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阴得黑沉沉的，还刮着小北风，虽然刚到霜降季节，奉天已经是冷飕飕的。为了省钱，我们坐的是拉货的“闷罐车”。火车里没坐，虽然上边有个小窗口，把车门一关，里边还是黑洞洞的。人又多，一个靠着一个坐在自己的小被子卷上。车走的很慢，遇见快车就停下让路。就这样，我们母子走上了“千里寻父”之路！
总算到奉天了。我们从南满站下车，雇了一辆东洋车，过天桥时，车夫拉不动，俺娘俩下来帮助推车上了天桥。过了“三不管”向北，再过皇姑屯车站，向西一拐弯就到了沙子沟了。一道南北沙子沟实际上成了大垃圾场。沙子沟东岸有两个南北胡同：东边叫“爱仁巷”，西边叫“取义巷”。取义巷胡同，门朝东的是单号，门朝西的是双号。拉车师傅找着12号就说：“到了，请下车吧！”这就是我父亲住的地方。
这个院子一排八间房。进院后，见一位大娘在洗衣服，母亲问：“大嫂，您这院里有姓魏的吗？”这大娘站起来仔细看了看俺俩，她没说话，又到一个屋里喊出一位大娘。她说：“她俩找姓魏的。”这位大娘问：“你找姓魏的？他叫什么？你是他什么人？”母亲说：“他叫魏庆明，他是俺孩子的爹，我是这孩子的娘！”这两位大娘又到一间屋和一位老爷子嘀咕起来：“这两年没听说过他魏大叔有家眷呀，说书唱戏有个陈士美，说秦香莲冒认官亲，他娘俩不会是冒认官亲吧？”这位老爷子说：“冒认官亲，都是冒认当官的，趁钱的。他魏大伯穷得兜里没有三天的钱，缸里不存三天的面，谁冒认他这穷光棍汉子做啥。”他出来象调查户口的样子问：“您老家是哪里？”
母亲已经看出来，他们怀疑俺娘俩的来历。母亲便说：“俺是山东阳谷魏黄庄的，我丈夫魏庆明，属大龙的，今年三十七岁。俺还有婆婆、闺女、大儿，这个是俺的小儿。他爹出来六年啦，他没给俺打过信。我这是领着小儿来找他，问他还要家不？”老爷子去消了怀疑，连说：“他魏大伯出车了，天黑才能回来。您娘俩先到我屋里休息。”房东王大娘忙说：“到我屋里休息吧。”这时，范大娘、唐大娘，还有四、五个小朋友，都随着进了房东王大娘的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十分亲热。王大娘还很快下了两大碗面条。说实在的，是真的饿了，好象没用嚼就喝完了两碗面条！
天黑了，院中的男人一个一个都回来了。一听说父亲的家眷从山东老家找来了，很好奇，又很关心，都去看我们。九点钟，郑培仁回来了，他和父亲同住一间屋。他开开屋门，把俺接到屋里。郑培仁，那年十九岁，他也是阳谷人，是程村的。他给一家日本人当“博艺”。（即家中勤务人员）他把日本人家务活都办完了才下班回家。这位培仁哥，长得很帅，干活利索，又有眼色，日本东家很喜欢他。他幼年丧母，随一个亲戚来奉天混饭吃。他看见家中老乡来特别亲热，很快到街上买来煎饼合子和鸡蛋汤，让俺娘俩吃完饭等我父亲回来。他说：“魏大叔啥时候回来没准，他是仗着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半夜回来炕上一躺就是一天！”
突然一辆洋车喇叭响了。培仁哥说：“大叔回来啦！”他忙跑出去接，说：“大叔，我大婶从老家来啦！”父亲猛一愣，站在院中好大一会没动。院中范大伯、唐大伯、还有陈叔、史叔也随着父亲进了屋。父亲停了半天才吭出一句话：“你娘们咋摸来啦？”我对父亲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他离家时我才三岁，六年了我想不起他是啥模样。现在的爹，头发很长，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满脸胡子拉碴。身上的衣裳也很脏。滿身还有一股子烟酒味，很熏人。母亲看见他这副样子，特别是对他说：“您娘们咋‘摸’来啦”这句话，真是气不从一处来。
娘说：“魏庆明，你离家六年啦，有钱向家汇钱，没钱也该向家打信。你连个信也不打，你认为你不打信俺就找不着你啦。你的妻子你可以不要，你连你白发的憨娘也不要啦？你的闺女，你的两个儿子也不要啦？你弟弟叫日本鬼子活埋了你知道吗？你的闺女十四岁当童养媳你知道吗？你的大儿叫汉奸抓走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拍拍心口，问问你的良心，你当儿子够格吗？你当丈夫够格吗？你当爹够格吗？……”母亲越说越伤心，便大哭起来。父亲一吭也不吭，不一会便自己打自己的脸，还喊着：“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这样一闹，全院的婶子大娘也都进来啦。七言八语，对我父亲一阵批评。对我母亲反复地劝解和安慰。
第二天一早，后院范立勋大哥和大姐闻信过来了。他是阳谷沈庄的。这人三十多岁，他在日本军用仓库当个小工头。他爱人，论老表亲我叫她姐姐，也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妇女。她给我们送过来一套锅、碗、瓢、勺。俗话说，是亲三分相，何况是在东三省？在关东，一说是山东人，就有老乡味，就格外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