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是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那年父亲才16岁，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当上了村长。一年后进入游击队区小队直接当上了队长，那年父亲才17岁。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特殊训练，但在当地馆陶县是一个让鬼子闻风丧胆的神枪手。
1939年2月日军大“扫荡”之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施了“囚笼”政策，那时，河北平原到处据点耸立，碉堡成群,铁路和公路沿线岗楼密布,到处都是封锁沟，光馆陶全县就建据点22个，岗楼成群。这一“囚笼”政策，给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华北平原最为残酷。
那时，按我党中央的指示由于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分割、缩小，已不适合大部队作战活动，正规八路军只得将团营打散为以连排为单位进行分散活动。1940年，爸爸正式参军到了县大队任中队长，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县大队属于什么性质。在抗日战争时期，县大队属于八路军军分区和各县政府领导的非正规军武装，即八路军领导的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和大队长一般都是由八路军正规军直接派来的骨干担任领导。一般情况下，县大队活动范围限于本县周围，但打大战时则由八路军军分区统一调遣，例如参加区域性的大战，攻打县城，大据点等。而一般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则完全属于县委和县武委会领导的民间武装力量。
爸爸说：县大队的任务主要是：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主要采取游击战术，打据点，拔炮楼，破坏鬼子的扫荡和抢粮计划，破坏公路铁路，惩奸除恶，也经常配合正规八路军作战。其次，做宣传和鼓舞群众工作。在河北广阔的平原与敌作战，不同与山区和丘陵地区作战，除了几个月的青纱帐外，一览平川，十分利于鬼子的骑兵和机械化部队，而不利于抗日武装活动。从1939年到1940年两年中，冀南军民不断摧毁敌人建立的封锁沟墙，挖沟破路，挖成的道沟约1.25万公里，有力破坏日军的“囚笼”政策，摧毁了他们的运输线，不仅阻止日伪军的“扫荡”，也便于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通行。1941年后，则由地面挖道沟转入地下挖地道，各种类型的地道村村相连，纵横交错。爸爸说,每当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就让他想起来了当年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情景。
当时，县大队有时也是化整为零，白天和老百姓们一起干活，在夜里才出来活动，只要鬼子和日伪军出据点，看准机会就打一仗，然后马上就主动撤退，虽不能一次整编制的消灭敌人，但经常不断的伤亡他十几个的，积少成多，使他们不断减员，不得安生。
父亲打仗很有天分，他爱动脑筋，爱琢磨，打起仗来很会用巧，父亲回忆当年时总是非常自豪的说，他带领的队伍，打仗从来没吃过亏。1942年四月，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又叫铁桶阵，使用大部队严密交互包围的战法，从多个方向突然对我根据地实施合围，形成包围圈后不断向中心压缩，将包围圈内的部队压缩至狭小地域后予以歼灭。此战法的危害在于，敌人包围圈一旦合成，包围圈内的部队要么强行突围，要么与敌大部队决战，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在包围圈内无法施展。日军企图对八路军及地方武装进行武装大扫荡，一举歼灭八路军武装力量。
那年，日本鬼子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损失最惨重的时期。当时，父亲已经是县大队的中队长了，当时的县大队有四个中队都被围在包围圈里，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围出来了。结果，其他三个中队都损失惨重，其中一个中队只剩下队长一个人侥幸从河里逃生。只有，父亲带领的这支中队除一人轻伤外，全部安全突围。每次说到这里，父亲脸上都露出骄傲的笑容。父亲说：“我没打过大仗，但我爱琢磨，从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知所以能从鬼子的铁壁合围逃出来，那是因为了解了鬼子这个战术的特点，才可以找到对付的方法“据父亲讲，铁壁合围就是，所有的鬼子一般是分三层排列形成包围圈并排前行，逐渐往中心靠拢。所以，越早突围越有利，因为相对活动空间大。只要有枪一响，正面的鬼子就会向枪响的这边靠拢，而其他的鬼子还会按原方向继续前行，这样就会留出一个缺口。父亲说：“当时，我们的方法是，让几个人主动开枪吸引正面的鬼子向枪声处这边靠拢，随后马上调转方向，与大部分人汇合，伺机从鬼子两队拉开的这个缺口中穿插出去。父亲就是利用了这种战术，巧妙的躲过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把队伍安全的带出包围圈。
父亲他们只知道从1939年-1944年是抗战最艰苦的5年，但解放后一直都不知道的一个天大的秘密是，当年1943年，为什么馆陶县和周围县死了那么多人？一直到解密才知道，1943年期间，是天灾加人祸，日本鬼子掩人耳目的在以父亲家乡馆陶为中心的地区发动了一场大型的霍乱细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深感战争形势正在逆转，便秘密谋划实施了冀南、鲁西细菌战。这次细菌战是以沿卫河馆陶（即现父亲的馆陶县）、临清为中心，作战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 1941年起，华北持续干旱，1943年又爆发蝗灾。1943年8月下旬连降大雨，卫河水迅猛上涨，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和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乘机发布实施了“十八秋”细菌战的命令。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这次细菌战又是在秋季实施的，故简称“十八秋”细菌战。这次细菌战参战的日军有两大类：一类是近万人的细菌战部队，主要任务是散发细菌；另一类是3万多人的扫荡部队，主要是残杀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驱逐细菌疫区的百姓为躲兵乱而外逃，以迅速扩大疫区，借此来检验此次细菌战的效果。整个战役动用了日伪军、空军部队近4万人。
“十八秋”细菌战使华北平原的南部成了一片汪洋，百姓大批死去，有些村庄永远消失，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根据资料记载，“受霍乱疫病近50个县域，死亡人数是50-60万人，这还不包括因逃难染病后死在外地的人员。” 日军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即1939年中苏蒙边界诺门坎细菌战；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1943年的“十八秋”细菌战，无论是规模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前4次的总和。
鬼子选中播散细菌的卫河正从父亲馆陶县中穿过，父亲馆陶县正在水涝和霍乱重灾区，他们忍着饥饿和病痛，英勇顽强的，百折不饶的与鬼子进行了反扫荡，为了保家卫国许多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只有十几二十多岁。过去，唱国歌的时候，仅仅感觉到它的旋律和激情。了解了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战斗史后，再听到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我就热泪盈眶，重新感觉到了许多许多，从中看到了日寇血腥的屠杀，听得了中国军民忍无可忍的怒吼，看到了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傲骨，看到了千千万万中国军民前扑后继用血肉筑成的长城。我们更理解了父亲他们那代人，明知随时随地都会流血牺牲，而为什么要义无反顾的参加共产党和八路军，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原因所在。
经过抗日最为艰苦的时期，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1945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大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中央军委决定，各大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至三万人的野战兵团。此时，父亲所在的县大队部分整编入正规军八路军冀南三分区23团（由八路军129师新八旅23团演变而来）。父亲编入正规军后，就被任命为连长。当时连里有不少的老八路，他们知道父亲是从地方部队来的，都不服气，经常冷嘲热讽的调皮捣蛋。父亲并没有生气，心想，是骡子是马战场上见，谁也不是孬种。不久部队接受了战斗任务，一开战父亲的枪法就让那些老兵们开了眼，那才叫弹不虚发。打到关键时刻，父亲自己首先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发出命令：‘全连给我脱掉上衣，上刺刀！’父亲大喊着：“冲啊！”第一个冲出战壕，这一群光着膀子的八路冲杀下来，那阵势和英勇真把敌人吓呆了，父亲带领着他的连和敌人拼起刺刀，，，，，。这一仗打的漂亮，圆满的完成了上级的任务。那是父亲进入正规军后的第一仗，爸爸的勇敢和指挥能力让人敬佩有加，从此，再也没人敢说风凉话了，个个对父亲言听计从。父亲说，“那个年代的兵，说什么都没用，就佩服那不怕死的，我就是让他们看一看，我是不是一个孬种”。他身先士卒，就是要让战士们明白，他和他们一样也是条汉子。
编入野战军后，马上就要随部队远离家乡了。一天，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共五人，围坐在一起做临别最后的小聚。大家都非常感慨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说到对将来的期盼，其中一位说到：“如果解放了，我一定要先坐一次火车”，还有一位说的期盼最受大家赞同，那就是“等全国解放了，我天天吃火烧卷油条！”。随后，他们各奔东西，从此，彼此都失去了联系。
几年后，父亲随中原野战军二纵转战到了大别山。有一天，父亲遛马在大道上走着，不知怎么的，不知不觉的拐到了一个小山坡上。父亲回忆说，当时就感觉像是迷了路一样，有些莫名其妙的来到了一个山坡上，此处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见不远处有一冢新坟。父亲便好奇的走了过去，顺便看了一眼用木板竖着墓碑上的碑文，忽然心里一惊，碑上竟然是他那么熟悉的名字和家乡地。父亲不敢相信，因此，赶紧牵了马去附近的村落询问。听村民说那坟是当地区长的，前几日遇到反动派围剿，区长和几十人被包围，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了。当地百姓就收拢了他们的尸骨，安葬于附近的墓地。 到此时，父亲已然确定，那坟里埋的就是当年在一起畅想未来火烧卷油条的那五人之中的一位战友。他是在到了大别山后，转入地方工作的。如此的巧合，想必一定是他的一缕英魂尚在，恰逢父亲经过此地，所以引他到墓前一见，拜托他将牺牲的消息带回家乡。解放后，父亲得知这5个人中有两个牺牲了。我清楚地记得爸爸曾对我说过：到解放的时候，我们一起的那一帮人就只剩下2个了。也不知爸爸当时指的那一帮人是他的游击队？还是县大队他的那一个中队？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多少像父亲这样千千万万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农民青年和爱国军民，义无反顾的拉起枪加入了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他们或勇武、或刚烈、或聪颖、或侠义，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记录了那段历史，用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