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大姐，我虽然称呼她“大姐”，其实我们同岁。她比我大不到半年。在抗日战争末、解放战争前，我认识了她并在一起工作。虽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的友谊深厚，联系交往不断。常凯大姐是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杰出的女干部。她的坚强、坦荡、豁达、热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心目中的榜样。
日本投降后，国共和平谈判的“百日和平”期间，我们住在山东淄博地区的辛店镇车站。因为她是我们鲁中四师政治部敌工科张秉玉科长的爱人，由县妇会主任调来部队工作，分配到我们宣传科当干事。她工作积极热情，性格老练稳重，斯斯文文，像个知识分子。原本她就是个中学生，文化比我高，经常帮助我办小报，帮我审稿，对我帮助不少，加之她年龄稍大于我，所以我很羡慕她、敬重她。自然形成她是个大干事，我是个小干事，我习惯称她为大姐。
常凯大姐聪明好学，工作间隙，她经常抱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有时在走路散步时，有时坐在树荫下、铁路边，她默默诵读。我们称赞她在学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确是这样。
解放战争打响后，她随部队摸爬滚打，积极完成任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国民党重点进攻我鲁中时，部队划分前、后方，她调离了我们宣传科。从此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20多年。彼此虽有所闻，但没有联系。
记得那是在文革后期，70年代初，我有机会到北京，得知常凯大姐随张秉玉局长在总参外事局工作，就住在地安门内大街41号院。我知道这个消息很高兴，当即就去看望我们的老科长和常大姐。他们虽然长期做外事工作，可穿着很简朴。还是一身黄军装，自己忙着操持家务。她还是那样地坦诚热情，我走时，她一直送我上了公共汽车。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有了联系。我们退休之后，她在北京，我在天津，我们没断了联系和看望。逢年过节，我们都互相电话问候与祝福。
1991年，我的老科长已经去世了。我去看望常凯大姐，她也显得老了，但身体很好，还是那么热情、精明、乐观。非留我吃她的家常便饭，还有她家乡的泰安煎饼。常大姐兴奋地叙说着，1988年她去参加了山东徂徕山起义50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纪念大会上，她指挥全体同志高唱“山东纵队进行曲”，歌词大意是：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抗战，我们不离开……是啊，那是他们的家乡，那是山东八路军的创始地，也是她和张秉玉同志参加革命的起始地。多么振奋，多么光荣！
1991年12月4日我的日记记着：“是所预料，她热情的接待了我。从我来到走，近五个小时，她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没了，我这个好多说话的人也只得让她三分。她那正直、爽朗、诚恳、热情的性格十分可贵。”
2012年后，由于我在北京出版我的回忆录，几乎年年到北京去。只要我到京，必须去看望常大姐。近几次见面时，我们虽然逐渐变老，可以说老态龙钟，但我们的思想精神不老。常大姐虽然行动不很方便，但是有小女儿为主照顾着，生活坚持自理，不请保姆。我们曾几次约定，我们要好好活着，共同向一百岁迈进。
每次见面，回忆起我们的战斗历程，就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兴奋激动。
2012年5月5日的日记记着：“午时去看常大姐，我们都十分愉悦兴奋，一面回忆一面又合唱了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和‘山东纵队进行曲’，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伟大辉煌的革命斗争年代永远鼓舞着我们。
就是在去年（2014）的10月16日，我与女儿、女婿有机会又去看望常大姐，她早早地就在阳台上望着我们，并打开了房门迎接着我们，仍旧是坐在她那“设施齐全”的起居室里，她坐在沙发椅上，神采奕奕地向我们介绍：她的正前方是书桌电视，放着纸笔，通信录电话簿；右边桌子上是食品水果；左面是书报。看书学习看电视，打电话，吃饭，成龙配套转身都完成。她还幽默地说：“我再向你露一手”，随即去她卧室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你看这个，打电话，看新闻，发短信上网都行。”我们赞扬了大姐的坚强、乐观、豁达还时尚的思想性格。
噩耗天降，11月23日得知常凯大姐于18日突发心梗不治病故，仅在我去看她的一个月之后，她突然的离去，使我很是震惊、悲痛。这好像是天意的安排，正是我们的九十大寿她离去，十月的见面，是她向我最后的告别，我为她送行。
大姐走时没言痛苦，安静默默地走了，这也象征着她的人生性格，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坦荡豁达。大姐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国家人民贡献的一生，她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