，又改变了策略，采取了软硬兼施，和各群众团体，只要自首登记，就“不咎既往”。不自首登记者，就罚款罚粮，把家属关押起来，逼着干部回来自首，许多干部被敌人搞的家破人亡。
由于敌人突然袭击，干部又化整为零到各村动员群众反“扫荡”和清舍空野，一时无法集中，多数失掉联系。干部党员出现了三种情况：一部分就地隐蔽，坚持斗争；一部分撤出本区去了根据地；一部分投降了敌人或不干了。我们的村政权全部被摧毁。1943年2月(农历正月初三)敌人在莱城东关官寺广场召开了所谓“归顺大会”，声称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都被消灭了。但这只是他们的黄梁美梦，我们的广大县、区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正在继续隐蔽战斗和秘密活动。1月15日以前，我带几个同志一直在杨家峪、北王庄一带隐蔽活动，而谷乾同志则在蜂崖一带坚持斗争。腊月初五，我与几个同志在杨家峪西山沟的石洞里隐蔽，当该村农救会长杨守笃送去敌人来清剿的紧急情报时，我正在用匣枪上的螺丝刀在洞壁上刻写打油诗，原句是：“群众陷苦海，干部似囚龙，一声春雷动，囚龙上九重。”至今洞壁上的字迹还历历在目。虽不是什么象样的诗句，但却反映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敌人“蚕食”六、七天后，即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区委几个同志冲过敌人重重封锁，在陶家岭找到了县委书记王醒同志。王醒同志分析了新甫县的形势，他指出：斗争是残酷的，环境是恶劣的，但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并强调说：我们的干部只能撤出大部分，以便保存力量，而不能全部撤出，因为第一，我们都撤出来，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不了解，时间长了，根据地全部伪化了，我们就插不进去；第二，我们都走了，群众和党员无依无靠，无人联系和支持他们的斗争；第三，我们的党员还有一部分在当地隐蔽，必须与他们联系。鉴于上述情况和任务，王醒同志决定我和区委书记李瑞华立即返回汶南区坚持斗争，当夜我们即绕过敌人的封锁，回到了本区。我们二人回区后，到南梨沟找到了亓居圣同志、羊庄找到了亓宝章、南十里河找到了张敬堂，掌握了许多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律。腊月11日夜间，我二人秘密插进了南十里河张敬堂同志家里，可惜第二天夜间，李瑞华同志回家后，经不起恶劣环境考验，跑到关外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样，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斗争了。
无巧不成书，我正在急切盼望李瑞华回来时，恰好王醒同志和张子元到了南十里河，我们取得了联系，在一起活动了近一个月，初步打开了汶南区东部的局面。1943年2月底，谷乾同志从地委回来，我们两人研究工作，分头照办，我负责东部，他负责西部。1943年麦季，县委派亓星辰同志到汶南区代理区委书记，我们的力量更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总之，反“蚕食”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回忆反“蚕食”斗争的艰苦岁月，党员干部能够生存，能够工作和活动，是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我们当时的活动方式是昼伏夜出，夜间出发任务完成后，或定暗号。或越墙而过，住在党员或群众家里。他们白天把我们关或锁在屋里，陌生人走进他的家，也是一无所知。有时我们在屋里学习或开会，丈夫不在家，妇女或老人站岗，一有敌情，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井峪村隐蔽时，刁俊山同志的爱人亓福英以种种方法给我们送饭。杨福祥的老伴看到我病了，悄悄煮上鸡蛋硬往我口袋里塞。隐蔽在南十里河张敬堂家里时，正是敌人到该村清剿和指名道姓找我，并硬逼家属交代下落。张敬堂同志把我藏在炕洞里，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在南梨沟亓居圣的家中，敌人去了，我们立即藏在猪圈内的地窨子里，安全度过了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和王醒同志在北十里河、纪家庄与敌伪军只隔一堵墙，假如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将寸步难行，更不要说进行工作。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群众对我们的保护和支持。永远不会忘记群众这个慈祥的母亲。
坚持武装斗争
1943年2月(古历43年正月初三)，我们首先对蔺家庄敌据点的伪公人员进行了镇压，张贴了布告，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人心大快，群众议论纷纷，八路军从天而降，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杀了坏人。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扬眉吐气，据点的敌人晚上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伪公人员不敢再干坏事，甚至托人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不久，我们又与县大队配合深入到团山敌据点附近逮捕了伪乡长李××，消息一传开，敌人十分惊慌。接着，谷乾、亓星辰等同志又在鲁家庄村南营门附近埋伏，打死了区中队叛变投敌的两个坏蛋李兰公和李春新，西部的局面也打开了。我们虽已初步打开局面，但敌人据点并未撤除，他们的优势仍是绝对的，只是活动更加小心，晚上不敢出据点罢了。因此在打开局面的同时，我们决定发展武装，重建区中队，由区委具体负责。我们建立区中队，战士的来源，一是动员在“蚕食”中回家的同志重新归队，二是在基本群众和贫雇农中发动青年参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的区中队扩大到20余人，并且都有了枪支。
区中队重建以后，我们便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去住，开展工作。1943年夏季，我们到西泉河去开展工作，该村与嘶马河敌据点只有一河之隔，我们住下的第二天，嘶马河据点的伪警察所要派人去该村查户口。早晨伪村长已接到通知，他立即找我们研究办法。我们的武装力量当时抓住几个伪警察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知道他们去，他们却不了解我们住在这里，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但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不暴露自己，与伪村长研究采取了隐蔽的办法。我们转移到一所无人住的房子里，把大门锁上，敌人查户口，无人住的房子不查，这样就把敌人搪塞过去了，而我们却安然无恙。如果我们没有武装是不敢到这些地方去的。
9个月后，据点的日本人基本撤走，只留下伪军防守据点，这给我们争取瓦解伪军和伪公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汶南区有伪据点4个，驻有伪军的碉堡3个，这些据点和碉堡的伪军和伪公人员都被争取到了不打我们的地步。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方便了，越是据点和碉堡附近越安全。如上亓家峪有据点，我们在下亓家峪住，就叫伪村长去报告有八路军(不报不行)，伪军队长就下命令：今天任何人不准到下庄去(相隔半华里)，用手指表示个“八”字形，伪军便无一人到我们住的下庄去。甚至有些伪军到村里干坏事，我们捎个信给他的班长、队长就解决了。高崮顶硬拳道班长李壮子，秋天到山坡里摘群众的豆角子，我们给他写了一封警告信，他亦再不敢下山了。
摧毁伪政权，建立两面政权
敌人“蚕食”新甫县后，我们原来的村政权都被搞垮了。汶南区敌人不仅把伪区公所从莱城迁往八里沟据点，而各乡伪乡公所也相继搬到了各个敌伪据点(四义乡从嘶马河搬到八里沟，和平乡从嘶马河搬到团山，进德乡从沙王庄搬到了亓家峪等……)。而且各村都普遍建立了伪村公所，指定了伪村长。有些伪村长逼迫和带领党员去向敌人悔过自首，向群众横征暴敛，花天酒地。催民夫搞木料，给敌人修据点、筑碉堡、送情报，忠实的为敌效劳。这对我们开展反“蚕食”斗争威胁很大。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我们的一面政权，但如果让敌人的一面政权长期存在下去，我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打击最坏的伪乡、村长，争取教育多数，建立两面政权，是比较客观的做法。我们在县委书记王醒同志直接领导下，打击了坏中之坏。蔺家庄据点伪办公处××主任，1942年犯罪被我县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月，他对此怀恨在心，一当上伪办公处主任，便大施淫威，为非作歹。县委决定将其镇压，并派去了我们的人担任副主任和文书。从此，这个伪办公处，表面上看是敌人的，实际上被我们掌握。进德乡伪乡公所两个伪乡长都是老牌汉奸，对日伪和刘伯戈死心塌地，对我们的争取则置若罔闻。他们住在亓家峪离敌据点百米远的房子里，我们多次派人找他们面谈，结果都是不加理睬。我们以小型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镇压了他们，打开了那一带的局面，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另换上的伪乡长也主动和我们联系，给我们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汶南区敌人有4个伪乡公所、1个伪办公处，只有临汶乡乡公所我们没有联系。局面打开以后，我们抓紧了两面政权的建立，凡是对敌人忠实的，我们即对其警告教育，尽力争取其悔改，如不悔过坚决打击；不干坏事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的，积极争取教育，使其逐步向我们靠拢，做到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工作。或通过各种方式换上我们的人，这样的两面政权，1943年下半年进德乡有10个村，和平乡有5个村，四义乡有4个村。蔺家庄一带5个村，每逢伪乡公所召开村长会议，我们就开在前头，教育和布置如何应付敌人，抗粮抗款，拖交少交。这既应付了敌人，也减少了群众负担。到1944年，多数政权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加强统战工作
在反“蚕食”斗争中，为了争取各阶层人士支持和参加抗战，我们加强了统一二战线的工作。当时汶南区的上层人物比较多，大部分都在旧衙门混过事，甚至身居要职。如槲林前毕华桥、毕三江兄弟二人(毕华桥是旧莱芜县政府财政局长，毕三江当中学体育教师)；坡草洼兄弟二人(亓呈荣任旧职业学校校长，亓呈祥任过区长)；鲁家庄李菁山(即李运华，干过县商会长等要职)；南王庄王英岭(王福佑，三区民团团长)；塔子亓之绍(亓善继，干过三区民团团长)；西泉河张志瑾、吕福辰等。有的在旧财政局当干事，有的当过乡长，上述人物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威望，说话都有一定影响。“蚕食”前我们的政令、法令和工作达不到他们所处的敌占区，“蚕食”后我们有了武装，敢于深入到敌占区，有条件接触他们。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请他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通过讲抗战形势，揭露刘伯戈曲线救国反共反人民和横征暴敛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抗日，他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已经多年了，无人领导抵抗外来侵略。共产党八路军少吃缺穿，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我们这些老年人不能去打仗，但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抗日。你们这些年青人撇家舍业为了什么?我们筹点粮款是应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你们尽管放心，我们能够办到的，一定办。坡草洼村的亓呈祥还自动在本村筹粮筹款交给我们。许多伪村长不仅来开会，还交出部分钱作公粮代金。
整顿恢复党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蚕食”中，我们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活动除个别联系和布置一些任务外，绝大部分都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县委及时召开了会议，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了“蚕食”后的形势和特点，提出了及时了解农村党员自首情况，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点线关系等任务。1943年3月到1944年底，汶南区整顿恢复起来的党员约有200名左右。其中恢复关系的计50余人，重新入党的约计150人左右。建立了10个党支部(南梨沟、西汶南、劝礼、蜂崖、南十里铺等……)，还有16个村建立了党小组或党员关系(东泉河、鲁家庄、井峪、亓家峪等……)。经过这次整顿和恢复，党员数量虽然比“蚕食”前减少了许多，但经过反“蚕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心更大了，工作更积极了，战斗力更强了。
开展反刘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戈投靠在秦启荣部下，并于1941年夏季回到莱芜任国民党县长，勾结日、伪搞曲线救国。以正统为幌子，以抗日为招牌，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43年敌人“蚕食”莲花山区后，刘伯戈的活动更加猖獗，对我们的破坏和威胁很大。因此地、县委决定消灭和打掉这伙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当时汶南区的干部只有我和谷乾两个人，开展反刘斗争有困难。县委于3月份派公安局长亓星辰带武工队到汶南区帮助工作，并兼任区委书记。我们决定在南铺建立一个战斗堡垒，寻机给刘伯戈以致命打击和彻底打掉这个罪恶累累的叛徒。当时，亓勤友是该村党支部书记，他不但早已取得了刘伯戈的信任，居有硬拳道宫长、伪自卫团长、刘伯戈的武装特务队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合法身份。还与嘶马河据点伪警官李文焕关系密切，特别易于接近刘伯戈本人。亓星辰、谷乾带武工队插进南铺后，以亓勤友请吃饭的办法活捉了刘伯戈的新任县大队副队长亓法圣。逮捕枪毙了伪特区书记谷友朋，既为民除了害，又削弱了刘伯戈的力量，初战获胜。一次亓勤友侦察到刘伯戈住进了业家庄，我们当即研究了作战方案，组成了9人战斗队，由亓勤友同志带路，摸进了刘伯戈住的院内，将刘与叛徒何曙光堵在屋里，一排子弹从窗口打进去，但未打中。这时刘的警卫员从前院开枪射击，当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我们不清楚，又加莱城敌人出动，直向业家庄开来，我们当机立断撤出了战斗。这次活动虽未打死刘伯戈这个叛徒，但却震慑了刘的反动气焰，从此以后，刘伯戈的行动更加诡秘了。
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我们的反刘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刘伯戈的魔爪再也不敢伸向山区了。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新甫县的敌伪据点多数撤走，我们汶南区的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