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大”军“小”故事(文/尹作让)

ynzzy 发表于2017-11-08 16:56:20

    《南下前少有的“新闻发布会”》

    过去由于“敌强我弱”多年的战争环境,极少在白天集合开大会。1949年1月以后,在诸葛亮故里、孟良崮及红嫂所在地、沂蒙地区沂南县机关开列了全体大集合,由领导作形势报告或宣传新闻报导(类似现今的新闻发布会,那时报纸份数很少)。这天,有淮海与平津战役的新闻报导,因为当时宣传部长不在,大家都推举我宣读。面对面的宣读是站在一张高桌子上,那时的年龄身体是轻松自如的事。

    当我读到淮海战役我军50万人消灭了反动派60万人,及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大家的欢呼声、掌声雷动。休会时,有几位年纪较大些的同志侃侃谈论说:“过去蒋介石把南方的红军,新四军赶到北方来,这回我们要帮他们打回老家去了。”

  《南下离别情》

    南下集合时,虽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但干部群众都有一种难合难分的情结。给我们送别的有:抗战的战友李子超(县委副书记)、孝春田(组织部长)、李守克(宣传部长),莱芜战役的战友安学臣(县人武部长),孟良崮战役的战友尹占松、王洪奎,孟良崮孙祖区同事张中顺、张孝春,还有知友薛允志、李中全、徐伯臣等,还有刚刚接班县委书记的郭长儒与薛新民等。

    家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的人们听到我们南下了,都是这种难合的心情。高里区饮马沟村有我一位在抗战时期的房东叫王士朋,他也是位村干部,徒步60里路来到集合点看我,还带着五角钱送给我表示情意(我当时的津贴(代工资)每个月也才发一元钱)。

    我的亲姐姐尹作莱也给我五角钱,也不知她是不是借来的,她们都是经受了“日”“顽”十几年战灾,还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我实在不能拿他们仅有的钱,很想婉拒,但义不能伤了他们的情义。只好热泪半露,默想将来我不牺牲的话一定忘不了他们,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后来工资制以后,我曾经给他们寄过一点钱,退下工作以后也曾去看过他们。

    还有一位近亲要给我两块银元,这是他的命根子,我绝对不能无功先受禄,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便永远欠情了。我“领情”但婉拒了,后来我也报恩了。《可离故乡故土,难离亲爱的父母》南下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但难以远离亲爱的六七十岁病弱的父母尹尚节、朱兰忠。时代使我“尽忠”是无悔的,虽然做不到同时尽孝,也应告别见一面吧。因我的哥哥尹作恭才30岁在抗战时期牺牲了,我也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现又要南下进军解放全国,老人是久经乱世的人,他当然知道凶吉难保,他已经是烈属,老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对我南下远去,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他与所有南下者的父母一样,心情是复杂的,而他的“信条”里从来都是“重义轻财”。

    因为他们知道,要过和平日子,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沂蒙地区的人力、物力已经有重大付出,许多家庭也有牺牲奉献。父亲虽然读过书,懂道理,眼泪仍然是止不住的,只是往肚子里流罢了。他从来不参加迷信活动,不搞“祈祷”,只是盼望或者能回来再见一面。父母常对我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寓意要正义作好事),“树不能在树下为树,人能在人下为人。”(寓意服从正确领导)。

    我南下以后,本村一位同族尹作希曾把仅有的一升粮食,拿出半升给我家,接济我饥饿的父母;还有,一位远房的表妹常常挎一小篮子去看我的父母,不是她的亲老人,胜似亲老人。

    遗憾的是,年老病弱的可敬的父亲在当年的中秋卧病,期间新区正闹匪患,我没能回家尽孝,也没有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但他无怨无悔的,带着些许遗憾的去世了。他的期盼,灵验了一半,我活着回来的,但不能见面了,我只好在多年后给他立了一冢墓碑。

    《婉拒上级的好意》

    南下在新泰集合时,原沂南县委书记,南下二大队的组织部长高复隆对我讲:南下到新解放区时要我任县长。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同时,我表示还不适应这一职位,我才25岁,虽担任过县公安局长,但只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我的年龄、学历、经历都不相称。我要求分配给我可能担当的工作就行,不计高低。高复隆同志体谅了我的要求。

    另外,南下前我已与战友王淑华同志开始了恋爱关系,也是在新泰沂蒙集合点,高复隆同志说:你们两人还是现在就结婚为好,结了婚大家都知道了,免得其他人误认为你两个都单身,以免别人再找你们。我向高同志说明,我们启程以前即已商定过:一是南下新地区工作一定很忙,精力越集中越好;二是在渡江南下进军中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不致影响到她单身未婚的青春年华,高复隆同志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后来我们两人虽然未牺牲,但都多次遭到过土匪的包围……

    《在驻军中取乐》

    在徐州临城(薛城)旁学习时,我们经常在饭后到村头山边耍耍,不约而同有翟作标(安吉县委书记)、强世贤(武康县委书记)、杨在浩(武康县长)、袁浩(余杭县长)、张远达(富阳县长)。

    袁浩讲了一个“吊坎子”的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出了个主意“打牌”,因为没有扑克牌,杨在浩会手工,他用几张纸片“代牌”,把军委和一、二、三、四野战军各写在一张牌上,还有一个上面写着蒋介石。谁抽到军委的一张,负责下命令,指令某野战军抓蒋介石,抓对了,蒋被刮鼻子;抓不对,就自己被刮鼻子,贴纸条。大家都很自觉的遵守,还是杨在浩会动脑筋,他就没有被抓到,没有被刮过鼻子。大家追问他“有没有使诈”他说:“你们当蒋介石当得不高兴了怨我,我是正大光明的”。大家玩的很开心,谈笑风生的回到住处。

  《不怕水土不服,就怕解便和蛇多的难处》

  南下通过鲁苏浙三省、一大江、两铁路。不要说江南江北,就是几百里、几个县之间也都有天气、温度、水土、环境、饮食、住房、穿戴打扮、行路方式、语言口音等等差别。革命队伍天下哪里都可去,对水土等都有精神准备,一般都能经受。但难以适应的是解便的不同,南方人坐马桶、蹲粪缸,无遮挡、不避讳,当地房东很“自然”自用,南下的同志很不自然,不敢采纳。使用的人“不避讳”,不用的人反而把自己躲避起来。因为过去没有见过马桶,刚开始时有的人把饭碗、菜碗放在马桶上当桌用,被房东当了个大笑话。

    还有的人不怕鬼子汉奸,不怕反动派还乡团,就怕“蛇”,被蛇吓破了胆。有人甚至讹传南方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有“蛇”,有的南下干部的老母亲为儿女到“蛇”多的南方,“心痛”的常常流泪哭泣。

    《长江烧饼最好吃》

    经历近两个月的行军,在扬州市沙洲码头,即渡长江的前夜,要求做好渡江的装备和饮食的准备,而过江后步行继续前进,到当晚目的地丹阳农村。当然首先要吃饱,要喝足。因在渡江和江两岸,在相当时间路程中没有饭,没有水供应。但水、饭又不能太饱,因渡江船上和两岸都不能大小便(尤其女同志)。

    从驻地步行到江边已消耗了不少力气,肚子又确实饿了,在长江岸边只有一个卖烧饼的,我们一个大队近千人,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后边的人看都没有看见,前边的中队也极少买到,一般都没有吃到烧饼的希望。我所在的七中队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越到江边走得越慢,队形有些折叠,忽然三中队里王淑华急忙跑过来将手中拿着两个烧饼递给我,这时,简直比会餐还有食欲,没有水也吃进肚里去了。

    长江边这次吃的烧饼,也让我想起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们在南征北战时,在蒙阴城东的雪路上,也是千军万马,往返莱芜、孟良崮,在寒冷的夜色中望见一点灯光。借就地休息时间,我们的民运干事马学成径直奔向高梁杆棚,买了两个大烧饼,并送给我一个,既解饿也有点解冷,简直是“饿了帮一口”。在南征北战的沂蒙和南下长江岸边吃的这两次烧饼,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烧饼,也是最好吃的美食。

    《行军队变成了“秧歌”队》

    南下渡江时正逢南方的黄梅天,黄昏渡过长江,当夜徒步跋涉几十里,从镇江至丹阳泥泞的小道上,越走越累,越走越饿,越走越泥。因过江前后不便于大小便,控制了饮食,天黑以后的徒步夜行军,都筋疲力尽,在累、饿中,在泥路上向前运动。不久,就有人鞋子掉泥里了,有人倒在泥里了,再爬起来,许多人东倒西歪仍坚持不停地前进,不断地有人倒地,到达住地时已有半数左右摔倒过。

    各个中队的情况差不多,除个别怕苦的人发点牢骚以外,一路上都能相互鼓励,相互帮扶,有的还替女同志和年纪大的同志背背包。王世聚同志(后任余杭县公安局长)是全大队扶助能手,替背背包最多的。李先成是全大队最活跃的,他不断的讲笑话,有时还帮炊事班背行军锅,他个子大摔得重,把锅摔出去以后,他不但不要求别人帮助,他倒在泥地上还笑着说:“老天爷,俺那娘了”,“地上的泥很软,摔不伤的,我会自己爬起来,你们不必拉我”。也有的身上的黄泥很多,身着土黄色的军装,衣与泥已经分不清了,并说,我们与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还不能比的,而且红军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转移的,我们现在是“敌弱我强”向敌人进军的。过江第一夜扭了一夜的“秧歌”,艰难整夜行军,早上五点钟到达时,无一人掉队,全员到达。后来大队总结行军时,表扬了上述同志,还表扬了四五十岁,年龄较大坚持行军不掉队的王兆来、孙世树、邹永勤、高朝明及一些女同志。

    《忙里偷闲看西湖》

    1949年5月上旬,我们大队驻拱宸桥期间,很自然的想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就耳闻西湖。听说曾有地主卖了几十亩地来看两湖。我们虽来到了浙江,也不一定能看见,因为斗争任务前景难测。有一天傍晚,有分工做后勤工作的段伦敬、林传志,他们的时间比较机动,不约而同的说去看两湖,我们3人徒步十多里地,沿上塘河,过卖鱼桥,很快望见西湖,路上有穿黄衣的解放军和穿黑衣服的原交通警察同时都在值勤。我们穿着黄军装,如同到苏州时,我军哨兵,向我们施行举枪礼,表示亲切的敬意。路上、湖边,行人稀少。我们沿北山街,经过断桥,看到里西湖和孤山等,以后即原路顺利安全返回。

    3人的表情,约定不要紧张。但这次自由活动,有我(队委)同行,他们2人也轻松些。我心里虽不像“打鼓”,回队后略有点七上八下,幸好顺利回来,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个“小动作”。事后我们3人都得意的感到:这一下,如果近期牺牲了,也无此小小的憾事了。

《初到临安看到了什么?》

    天:阳光空气好天多;地:山清水秀绿地多;人:勤劳善良的人们多。

    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陈旧。自然和社会优劣并存,反差很大。具体直观的是:

    有满山的青山绿水,街道两旁和门前没有一颗树。曾遭日寇轰炸过,至今无变化。

    城里并没有大的山河对地形的限制,但街道小而弯弯,只见挑担,不见车,也没有自行车。

有古老的孔圣殿,太庙山,也有新旧机关。

城里有南下、金肖、伪军三种政治力量共存。大街上看见过四种军服:南下黄军装,金肖支队穿蓝军装,原自卫队绿军装,还在执勤的原警察穿黑色服装。

    人们的穿戴差别很显眼,有大褂,旗袍,也有衣衫褴褛。

    有白面书生,有普通生意人,也有血吸虫病患者,粗腿大脚疯,来来去去的手持着撑担棍,在肩挑重体力劳动,还喘着粗气,喊着“嗷嗷”的扁担号子。

    市场上有人民币,金圆券,银元,三种货币在同时流通。

    有杭徽公路和长途汽车,经临安,於潜,昌化到黄山。而这时的平湖、桐乡、崇德、安吉都还没有公路,没有汽车。

    这里机关有电话。也有戏院,邮局,医院,旅馆。但无电灯,无中等学校,无澡堂。

    市民虽然没有组织欢迎,但许多友好的面孔目迎目送着南下“大”军。

    到临安不久,巧遇到金肖支队一位参加过莱芜战役的战友孟勇同志(他是经过曲折来到金肖支队的)。

《遭匪之患》

    1949年5月,人人称“解放大军”的到达。原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尚稳,至7月间,有一部分曾经伪装“起义”的不规分子,看到我野战主力部队继续进军南下的情况下,纷纷反水为匪,政治土匪与原有的经济土匪结合,对我地方机关、城镇实行包围,袭击、抢劫、杀人。所谓“起义”的於潜县国民党自卫大队反水为匪以后,于6月28日,攻回县城,县机关被攻入。南下干部牺牲十多人。昌化也曾遭遇县城被围攻。临安县的横畈,青云桥,板桥等乡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被包围,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杭徽公路上的汽车常被拦截抢劫。在这段时间与我同时南下的战友王守存、沈化贞在余杭牺牲,马士敬在安吉被残暴的杀害。我当时的未婚妻王淑华在余杭县闲林镇两次被包围。那时黄湖区区长怕环境太恶化,生活太苦,竟然为了保命逃回老家去了。土匪还威逼新干部的家属,妄想把新干部叫回去。

    临安县领导干部中我是出城出差比较多的,一次到横畈出差,土匪企图伏击我们。他们看到我与高兴起同志一前-一后拉开距离。木壳开盖,子弹上膛,手不离枪把的姿势,他们未敢妄动。当时的土匪在我们干部经过的路口、桥下,经常设有埋伏。

    在亭子区板桥乡出差,土匪煽动原国民党保甲人员,包围我与高兴起及新干部董炳德同志。我们3人有4支枪,有德制“20响”、有美制卡宾枪、有中正式、捷克式,还有手榴弹。我们作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状,作了交一场恶战的充分准备,他们既作恶又怕“南下大军”的威震,正未敢冲杀的时候,有普通农民“助征”人员于水荣听说了,紧急跑到区里报告。区中队随即来增援时,他们纷纷逃跑,保甲人员前来交枪告终。临安,浙西,天目山地区的剿匪胜利是这个地区的军民、军地配合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的“方桑团”和七十五师先后坐镇临安为指挥部,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民兵、县大队、区中队、公安局、公安队、临安专署程鹏专员、於潜县县长梁震同志等和一些剿匪积极分子功不可没。

    闹匪剿匪期间,全国有土匪200多万,我们的干部牺牲了4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许多人说“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我们的翻身解放,换来了今天的好生活”。

《以保密保护南下干部的好朋友,以理智对待敌视南下干部的份子》

    南下干部到达临安以后,所见到的人多是笑容可掬,没有见过仇视的面孔,很多人认为南下干部和1945年来过临安的新四军一样,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有些人在发生土匪包围我们的时候,冒着风险跑步向我们报告,自发地给我们送情报。如临安县横畈区遭土匪包围时,老百姓跑到高洪乡政府,向我们的干部送情报。

    土匪包围攻打我们的时候,都是先把电话线割断。如土匪包围於潜县城,把通往临安的电话线割断,於潜城郊的老百姓跑步到临安通报消息。对待这些好朋友,当时必须保密,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也有个别人,站在反动派的立场,污蔑南下干部。如当时衣锦镇照相馆的老板,通过给南下干部照相的机会,把照片印上“黑框”,他认为南下干部不懂这种规矩。我们发现他的恶行,没有马上揭穿。对其行为,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公安局逮捕他,此时还属战争状态,即非常时期,只要有证据即可逮捕。

    但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继续观察。因为马上抓他,他可能怕罪行暴露而自杀。如他一贯多次作恶,再处理不晚。如证明他是偶然行为,待私企改造时,不检讨反省,即给予警告教育。后来,我们对此人未作敌我矛盾对待,只是工商改造时给他调换了照相行业。不以感情而以理智对待,不作“镇反”对象,以减少打击面。

《射击不比赛》

    在股匪被清剿以后,县人武部还常常组织民兵到山里进行搜山,拉练活动。有一次拉练回来还在城南河滩上进行了射击学习。选了百余人进行实弹射击。大家射击完了以后,刘建军部长(他南下前为省级战斗英雄)除白己举枪射击以外,并约我观摩,还约我参加射击。

   结果我打了三枪三中,击中了八环、九环和红心。我与刘部长打的结果都超过了平均数。与会者不停的鼓掌,有的还伸出拇指,说:“南下同志的枪法个个都是高手”。(当时我兼人武部和县大队政委)

    《南北“方言”对话比赛》

    语言交流主要靠双方有点文化的,而且也很吃力,必要时用文字沟通。有位喜欢开玩笑的南下干部老李同志与一位新干部,两人互相都说:解放半年多了,南北话都会讲了,咱们互相讲讲、互相答答。

    老李先讲:“你到炕头上拿一把‘笊篱’,把‘煎饼’、‘地瓜’、‘腌菜疙瘩’给我端来。”青年干部说:“我听不懂”。老李说:“你没有好好学我的北方话,你讲南方当地话给我听听,我会听懂的”。

    青年人说:“你懂‘故事事题’乌拉,啊屋里老娘(老婆)带着小芽儿到格郎买点田螺吃,那格滔?下下侬”。老李也是老摇头。

    两人谁也没有赢,最后协商每人讲一句本地谚语,老李说:“每天省一把,三年买头大骡马”;青年人说:“每顿省一口,三年买只大水牛”。两人都要我讲一句临安的谚语,我说:“宁可欠债,不可欠情”。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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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玛

    2019-07-03 22:31:18 甘玛

    老前辈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又给我们后代留下这么一篇珍贵的回忆录,当年南下全凭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老区人民送子参军送子南下的奉献精神,生动的南下文献,回忆录中也提到了熟悉的郭长儒,薛新民叔叔阿姨,提到了王洪奎叔叔感到好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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