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7日夜，一阵枪响刺破夜空。
在嘉兴，这个原本平常的时间节点，从此分量十足。
浩浩荡荡的南下干部队伍中，一个名字开始被后人不断提起、追忆，甚至著书立说；一座普通的江南小镇，也从那天起，开始被人以另一种方式怀念。
这天早晨，风和日丽。
六七点钟光景，他在东栅镇嘉兴县委食堂喝了两碗粥，然后快步走进附近的一座小洋楼。
抗日战争中武工队员的战斗经历，养成了他凡事早做准备的习惯。
参加会议的人还没到。他松了松腰带，取下驳壳枪，在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拿出随身携带的自来水笔，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下：
注意张椿林部、郑建华和邱鸣山部的动向，把握时机，彻底消灭匪患。
大水后稻田肥力减弱，急需肥田粉。
培养农会积极分子，减租减息。
时不时还会出点儿虚汗的他，却无暇顾及随时可能再次发作的疟疾。
剿匪、生产自救和建立政权……那天，王店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王洪合，一心只想尽快赶回王店，把这次区委书记会议的精神尽快落实下去。
“他工作起来就是这么投入，我们几个人刚来嘉兴时都不到30岁，大家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工作，连相恋已经4年的未婚妻，他都很少提起。”
在费洪伸（原王店镇委书记）这位王洪合昔日的战友、同事眼中，王洪合平日爱说爱笑、豪爽大气，关键时刻更是一个可以托付和信任的好同志。相距不到百里的同乡之情、南下接管的共同经历，让他对王洪合为革命拼命的精神多了一份理解。
生于黄海之滨、长在一个名叫泉子庙的小村落、6个儿子里排行老大的王洪合，继承了父亲高大宽实的身板。18岁，刚要挑起生活重担，日寇的铁蹄就踏进了家乡。目睹亲人惨死，他放下锄头拿起枪，成了一名抗日游击队员。
反“扫荡”、打伏击、抓汉奸、烧炮楼、护粮保秋收……无数次战斗洗礼，王洪合成长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武工队队员、干部。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用革命人生反驳了娶妻生子、养家糊口的庸碌生活。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村里一次就调走了5个干部。”费洪伸对60年前那次近1000名山东干部的集体南下，至今记忆犹新。1948年11月的南下号召，来得没有任何准备和征兆。
打起背包奔赴青州，匆匆离开的王洪合，只来得及给家人和未婚妻留下一纸便条。第二年4月，他已经和同伴们渡过长江，沿着崎岖小道，用双脚缩短着嘉兴与新政权的距离。
1949年5月16日，细雨如针。夜色中，他们穿过王店飞机场，第一次踏上这块曾浮想联翩的新土地。
“我们几个人，没有一名当地干部配合，却要分管所有乡镇的工作。”费洪伸回忆说，在潮湿闷热、言语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初来乍到的南下干部们，接管政权谈何容易。
据史料记载，王洪合带领8名南下干部，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接管了7个旧乡公所、22名旧职员，以及仓库、学校等十多个单位。
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王洪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949年9月7日午
“指导员，还在学习会议精神啊。”一个响亮的山东口音，打断了正在整理会议记录的王洪合。
他这才发现，已是中午11点了，会议室早已空荡荡，只剩下陪他列席会议的武装干事李乐楼。
两人一起来到食堂。
没有热馒头、面片汤，午餐只有大米饭，刚解放的年代，这已经很不错了。
在嘉兴工作快4个月了，江南陌生的饮食、气候、生活习惯，加上奔波劳累、缺医少药，王洪合和战友们一个接一个成了病号。
食堂里，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说着不久前那次土匪制造的叛乱。
你一言我一语中，王洪合的心绷紧了：紧张的形势，手头的每一件工作都已是刻不容缓。
他想起了刚到王店的第二天上午，“反共救国军”大队长张椿林的手下就寻衅滋事，甚至扬言清洗新建立的区政府。
对南下解放军和新政权的不信任、对国民党反扑的顾虑、对土匪恶霸淫威的恐惧……老百姓的眼神也躲躲闪闪。
当今天的王店人忙着打理遍布全国的小家电、纺织品、羊毛衫生意时，已经很少会记起，这片位于嘉兴、海宁、海盐三地交界的商业热土，当年曾经土匪横行。
“为了和他们周旋，大家重新打起背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固定住处，也为了躲避突袭，半夜转移成了家常便饭。”60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些往事，80多岁的费洪伸依然激动不已。
破坏。镇压反革命、剿匪与生产、征粮一样紧迫。但在有着4挺机枪、200多支步枪的土匪面前，王店区政府实在“人单势孤”：区区8个人，每人1支长枪、1把短枪、250发子弹、6个手雷。
敌我力量悬殊，就积极发动群众，从根基瓦解土匪。王洪合用在抗战中得来的经验与土匪周旋。很快，在群众的配合下，剿匪捷报频传。
在蚂桥，利用收缴枪支成立的区中队，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16个骚扰百姓的土匪。紧接着，又摧毁了国民党潜伏的中统、军统两大组织。在汤家场，大匪首张椿林老窝被剿，余下的爪牙也被人民武装一个个拔除。
凯旋在即，张椿林却趁乱逃走，埋下了日后祸根。狗急跳墙的散匪更将王洪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准备伸出罪恶的黑手。
1949年9月7日傍晚
隔着60年跌宕岁月往回看，90岁高龄的沈如淙老人（时任嘉兴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天傍晚的那次邂逅。
傍晚6时多，他和县委书记杨铭在东栅驻地旁边走边谈，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对面沿着青石板小路疾步走来。
“走近了我才看清楚，原来是王洪合。”
在沈如淙的还原中，60年前的王洪合那天是这样的形象：一身整齐的黄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德国造木匣“快慢机”斜挎在左肩，右腰带上别着从山东带来的旱烟袋，一见战友就露出诚恳的微笑。
“怎么，刚散会就要回去？”
“这次会议很重要，我想尽快回去传达、落实。”
“这里到王店有几十里路，你要怎么回去？”
“沿着铁路走回去就行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随时都会遇上土匪，你还是休息一夜，明早再回去吧。”
“不用了，回去之后我要马上传达会议精神，明天还有别的任务呢！”
在和沈如淙擦肩而过的对话中，王洪合渐行渐远。
当时匪情的严重，让在区乡工作的干部，和在战场上一样，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就在两天前，费洪伸就差点遭土匪行刺。此前一个多月，在问寰乡六村（现王店建设村），8名农会会员被土匪沈杏观带人杀害，女干部王阿三身中17刀。刚组建的区政权杀机四伏、阻力重重。
日夜的辛劳，让王洪合透支了健康。9月初的一个晚上，王洪合突然“打摆子”患上了疟疾。时而冷得发抖，时而浑身发烫，一身大汗之后一切如常，不知什么时候，又是一轮发作。但是，他依然废寝忘食、不舍昼夜。
挥别了沈如淙、杨铭的王洪合，与李乐楼一起义无反顾地融进了暮色中。
这一去，竟是永别！
1949年9月7日夜
与沈如淙、杨铭分手不久，一阵刺骨的寒冷突然从王洪合的身体内部袭来，疟疾又发作了。
2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一路哆嗦着，在李乐楼的搀扶下走了3个多小时。
晚上9点多，勉强撑着走到素门里的住处时，王洪合已浑身滚烫。
李乐楼与闻讯赶来的女干部惠恒彩一起，把他架进了低矮的青砖瓦房里。
喝了一杯热水，马上落实起下一步的工作。之后，王洪合躺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略事休息，惠恒彩则连夜赶往王店区公所，要为第二天的区委会议做准备。
忙碌、嘈杂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夜色中，村边小河里的阵阵蛙鸣，映衬出周围的一片死寂。
站在王洪合曾经栖身的房址前，84岁的素门里村民张贤观还依稀记得，1949年9月7日，是骤然响起的枪声划破了这片寂静。
“那夜，土匪张椿林带人冲进村子，枪杀了重病的王洪合还有李乐楼。”老人残存的记忆中，那一夜依然清晰：躲在廊下柱子后的伏击者、重病中的王洪合、溅在躺椅上的鲜血和小河边杂草中暂纳英骨的小土包……
中共王店区委第一任书记王洪合，就这样壮烈牺牲了，献身在这块他刚刚奋斗了不到4个月的土地上。
60年后，王洪合的亲人告诉远赴山东日照寻访的记者，他的二弟王洪宝，也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英勇牺牲的。
为了纪念王洪合，1950年6月，素门里所属的王店区人和乡改名洪合乡，这是嘉兴唯一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乡镇。
60年弹指一挥间，需要回味的太多。
当年的残匪，早已在王洪合牺牲后的大规模剿匪中被肃清，杀害他的张椿林也在1958年伏法，素门里的平房草棚，如今成了一幢幢楼房。那个年代过来的爷爷奶奶们，还会常常向晚辈和不断涌来的学生、研究者们讲起王洪合。“那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成亲没有。”
“他走得那么急，如果我们知道他还在发疟疾，就……”沈如淙颤抖的声音，也凝结了60年沉甸甸的扼腕叹息和不舍。50多年后，他亲笔为王洪合、李乐楼的墓碑题了字。
追寻烈士的足迹旧地重游，江南小镇洪合已成为中国羊毛衫的代名词，商贾云集、熙熙攘攘；王店镇烈士陵园里，王洪合和李乐楼的墓碑四周也鲜花簇拥，翠柏凝春。
回首来时路，王洪合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身影却深深地烙在每一位相识的战友的脑海中；未留只言片语，后人却早已谱出了动人的《洪合壮歌》；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做的却是发动群众的工作；到嘉兴只有不到4个月，却改写了一座市镇的历史……
日渐远去的身影背后，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已在江南的润土中生根发芽。
（摘自2009年4月30日《嘉兴日报》，作者系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