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创办了这个戏剧学校，特从北京大学请了余上沅教授担任校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插手进来，每月拨给二千元经费，由cc分子张道藩为校务委员主任，凌驾于校长之上。因为缺乏人才，他们不得不延聘当时有名的左倾的戏剧家马彦祥、曹禺、应云扭(任教务处主任)、吴祖光、黄佐临、许幸之等担任教授，甚至还请了田汉、阳翰笙等为特约讲师。校长余上沅在北大文学院教书时，又是北平小剧院负贵人，我是小剧院基本会员，因我参加戏剧活动，经常和他接触，余对我即甚赏识，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去南京就任时，便约我去南京该校工作。当时，我在北大还有两学期才毕业，我有些犹豫。经征求地下党同志的同意，才于一九三五年的暑假期间先去了。担任了该校总务主任和训导委员会秘书，训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去了几个月，在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学生会主席朱仲龙和常委杨雨民、王抬风等因北大学生会工作的需要，要我回校参加学生运动。他们都是我的知己朋友，我便决定请假仍回北大继续读书。回校后，因学生会已遭解散，北大中共党支部书记刘文卓同志要我去“新兴语文联盟”，任“新联”委员，又担任了北大(四年级)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区队长。在北大新的学生会成立时，我又任常委。一九三六年七月正式毕业后，我才又到南京戏剧学校继续原来的工作，并兼课。唐守愚同志曾来南京看过我。
这个学校就是解放后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现在戏剧界许多同志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所话剧专业学校，它办学时间长，培养人才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个学校历届的毕业生后来不少均参加了进步的戏剧活动，或去了延安;今天仍有不少是戏剧界的导演、演员或文艺工作领导干部。记得当时的学生第一届的有凌颂强(子风)、叶子(仲寅)、何德璋(何兆铃)胡孑、严恭、况群等，第二届的有:王大化、项？(王象坤)、赵鸿模(牧虹)、凌琯如、张逸生、骆文宏(骆文)等。
一九三五年，全国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统治较严，群众的救亡运动受到压制。我在戏校学生中的活动，开始时是通过两个学生。一是唐守愚的同乡李镇园，另一位是女学生吴光伟，在北平时也是经唐守愚同志介绍认识的，她的丈夫张砚田是个党员音乐家，所以我们都了解彼此的思想，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杨雨辰常到经济学家孙晓村家里去。我经吴光伟介绍也认识了孙晓村，孙又介绍我认识了经济学家千家驹。我在南京没有什么朋友，与孙、千二位来往很密，无话不谈。一九三六年秋，孙、千和我共同商量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经联系准备后，第一次开会是在玄武湖游船上。参加会议的有孙晓村、千家驹、曹孟君、陈洪进、狄超白和我等人。会上决定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确定由孙晓郊、曹孟君主要负责，并由他们和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保持联系。组织部长由千家驹、狄超白担任，我任训练部长，曹孟君还负责领导妇女界救国会。以后党曾派唐守愚同志从上海来南京，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名义来指导过工作,当时斗争环境很艰苦，只能采用秘密方式，而不能用本身名义公开活动、曾经用“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当时国民党上层中的冯玉祥、李德全以及张继、梁寒操(国民党中孙科派的骨干)等与南京救国会的活动均有一定联系。我在学校里利用训导委员会秘书的身份，同全校学生都经常接触，学校里没有校园，在课余饭后，我同一部分学生经常到玄武湖等处散步闲谈，乘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介绍或借给他们看进步书籍。学校里有老师请假时，我主动去代课，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有时以分析评论电影戏剧等方法，指出艺术必须服从政治的道理，启发学生关心时局、关心政治。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一部分进步的学生。救国会成立后，我把叶仲寅、林宇、何德璋等女学生介绍给曹孟君参加妇女救国会，同时也介绍了凌颂强、李增援、张天湘等男同学，通过后奕斋参加救国会。我自己还继续团结一部分进步学生进行读书、宣传等活动。
我在学校里和曹禺、马彦样、应云卫三位教师来往较多，有时一起散步，有时到他们家里去。他们要求进步，我曾介绍他们阅读苏联出版的《唯物辩证法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书，也曾向曹禺等介绍《国际歌》的唱词。一九三六年冬，南京地下救国会曾有计划的发动过一次运通过策动国民党内进步分子，发动召开一次“援绥运动大，就是支持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行动。我们救国会的主要成员，戏校的曹禺、马彦样等教师都参加了。国民党党政要人也有参加的，国民党的元老张继当大会主席，此人较开明，在大会上讲:“孙总理提出‘联俄、容共，扶植工农，三大政策，我们现在容共谈不上，联俄抗日是当务之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不满，跳出来在大会上争相发言，以转移视听。我们救国会的成员以各人的社会身份在大会发言，予以驳斥。互相争吵甚烈，国民党反动分子反对我们提出的“援绥运动万，胡说什么“国内打仗的地方很多，江西也在打仗，为什么不援助江西呢?”我们以千家驹为代表，发言进行驳斥，揭露他们在江西是打内战，残杀同胞，不是抗日，不应援助。、经过激烈的斗争，因国民党人众势大，大会被迫把“援绥运动”的口号改为“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把群众支援抗日救国色彩抹掉了。虽然这个运动没有能搞起来，但这次对揭露当时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的反动面目，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救国的政治影响还是很大的。
张道藩后来还是发现了戏剧学校中有七名学生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直接进行追查，一度还将孙晓邨、曹孟君捉了起来。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赵在田(我在北平育英中学的同学)发现我在戏校工作，因此使张道藩知道了我是北大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有一次张道藩找我谈话，要我辞职离校，我被迫辞职出走。为防止敌人在港口码头兜捕我，先在教授马彦祥家藏了七天，然后逃去上海。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到了上海，改名为殷扬，和地下党唐守愚同志联系上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改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这时我向唐守愚正式提出入党要求，时值上海党组织正在整顿恢复，等了一段时间，才由唐守愚、汪光焕二同志介绍，于同年八月六日在万宜坊梅益同志家举行入党仪式。我记得房中墙上贴着用红纸画着镰刀斧头的党旗，我宣誓:“我发誓要为共产主义事奋斗到底,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样实现了我几年来的神圣愿望，真正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一九三七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系统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有三名成员，汪光焕是支部书记，我是这个支部成员之一，另一名是朱启奕。我的公开名义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下的文艺组组长，负责联系文艺界的团体和个人会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属个人会员)。后来工作发展了，又成立了文化人总支部，由省委文委曹荻秋领导，支部书记是戴平万，支部委员是殷扬、梅雨、林谈秋、袁慕华。
“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负责人是于伶。“剧协”是当时文艺界工作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团体，戏剧运动发展很快，在工人界、学生界、职业界和许多群众团体中建有不少剧团。为了更好地领导戏剧运动，中共江苏省委(文委)指示成立戏剧电影委员会，由我和于伶、姜椿芳组成小组具体负责领导，上由(文委书记)孙冶方领导。我们三人分工是:我负总责兼营“小剧场”运动和群众戏剧运动，同时我还负责联系由吴永刚、蔡楚生为首的“电影从业员协会”’的工作。还有一个“影评人协会”由我任主席，成员有徐怀沙、唐纳、毛羽等。于伶负责联系大的剧团，如“青鸟剧社”(后改名“上海戏剧艺术社”)，戏剧界的上层李健吾、顾仲彝、吴上千等亦由于伶负责联络，姜椿芳主要负责下属各支部，王元化就是一个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在沪战暴发后，党布置我(我也是剧协的组织部长)，通过剧协动员话剧界的力量，先后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有不少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如马彦样、袁牧之、宋之的(第一队);洪深、金山、王莹、冼星海(第二队)等都参加了。其中十一个队开赴前线和大后方，有的队到武汉后归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编成为战地演剧队，也就是抗敌演剧队。有一个队是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为主组成的第五队，后来转去了延安。有两个队留在上海。
国民党军队撤退，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的英法租界沦为“孤岛”。但仍可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进行活动，我仍以相当精力负责组织各业余戏剧团体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戏剧活动。当时在许多难民收容所、工人夜校和持志、沪江等大学学生会和各界群众团体中纷纷组织了业余话剧团体，共有一百多个。但因没有固定演出场所，演出发生了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即把各群众戏剧团体组织起来，由一位党员郑山尊配合我们共同来抓这项工作，租了西藏路新世界商场下面的绿宝剧场，作为业余话剧团每星期日轮流演出的固定场所，经常演出自编宣传抗日救国为内容的短小精悍的剧目。演出前，先在群众团体中有组织的推销戏票。观众很多，效果很好，这样也回避了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规定要进行登记和审查的限制。这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在上海甚为活跃的“星期小剧场”。一九三八年党的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去武汉，曾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一经验，周恩来同志表示赞赏说:“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各地可以推广这个经验。我们很受鼓舞，这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同志正式向我传达的。
在一九三八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能统治上海苏州河南的英法租界，但是英法当局和日伪互相勾结(和蒋介石也有关系)，他们还是使用各种手段伸进租界来遏制、分化、打击抗日力量。一九三八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有一个叫清水的，有一次闯到住在法租界欧阳予倩家里来，想利用欧阳予倩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关系来引诱他“下水”，说日方可出巨资由欧阳予倩出面来办个电影公司，条件是既不拍亲日电影，也不拍抗日电影，实际上是为宣传不抗日服务，遭到欧阳予倩的婉言拒绝。清水见计不告，就扳起脸孔来威胁。欧阳予倩后来和我商量，决定去香港再转桂林。我和他作了具体安排，亲自送他上船离开了上海。他考后我当即在“译报”上写了一篇社论来揭露日本人企图抢夺上海电影界这一阴谋。记得社论的题目是“抢救上海电影”。日本人想拉中国人为他办电影公司的阴谋没有成功，又企图收买租界上的电影院放映日本电影为他们作宣传，当我们知道日本人正在拉拢“新光电影院”的老板，要“新光”放映日本电影，便给这家电影院写了警告信，使日本人的计划也遭到失败。
我除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特别是文艺戏剧界的活动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还当了“译报”国际版的编辑和特派记者。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后，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的(也是党领导的)“救亡日报”就停刊了。党又指示办起“译报”，实际上成为党的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机关报。由黄定慧(女，即大革命时期奉命派入中国互济会搞营救革命同志的黄慕兰）任董事长，总编辑是钱纳水(后叛变投敌)，副总编辑是挥逸群，国内版编辑是梅雨，本埠版编辑戴平万，副刊《大家谈》由阿英(钱杏邨)和王任叔主编，我负责编国际版。为利于生存掩护，用一个美国人圣得门·鲍斯作为“译报”的发行人。这样便取得了租界当局的批准登记。我利用记者的身份更方便到处活动。我曾用记者的名义访问被围困在苏州河北四行仓库的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中的副团长谢晋元，作了详细的报道，我也为译报的“大家谈”写过不少散文、杂文。
在一九三八年春到初秋期间，上海地下党利用半公开的形式开办了两所训练干部的学校。一个是党的文委办的，用“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后改名为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先由胡愈之后由王任叔主办，听讲的大都是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的负责人和骨干。课程主要有哲学、国际时事、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社会运动史等。分别由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孙冶方、陈望道、张宗麟、林谈秋、严景秋等党员或进步知名人士来讲，刘少文同志还专门讲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我负责讲中国戏剧史。另一所学校是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中的党组织办的，是取得浦东大楼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任姚惠泉先生的支持，用该校名义举办“现代知识讲座”。所讲课程大体和上述的“社会科学专科学校”的相同。请了许多知名人士和党员去讲课，许广平、周谷城、罗稷南、冯定、于伶、吴大琨、周予同、李平心和我等都去讲过课。共办了三期，学员有八百多人。这两个学校后来被迫停办了。但学员除留上海工作的以外，有不少分别输送给皖南和苏南、苏北的新四军以及上海周围外县的游击队。这两个学校的经验是很成功的。
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上海地下党的文委领导下，由梅益担任主编，戴平万、林谈秋和我为编委，编写出版了《上海一日》大型报告文学集。全书分《火线下》、《苦难》、《在火山上》、《漩涡里》四个部分，约共一百余万字，内容是描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爆发战争至一九三八年八月这一年里上海军民的战斗生活，难民死里逃生流离失所的苦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各阶层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书的出版不仅在沦陷区的上海，对大后方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国民党不抗日发国难财的人是显明的对照。
这个时期，我还在党的江苏省委的张执一同志领导下，参加过筹建上海郊区游击武装，和在刘少文同志领导下兼作一些对日、伪的情报工作等活动。特别是对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汪精卫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等特务组织的活动作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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