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的童年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那一年我还在读高小。那时候，我参加了读书会，跟一些同学一起，写抗日文章，到街上的商店里，去查日货，抵制日货，不准商人卖日本的东西。
高小毕业之后，我进入翠英中学。当时的翠英中学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因为校方不允许学生参加抗日活动，为了继续宣传抗日，我和几个同学选择了自动退学。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进入博济医院学习，再后来又进入济人医院做医助。
在济人医院期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但大家都很信任我，经常请我到中共办的农民讲习班讲一些医疗知识。
二、与革命结缘
“七七事变”之后，我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地下党员单洪，单洪是负责为部队采买药品的地下党，在济仁医院前边是一个药房，叫做鲁南西药社，他为了买药的事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单洪正在准备筹办一家医院，需要用人，他觉得我很合适，于是主动提出让我加入，和他一起办医院。因为在济仁医院我感觉很受束缚，那里精神上都是教会的那一套。他一说我非常同意，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为了开医院。刚去的时候不了解，后来慢慢地单洪和我们吃住在一起，我帮他找了医生，他经常到处跑，医院里来了好多人，他们来的时候说是他的同学，实际上都是地下党员，开始他不和我讲，后来熟了，他才告诉我。
三、徂徕山起义
后来，因为组织需要，我们医院和游击队一起到了徂徕山，在这里，我认识了刘少傥和赵玉。“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济南，党组织撤到泰安，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这个时候省委书记黎玉和副司令赵杰，还有司令员洪涛到了徂徕山。他们当时先到的徂徕山的大寺，因为那里离敌人的公路太近，不安全，于是转移到了光化寺。这时候韩复榘的军队都跑散了，就剩一个排，我们就把他们争取了过来，说服他们共同抗日。因为怕韩复榘的军队把我们的医院抢了，于是我把医药全部转移到刘杜的南山，单洪的一个亲戚家里。我一个人留守在那里，同时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
后来刘少傥和赵玉也到了刘杜镇，他们发现医院已经没有了，然后听说医院转移到了南塘，他们紧接着也到了南塘。两人跟我汇合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刘少傥和赵玉的帮助下，我们连夜把药品运到了徂徕山。我们晚上到的徂徕山，走了一夜，那个时候我穿着大褂长袍，晚上那个小路有酸枣树，挂得都破了。好容易到了徂徕山，结果外边有两个站岗的，一喊要口令，他们知道一点，一答应，他说我们来集合的，我们和张医生一块来集合的。这两个站岗的，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天津的，两个女同志，拿着一个马拐子，就是那种短的枪，两个人拿着一个枪站在那里。这第一个人就是杨纯，她解放以后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另一个是孟英，她是天津的，后来做了宣传科长。
四、战时医院
我到了司令部以后先是当医生，接着当卫生处长，再后来是负责人。从徂徕山下来以后，来医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人手渐渐不够用了。于是医院就找了部队上的一些女同志去值班，可是她们都没有受过培训，连换药这种小事也不会做，看病的来了，她们根本帮不上忙，只能在医院做一些杂事。后来来了一个叫韩豁的女同志，她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韩复榘的亲侄女，她跟着共产党走。韩豁虽然学过一点基础课，但并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医学，在医院能做的很有限，所以最后她也离开了。后来慢慢地，到了梁庄以后组织发展了一个女医生，后来又发展了一个牛医生，这样医院人手紧缺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刚开始用的药都是我们医院带去的，没有补给，后来大部队在莱芜会师，才买了八毛钱的阿司匹林，那时候没钱。
1939年罗荣桓的115师来到了山东，平型关一役日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对于115师鬼子是心存畏惧的。后来，徐向前走了，由罗荣桓整个负责，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则任副政委兼战工会的主任，那时候战事工作委员会就等于现在的省政府，所以黎玉算是第一个省主席。
五、新华制药厂
最困难的时候，新华制药厂因为受到敌人的封锁，药品运不过来，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几个同志开始研究制药，其中一个是曾梅婷（音），一个是刘浪，一个是董云芳，还有一个是董星伍。刘浪原来是搞药材的，董云芳、董星伍等人则是搞药品收发的。后来董云芳他们几个成立制药组，做一些研究，从那以后董云芳一直在做制药研究，慢慢地有了制药小组，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开始是中药，后来是西药，还有麻药，其他的像化学药品等，都制造出来了。
抗战结束之后，疫苗等稀缺药品才从东北运进来，日本投降以后，部队从大连请了一批日本专家和一些医生，他们都很有名，这些医院都是地方上的官办医院，并不完全是属于军队的。来了以后，他们不太明了，我们就再三地给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仇恨的，你们是日本人民，我们对日本人民都是欢迎，都是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也是受害者。这个时候我们请他们吃饭，那个时候是四大碗，多半是鸡、鱼这些东西。这样一讲，他们都哭了，都流泪了，他们本以为自己被当犯人来整的。结果医院的这些专家在这个地方卖命地干。这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干得非常好，我们的一些干部在那儿学得很快。他们直接带着讲，咱们有两个懂日文的，请到这儿来做翻译，搞得很快，很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