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是我上初小的时期，记忆的事不多，但有几件事难以忘怀。
父亲在军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学习努力还获得三等功的奖励。那时在军事院校分配时似乎有这么一个倾向，按5分为满分，4-5分成绩好的留校或去院校任职，3分成绩一般的回野战部队做官。父亲毕业后原本分配在北京一个院校当副部长，结果到北京后，上级认为该学校可能要和其他院校合并，暂时不宜新增干部，父亲只有在北京等候分配，正巧我国公安部队正在扩建院校，急需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可能父亲有特务连的经历，就被分配到武汉公安干部学校了。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父亲在公安干校里当校务部部长，主管学校的后勤保障。那个年代，在城市部队吃供给，特殊时期粮食定额减少了，还配给了一定的杂粮，如高粱，玉米，蚕豆等，例如在食堂买一碗五两蒸米饭，其中上层就是蚕豆，即使这样部队比地方还算好的多，据说，在那特殊的年代，有些省份干旱特别严重，农村饿死的人有不少，我上学同桌的同学，中午的午饭就是一把蚕豆，还是有壳的那种。
那时家里有4个孩子，妹妹刚出生，2个弟弟在幼儿园，我上小学。可那个时候，都是小孩，都是嘴最馋的时候啊。我记得，到饭堂用饭盒打饭，最上层饭盒的一两稀饭就是我上学的早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妈妈实行严格的供给，一人碗里有多少，都是严格分好的，一口也不能多。记得有一次在食堂买一碗五两蒸米饭，其中上层是蚕豆，这是一家4口人的午餐，妈妈把饭分给了我和5-6岁的弟弟，父亲的多一点，没想到，弟弟巴拉巴拉几口就把饭吃完了，没吃饱，就不肯下桌，就拿筷子敲打着碗边，眼睛盯着爸爸的饭。我父亲心疼他，就想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他，我妈一看就急了，一把推开我父亲，拎起我弟就打，吓得我立马就从桌子跟前跳开，怕妈妈也打我，一个劲地摆着手说：“妈妈，我吃饱了，我吃饱了！”，看得妈妈就哭了，这种情境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记得当时不少像我这样大小的孩子在采野菜，我也拎了个买菜的竹篮子和他们一起摘野菜，然后晒干后加在饭里当干粮吃。
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面色苍白的被战士们给抬回了家的情景。据说，父亲饿的顶不住了，到学校服务社去买吃的东西，可惜没有什么顶饿的东西，但有酒，爸爸这辈子最爱的东西就是酒了，父亲没忍住就买了一点酒，没想到，饿着肚子喝酒，一下子就晕倒了。
家里已经饿成这样了，老家更困难，也不能一点都不管，也要照顾，这没办法了啊。当时，很多人都到单位食堂借粮食，我父亲管着后勤，牢牢把着关，看到有人家特别困难的就借点，但是我们家，一颗粮食都没借过。因为父亲说：“我是领导，不能带这个头”。父亲为了公安干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能吃饱肚子，到处想办法。经常到情况较好的农村去搞粮食或替代品，后来，在一个离武汉很远很远的沙洋劳改农场搞粮食，并在哪建立了自己的农场，开荒种地自力更生。 记得在那个时候，大人小孩最高兴的事就是学校分粮食，例如分红薯，土豆，玉米等等，大家兴高采烈的排着队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还记得一件事，有一天父亲说要带我去一位伯伯家去玩，出门前，给我打扮一番，记得家里只有一根扎辫子的红绸子，可我当时发型是两条小辫子，父亲从来没给孩子梳过头，他居然把一条绸子一头扎在一边的小辫子的根部，剩余一头横跨过头顶再系在另一端小辫子的根部，我在镜子里看到这种像一个扁担挑水的系法，坚决不干，只好自己把这根绸子穿在中间的头发中才满意的出了门。那位伯伯家，好像是湖北粮食厅的领导，临到他家，父亲给我买了二个棒棒糖拿在手上，告诉我等会见到那位伯伯，把糖拿给伯伯，让他把糖交给小哥哥。后来我长大了回想起来这件事，猜想可能父亲当时一定又是为了学校的粮食问题去求人，让我充当了“小小外交家”。
在那个时期，我父亲也不忍心我们一家人天天饿着，当时的办法有两个。父亲本来就是个好庄稼把式，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鬼子三光政策，铁壁合围，把八路军封锁的连口粮都搞不到，那时部队就开展了自己种粮，自供自给，每人都被分配了粮食定额。鬼子都杀不绝我们，自然灾害也难不倒我们。所以，父亲首先想到的是种食物。父亲从乡下弄了点菜种子，那时，在大平房的每家房前大概有一分地，父亲就种红薯，蔬菜。妈妈回忆说，有一年，爸爸种的红薯，因为父亲经常去摘红薯叶充饥，自己用水一煮就吃一碗，结果因为长期红薯叶子被摘的过多，等熬到收获红薯的时候，发现根茎红薯就长的很小了。父亲最有收获的是在部队大院公家的牛猪圈周围挖坑种南瓜，记忆中那时家里经常吃南瓜稀饭，里面加一点糖精，因为那时白糖可是稀罕物，有钱都很难买到。据妈妈说，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一提起南瓜稀饭就想吐。
父亲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打猎，我父亲是抗日时期家乡馆陶县出名的神枪手，枪法好。当时，武汉周边远郊有时如运气好能打到水鸡，野鸭子和野兔子，打到了，就是过节了。特别要提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还打了一只大雁，这在当时都是一大新闻，像过年一样喜庆，妈妈把肉分成一份一份的给各家邻居送去，给大家打打牙祭。此后，好久好久，一看到南飞一字行的大雁，我都会想到父亲打下的那只可怜的大雁。
还有一件那时的记忆，有一次，我家那一排房子的墙上贴了一张通知，大意是经检查患有浮肿病的人员，可以凭通知上的名字，去领黄豆。我在名字中看到了妈妈的名字。可能是妈妈刚生了妹妹，又上班，又操劳4个孩子，患上了营养不良。
可能因为我父亲这个人，特别朴实，不爱说话，但对人很好，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人拎出来整，都没有什么群众基础，造反派让贴他的大字报什么的，只有一些破小孩子跟着起劲，单位的人没什么人响应的，最后，学校校部的领导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父亲没有被打倒，而且被群众给划成了第三类干部，即密切群众的干部，这也许归功于父亲的清廉朴实和敬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