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三九年一月入党，—九四零年十月脱产正式参加工作。脱产出来到一地委参加保卫训练班，这是做公安工作的开始，时间不长就到了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时间原定半年，但因鬼子大扫荡，拖到一九四—年七月学习才结束。开始在党校学习三个月以后到保卫训练班学习专门业务主要内容有：军事、形势历史(包括党史)和任务等，学习时全副武装每人一支枪，行动军事化，出早操站岗、放哨、紧急集合等，叠被站队集合，吃饭都要限时间，在党校的生活是延安抗大式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后来转到保卫训练班，主要是学习公安业务，如侦察、审讯、保密、跟踪、盯梢，还有锄奸保卫工作的组织纪律等，所有课程的任教都是主要负责人和业务干部。
一九四—年七月学习结业，我被分配到新泰县龙廷区任副特派员，就算正式工作了，当时新泰县公安局长是朱礼泉(建国后在中央工作)，那时形势复杂，要与敌伪顽三方作斗争，敌是日本鬼子、顽是顽固派、国民党的杂牌军，伪是伪军。当时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发动群众，进行公开与秘密的社会调查工作，对外不公开，对内依靠党组织、锄奸队伍，开展工作，对反动会道门特别重视，因为当时地方上一些反动会道门被敌利用，搞破坏活动。在龙廷区工作时间不长，于四—年九月调到卫山区任公安员。当时的形势和斗争仍是很复杂的，顽固派地方的恶霸势力特别猖狂，他们拉起武装，修起城池碉堡，与我们对抗，当时有这么几股伪军顽固派，李兆水是张家村，李贵山是杨家庄，还有其它大大小小的顽固派，他们抓人、抢东西，无恶不作。群众对这些家伙很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这顽固派先后垮台，大部分当了汉奸，有一部分被我们东进支队摧垮消灭了，除了主要的头子地主恶霸坏人以外，绝大多数是普通群众，经过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释放了，因为斗争形势的需要，当时新泰县分两部分中间隔着敌人的封锁线，半个县在龙廷区，即县城以东，另一半在新泰南部，公安局长换了好几任，第一任是朱礼泉，后来是李东旭(又叫米乐亭)以后是陈树梅。
—九四二年二月底，由于形势的需要，我到新泰县岔河区当公安员。当时的形势比较紧张，徂徕山蚕食斗争十分残酷，顽固派虽然没有了，但日本鬼子十分猖獗，实行蚕食和三光政策，即杀光、抢光、烧光，步步为营蚕食我根据地，岔河这—带群众称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范围很小，周围都是敌人，日本鬼子接连在刘杜、岔河、杨家庄子安上了三四个据点，根据地基本上就没有了，敌人又新修了好几条公路，白天根本无法活动，在来蚕食以前上级组织早有准备，精简人员，老幼残疾该安插的安插，该调走的调走，留下的都是当地干部，对环境熟悉的。我是那个地区的人，批准留下了，开始晚上不能少数人活动，与名个村的党支部、群众联系，原来的根据地一下被敌人蚕食了，群众情绪一时有些低落，这时的主要任务：首先要与各个村联系宣传教育群众，揭发敌人的阴谋诡计，分析形势，指出敌人一时猖獗是兔子的尾巴，不会长的。党提出的任务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反蚕食、秘密组织两面政权，经过调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对地主恶霸，坏的伪村长，事先写好布告，夜里拉出来到敌人据点外边就干掉了，杀一儆百，镇压这坏家伙，使群众认识到我们党还在，八路军还在继续战斗。开始工作我们没有地方住，村子里根本进不去，只能住在山洞、山沟青纱帐里。后来有了群众基础，就可以住在群众家里了，有的是我们争取过来的，有的是两面村长安排的，经过工作，两面政权我们基本都掌握掌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我们安排好的，白天他们应付鬼子、伪军，夜里为我们抗日做工作，虽然在敌人的统治下，夜里照样征粮征钱，组织各种秘密抗日组织，如工会、民兵、青年、妇女，但是不能公开，后来形势一天天好起来，虽然敌人据点很密集，几里地一个，白天化妆也可以走了，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夜里活动也有—套方式，最多三、五人，最少两人，再多了就不行，夜间村里不能叫门，要爬墙头，自己拨门，神不知鬼不觉就进去了，为了不打扰群众，到了家里找他方就睡觉，天快亮了才告诉他们，这样长了群众就习惯了。
为了迎接新形势的到来，一九四五年四月，通知我到二专署公安局学习，这时鬼子快完蛋了，当时专署公安局长朱礼泉，原定时间是三个月，内容是形势、任务、方针、政策公安工作业务等，学习还没结束，鬼子投降了，这时任务重了，训练班就草草结束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被分配到新泰公安局，任一股股长。当时的局长是张玉轩同志，下面有三个股，—个警卫队，—个武工队。
一九四六年九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泰宁县局任三股股长，当时泰宁县公安局长是彭宝，一股股长是李东曙，二股股长是李殿平，还有一个侦察队，一个警卫队，人数大约—百多名。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也搞副业生产，组织蔬菜队，修理脚踏车等。当时我们住在楼德镇，公安局的任务比较繁重，我们接受了受了一大批俘虏，逮捕了一批汉奸特务恶霸地主分子，共几百人，好几所大房子都住的满满的，因为泰宁敌人统治得时间比较长，交通也比较发达，有楼德、汶口、杨山个重镇，还有华丰煤矿矿；敌人统治时期就比较复杂。公安局审讯力量比较薄弱，除我以外还有一个书记员石汉生，—个警卫队，我们白天黑夜连续工作，就连吃饭也在审讯桌上，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民主反霸斗争发展到与蒋敌伪合流的斗争从内部材料和敌人口供中了解到，蒋介石、日本鬼子、伪军合在一起对付我们党、对付抗日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反对恶霸的斗争，因为地主恶霸分子，国民党势力在汶口一带比较强。
日降不久，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形势一天天紧张，我们的备战工作也紧张起来，机关要精简，要从楼德镇撤离到村庄，再逐步地撤到山区。日降后，一般人都有和平麻痹思想，这样—备战，—撤离乡镇，大家都比较紧张，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况下，我们机关中庞大的机构缩减成精干的机构，最大的包袱就是犯人，有几百人只好突击审讯，后减少到几十人，先从楼德撤到山阳、茨茨，以后撤到山区，敌人大部队不是一路的进攻，而是成扇面几十路齐头并进，我们只好随军支前，到了鲁西南梁山，成武—带，与敌人坚持斗争。当时我军在沙土集消灭了敌人二十四师段立茂部队，缴获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
—九四七年十月，我们从鲁西南又插回泰宁县坚持对敌斗争。这时装备补充好了，枪支弹比较充足。不久，我们接到上级指示，为培养准备南下的力量，只留下部分人，一个股留下几个武装，其他人员从局长股长到警卫队、侦察队全部到渤海东建大学习，我也参加了学习，按地区原建制编队，分大队、中队、班，大队是地区专署公安局，中队是县公安局，分队是县局的股，再下是班，领导人各专署县公安局长担任，学习时间半年也叫“三查三整”。
一九四八年七月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一专署公安局任审讯科长，当时公安局也是新组建的，局长是陈新，下分三个科，秘书科长亓道学，侦查科长谭永刚，审讯科长是我，还有十几人的侦察队，二三十人的警卫班，全局有五十人左右，每个科最多二人，一个干事，一个科长，秘书科多一些，侦察科下面有侦察队。
我在专署公安局工作时间不长，也没有召集各县开过会，也没有到各县去过，县的公安局长、股长也不认识。我刚去几天就发生了—件案子。
章丘县某区区委书记，接到命令到县里任宣传部长，交接工作作期间，在山区的路上被杀害了，这是个无头案。地委开会，书记指示要专署公安局限期破案，要求三个月到半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专署公安局长很紧张，因为我们都是新去的，情况不了解熟悉，在局长带领下，侦察、审讯科全部人员都上了章丘、明水那里去了，章丘城当时在明水，我坐镇章丘公安局，侦察科长谭永刚带着一个队到出事地点，分住在几个村里，大概不到三个月就破了案，将凶手交给了县公安局处理，据说枪毙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专署公安局的干部除了留下炊事员以外，从局长到三个科及侦察队都走，到南方按到一个专署里，科长配上股长安排到—个县局，在南下的路上都配好去了就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才南下，途中是行军，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走走停停，前面部队打仗，我们在后边。
一九五零年一月，随军到了浙江省宁波市，当时是军管会，公安是部队转业的部分干部和我们南下的这一部分人组成了公安部，以后改为公安局，我仍任审讯科长，以后是总局，下设四个科：秘书、人事、审讯还有侦队，是侦察队改的，人数比较多了；还存个看守所、公安学校，这时建制机构，开始宁波市公安部的部长是陈伟达(后天津市委书记）还有一个是部队的锄奸保卫部长石乾堂(后南京无线电厂），军管时期过了以后，改为公安总局，这时任务比较紧张，有的地方还在打仗，公安局接受的犯人比较多，有几百人，成份复杂，有汉奸特务、土匪、恶霸等等，监狱里关的满满的。
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培养干部，一九五零年五月，我被调到浙江省江省公安学校任校党委书记。一九五三年—月，任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七三年又调任省委工作至离休。
深入虎穴灭汉奸
戴子彬口述
我叫戴子彬，我是山东新泰长河区人，是办公厅的离休干部。我1939年1月参加革命，当时我是区公安特派员，负责治安、情报工作。还负责送信，联络，发动群众工作。原来我工作的地区是山东鲁中南新泰县岔河区。
在1942年是最残酷的时候，敌人进行了铁壁合围，拉网式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在这个形势下，当时区公所不能存在了，一下子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当时，留下了少数十几个人，其他全部人马都撤离到安全的地区。
当时在精简部队的形势下，工作特别的艰苦，特别困难。活动的任务主要是与敌人斗争，但在形式上与过去不同了，公开转成秘密斗争，由白天转成夜晚。夜里都在八九点钟开始，白天就在我们党员干部家里。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时候，我们就钻山洞。
因为形势的变化，群众悲观情绪很重的，我们都要宣传组织群众，安慰群众：“鬼子的日子不会长，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认识，再一个任务是加强党的组织，因为党的组织当时由公开转成秘密，有些党员也很紧张，我们要加强教育。
还有是做伪政权的工作，因为当时的伪政权原来是我们的党组织掌握的，一下子改变了以后，有些不干了，所以伪军都选了一些他们所信任的人当权。这个时候伪政权有三种形式，一种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第二种就是中间派，需要我们争取的，第三种就是少数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因此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我们要把敌人的内部分化瓦解。
1942年的春天，我们发现了在伪军里头，有一个姓李的汉奸，这个人接近汉奸头子李贵山。但是，他比较靠拢我们。经过教育，经过他家属的教育，他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当时李贵山是当地的恶霸势力，敌人来了，他就当了汉奸，有一定的影响，很坏。我们为了打击敌人，准备除掉他，首先通过小儿李，我们有了周密的计划。
这个汉奸头子在据点里头，周围都是鬼子保护他，除掉他是不容易的。在经过周密的规划以后小儿李给我们画了地图，标出详细的路线。我们计划好，由县公安局、区中队组队，公安局长和一个部长带了便衣队（就是等于武工队）。全队中，刘部长当时枪法比较好，百发百中，他当枪手。那时候便衣队都是短枪，区中队有40来个人都是长枪。那时候部队要一夜才能赶到，要集中起来也不大容易。
都计划好了，由小儿李带领，准备除掉李贵山。伪军据点是一个围墙，里头是一个炮楼，离鬼子据点很近，有三、四里地，这个汉奸头子李贵山就住在炮楼里头。他在楼底下，上边住着汉奸队。行动选取的时间是他在生病吃药这个时候，大概在10点钟左右，我们一部分人爬墙进去，我们这个内线带领，两个人，刘部长和另外一个助手。
当时进去以后那个汉奸头子李贵山正在吃药，我们一个箭步闯进去以后，我们这个部长就两枪，正打在李贵山脑袋上。不到10几分钟的时间，鬼子那边和这个炮楼上枪声都响起来，信号弹满天飞。马上我们就撤离了，从围墙跑出来，出来以后都是敌占区。我们仍然回到离鬼子据点只有2里路的一个村子，一个伪村长家里。我们部队向另外一个地方撤走了。
我们回到村长家里，等着明天的消息。第二天传出消息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的，说这个汉奸头子被除掉了。老百姓公开的不敢高兴，暗暗地都在传说，并且都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