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下旬, 張国涛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私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 提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11月13日, 红四方面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 在名山重镇百丈关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但在敌人飞机大炮和优势兵力的阻击下, 不断受挫。经过连续7昼夜的激战, 虽然毙伤敌15000余人, 但红四方面军也伤亡近万人，被迫于21日撤出百丈。全军于当月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准备过冬。
我于1935年10月南下天全、名山时，由红军大学再次被分配到三十一军，开始在军部通讯队当队长，兼教导队队长，后又兼轮训队队长，两个多月后军部成立特务营（辖通讯队、炮兵连、骑兵连、工兵连、侦察连），我任营长。
1936年3月，在敌人大军压境下, 红四方面军被迫由天全、名山一带再次北上爬雪山、过草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８万人减至４万余人。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战胜千难万险，终于第三次过草地后到达甘南，随即在会宁同中央红军会师，使岷州会议决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被张国涛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破坏了，也不到陕甘宁边区去同中央会合，而指挥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和五军团（包括三十三军在内）过黄河西去打通什么国际路线，使主力红军遭受无故损失，罪该万死。
1936年8、9月间，三十一军到达甘南通谓县城后，军部接总部电：调三十一军工兵连到会宁总部去接受新任务（本来我可以不带工兵连去，可以由他们自己去会宁总部执行任务），当时我处于好奇心，想先带工兵连去会宁总部接受任务，另外可以看看一方面军。到总部以后才知道过黄河。后来由总部直接指挥，工兵连进到黄河边靖远县境的渡口附近担负渡船任务。当九军、三十军、总部和五军快过完时，敌胡宗南部追击逼近，张国涛和四军、三十一军没能过去就转向陕北去了。这就保存了一部份革命力量。当时总部叫我带军部工兵连归队三十一军，在那样紧急情况下，部队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一个地图，也没有适当的联络工具，地形也不熟悉，到那里去找三十一军呢？我考虑好久，提出无法找到三十一军，随总部一块走，后来总部同意了，同总部一起过河西去了，工兵连被编到总部特务团，叫我在特务团任连长（特务团没有营的建制），我提出是否可回九军去，因过去我是老九军的。这样总部同意我回九军了。古浪战斗后，部队快到达梁（凉）州附近时，我到九军军部，把我分到二十七师师部通讯队当队长。经过古浪战斗和沿途几次战斗后，部队有很大减员，在进占永昌县城后休整了一段时间（在永昌县城还没有西进时，听说西安事变，当时听说我们返回到兰州市，因兰州市有东北军于学忠部驻防，大家听后很高兴，后来不知怎的又不返回，要继续西进，结果使西路军失败。如当时就是一路打回到兰州，虽然马回子不会轻易叫我们返回兰州，就是受些损失，也还可保存几千上万人的革命力量，不知谁的主意不返回）。
敌人每天都在向我们进攻，在城外一些村庄的围子都是我们占着。后来为了精减机构，轻装，军部把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部撤消，军部直接指挥团，我又被调回九军军部通讯队当队长。在从永昌西行不久，七十五团二营没有营级干部，令我去七十五团二营任营长。在继续西行中，经过多次战斗，每到一地，你行军一夜，很疲劳，到宿营地就得做工事，敌人上午九点多钟就追上你，将你围起攻打，部队又疲劳，又没吃的，有几次被敌人单独围攻，因无吃的无法再坚持，突围过几次，有一次突围损失很大，包括总部，不仅人有很大伤亡，还冲散了些伤病员，丢失了总部的一些骡马驮的物资（包括银元都丢失了，我的牲口也丢失了）。
到1937年3月间, 我们已经在西东铺（西洞堡）打了很久, 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负伤, 子弹打穿了左胸。三天后，所余人员全部向西大山（祁连山）转移，我当时伤很重，随团卫生队进山，因不能走动，也无人过问（伤员太多，形势又很危急），只能勉强骑着牲口随大队往山里走。后来把我们所有伤病员都转送到总部医院继续往大雪山里去。在所有部队都进至黎园口石窝子山（过去叫腊子口）不久，九军在几个小土围子阻击敌人失败，九军政委陈海松所率九军最后的战斗人员，为掩护总部和医院的伤病员撤到祁连山里，最后全部牺牲。至此，全军只有三十军还有少数战斗人员。敌人又不停的向山里进剿，以新组成的七十五团掩护总医院，可这个团都是由九军的后方勤杂人员和机关人员临时组建的，没打过仗，没有经验，团长又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敌人抢响就自己乱跑，使部队成了无领导、无指挥、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总医院也无人过问，被敌人给冲散了，伤病员、医护人员都各走各自的，不能走的不是被敌人打死，就是被敌人抓去了。这时随我的勤务员和马夫也都跑散了，我因胸部伤口还未康复，左腿又因过雪水河时在冰水里呆的时间太长，结果被冻瘫痪了，不能走路近一个月，幸亏自己当时勉强还能骑牲口，就骑着骡子跟着其他同志往大深山里走，途中遇到不少失散的人员，又多次被敌人冲散。在山里游了半个多月，后遇上总部骑兵团三十余人，我听说他们准备向黄河东突围，就随同他们一道走。一天夜里，我随着骑兵团的同志快走到出山口的地方，天快亮了，怕暴露目标，就布置了岗哨，在山沟里隐蔽宿营，准备天黑后再突出去。但大家没有察觉，在快到宿营地不远时, 有个战士掉队了, 走到敌人那里去了（因山囗附近都有敌人封锁着），被敌人俘虏后, 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都很疲劳，倒下就睡着了，结果刚休息不久就被敌人包围了，当哨兵发现时，敌人的骑兵已冲到跟前，我们惊醒时，敌人枪口已经对了准大家，就这样全部被敌人俘虏了（这里, 我想起一件事, 我们被俘是否与骑兵团长马良均（骏）有关呢？那个掉队的骑兵战士是否是马派去向敌人告密的呢？因为马良均（骏）是骑兵团长, 是回族, 在我们被俘后, 他就不见了, 我们被押送到敌上级机关, 后又被押送到甘州关押时, 也没见到他）。
敌人把我们送到甘州（张掖），关在一个空院坝里，约半月左右，又把我们送到凉州（武威）。到凉州时约有二百多不到三百人，在一个操场上集合，敌人一个军官讲了几句话，说谁当过军官的站出来，并指着投敌叛变分子郭西三（锡山）说如何如何优待等，用软的欺骗利诱的手段，没有人站出来。后来敌人又用威胁的办法说，不出来就点名，又是什么一个个的认哟，也没有人站出来。敌人软硬兼施都失败了，后来敌人就叫投敌叛变分子郭西三（锡山）来挨个认。我回忆当时好象被叛徒认出二个人。后来那叛徒郭西三（锡山）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后说我是营长，当时我死不承认，后我说当过通讯员，这个叛徒死咬着我是营长［郭原是五军一个团长，因五军董振堂军长带的部队在高台失败，董振堂军长牺牲, 五军直属队一部分及郭西三（锡山）团在府义（抚彝）被敌人围攻，形势很紧张，九军政委陈海松带七十五团去府义（抚彝）增援，我当时是七十五团二营营长，陈海松政委召集七十五团营级以上干部及郭西三（锡山）一块开过会，布置过撤退等事宜，我在会上同郭见过面，作过介绍，相隔时间不长，所以这个叛徒认识我。这个叛徒是在府义（抚彝）突围的那天晚上投敌叛变的］。后来我没有办法，认为总是一个死，才承认了自己当过营长的，敌人当即把我从队列里拉出来，问过我的名字和籍惯，当时我说过我原来名字叶春桥，并说我是四川人（并没有承认是党员）。敌人当时记下我的名字，然后把我和郭指认出来的几个干部送进监狱关起来。
我们去的这个监狱都是关的营以上干部，营以下干部送到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这个四方院监狱里已关押着一些同志，后来又陆续送来一些同志，共计不满二十人，关了二个多月（具体时间已不清楚）。
这个四方院里有十多间小房间，每间小房子有一个小坑，在我进监狱时还空着有几个房间，所以我开始是一个人住一间小房间，经我再三回忆，由于房间少，逐渐来人多了，房间每人住一间就不太够住的，这样有的房间就得住二个人。我开始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很有一段时间，好像在快送我们往南京以前不久，又来的人有一人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由于时间短，印象不深，连这个同志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
在监狱里我听说成立有一个党支部，成员听说有黄合先（鹄显）、沈秀托（达）及卯度人，后来又听说有张道荣（庸）参加。
我们曾在监狱中有一次开饭时，前面的同志看到生活很不好，提出来不吃他们的饭，要求改善生活，后面的同志接着闹起来，没有吃他们这餐饭。
在监狱中，敌人曾把我们集体带到叛徒郭西三（锡山）住的小院子去参观过一次，当时叛徒郭西三（锡山）好象没有露面，敌人也没有讲为什么参观，目的是什么，是看守带我们去的。
在准备把我们往南京送以前，在监狱中每人发过一元钱做衣服，我和有的同志上街去买布做衣服和取衣服出去过二次监狱，有看守跟着，不是集体，每次三、五人一起出去。
在1937年6月份，敌人准备把我们往南京送，用一辆汽车武装把我们从凉州押送到兰州市，住了二天，又换成国民党部队一个班把我们押送到西安国民党行营。在从凉州走时有四个女同志和几个男同志，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同我们一起乘汽车到西安（到西安时听说七七事变）。到达西安本来是白天，离天黑还早得很，敌人可能怕我们西安办事处知道，就在城外呆到很晚才偷偷地进城，住行营内。到达行营后，正好遇到原十五军团一个作地方工作的同志，原被敌人抓去，因国共合作后，要放他出来，他听说我们是西路军的，便告知我们说西安有我们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在那里负责，叫我们写个信他秘密带到办事处请叶剑英参谋长把我们要出来。我们就写了一个信，他秘密带到办事处，正好西安到郑州间铁路（潼关段）有个桥被水冲坏了，几天没有通车，西安办事处知道我们的消息后，派人到国民党西安行营交涉把我们要出来。
在西安办事处住了十天左右，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把我们送到云阳镇前敌总政治部（当时有二十余人，营、团、师级干部以及军参谋长）。到云阳镇前敌总政治部后，临时学习，集中审查了解。审查的内容：是否叛变革命，是否向敌人投降自首，是否被敌人利用危害革命利益等等；结论是没有叛变革命，被俘后表现很好，没有作危害革命利益的事［因为这些干部都是前后不久被送到梁（凉）州监牢中的，也有被叛徒指告的，大家都一块在监牢中］。党的关系是经过同事证明过去是党员，而在被俘后没有向敌人自首和作过危害党的利益的坏事，经组织再三了解审查后，经人证明在被俘后表现没有问题者恢复组织关系。我是经过沈秀托（达）、罗先武（后改名为罗少卿）、张道荣（庸）（后改名陶勇）、郑大林、董央士证明恢复组织关系的。
在前总学习一个时期后，于七月底八月初到达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正好是三期开学，被编到二大队（政治大队）七队，后又调到一大队（军事大队）三队学习，还没毕业，就被调到校部军教科任军事助理；后又调四大队十队任队长；１９３８年秋转庆阳分校任二队队长；１９３８年冬成立抗大一分校东迁到山西后在一支队二营九队任队长，不久任八营营长；１９３９年冬又转山东时，任干部队队长、副大队长，于１９４０年初到达山东，将抗大一分校改为抗大山东分校。不久（１９４０年２、３月），我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工作，正式走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注：该文是从叶声若干自传、履历表、向上级要求撤消不当处分的报告中摘录、汇编而来，基本上全是叶声亲自撰写的，只是为了文字畅通，略作编缉。标题是根据叶声所写＂关于我在西路军失败后被俘情况的报告’’ 修改补充而成。有些人名、地名可能有误，尽可能根据查到的资料在括号里予以更正，也不一定正确。对卯度人、董央士两个人名，总觉得有误，但因原稿笔迹很难辨认，又未查到相关资料，只能暂且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