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夫的烽火记忆（记者/孙雯靖）

　　1. 找组织的路一波三折，被困在国民党的军校里。
　　“我17岁就在学校里入了党，算是比较早的了。”王一夫说，1936年正是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在济南乡师学校读书，是学生抗日救国组织里的积极分子。“我们主要宣传一些抗日救国的知识，我是歌咏队队长，经常带大家一起高唱爱国歌曲。”
　　由于表现突出，学校把王一夫介绍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那时候，他明里是个学生，暗里为地下共产党做联络员，通风报信，宣传抗日。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开始，地上的宣传也急需人做，正好王一夫的学生身份很适合。“党组织的人来问我，是愿意继续读书，还是跟党走，做党的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安排。”王一夫开始做起了地下党秘密工作，发动武装群众。
　　1937年12月的一天，中共山东地下党的一个省委成员指派王一夫去济南第三路军军训处报到，做政训员工作。王一夫和另一个同志出发了，来到灵清专区后，却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我不气馁，继续找组织，过程真是一波三折！”王一夫感概地说。
　　王一夫一边走，一边暗暗打听。“在徐州，我还上了国民党的当，差点回不了组织。”有一次，王一夫正碰上胡宗南办的学校在招生，说是招民运工作者，王一夫就报考了。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国民党的第7军校，每天都是军训，要求十分严格，吃饭不能超过15分钟。“我没办法了，就直接公开跟他们讲，我来是为了发动群众抗日的。他们不同意我退学，我就天天跟他们磨。一位洪教官被我磨得没办法了，只能同意我‘请长假’，这才跑了出来。”王一夫说。
　　离开军校后，王一夫遇到了同学周峰，两人同行。“幸运的是，我们碰到了原来学校的支部书记北子明。”王一夫回忆道，北子明把他俩介绍给了当时任苏鲁豫皖特委的书记郭子化，于是就被留在了特委机关做巡视员。
　　2.太累了，在坟地里整整睡了3天3夜。
　　1938年5月中旬，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激战正酣，徐州是会战指挥中心，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很危险，特委书记郭子化派给王一夫一个任务，让他去徐州取回28把20响的驳壳手枪，并告诉他如果不顺利，可以找一个做警察的地下党同志帮忙。王一夫和一位工人同志一起南下徐州，到了之后发现联系人都走了，手枪也没找着。于是，他们去找了那个警察，警察让他们尽快撤离，并帮他们在一家农民银行的沙发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王一夫两人就往鲁南山区走去，到了利国驿（江苏徐州以北），碰上了大部队撤离，由于战事紧张，他们回不了徐州，于是两人决定跟着大部队走。行军是马不停蹄昼夜行进。 “我当时实在太困了，就拉着马尾巴，一边走一边睡，糊里糊涂地就和八路军大部队走散了。”
　　路过徐州东边的一个村庄时，王一夫想起组织上曾提过此村的党员邵又和可以帮忙，就去找了他。在邵又和的掩护下，王一夫跑到村西头的坟地里大睡三天三夜。
　　醒来后，王一夫先化了个妆：剃了光头，戴上草帽，换了老百姓穿的袍子，把钱藏在鞋垫里。自己有一支钢笔是不舍得丢的，就藏在内衣的口袋里。
　　路上还碰到了国民党的游击队，他们把王一夫的钢笔搜了出来，说那是武器，就没收了。虽然可惜，但找组织更要紧，就继续往前走，终于碰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给王一夫指了路，终于回到了徐庄。
　　郭子化看到王一夫惊呆了，问：“你还活着啊？”王一夫大声说：“是！”郭子化说：“好，那就继续工作！”郭子化把王一夫分到鲁南区四县边联办事处做政治处副主任。
　　3.难忘那七天八夜，巧妙地骗过国民党顽固派回归组织。
　　1939年年初，王一夫担任了临郯县（现山东临沂郯城县附近）县委书记。8月的一天，临郯地区遭到日军进攻，国民党的顽固派也来“凑热闹”。“组织派来的主力部队从北方来，而我们自己的地方军队却去了南边，两个部队之前没有联系，真是急死我们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人去完成联络两支队伍的任务，主力部队是指挺进山东的八路军115师343旅等部。王一夫身为县委书记，目标较小，他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个任务。
　　“我来到陇海路，为地方军队传递信息给主力部队，但在回来的路上出事了。”王老回忆，当时他和侦查兵碰上了国民党顽固派部队，由于侦察兵走在前面，王一夫被顽固派的10来个人团团围住。
　　顽固派从王一夫的身上搜出了给战士们带的小纸条，就怀疑起了他的身份。“我解释说，这是在医院里碰到几个人要我带的字条，我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顽固派不相信，问王一夫叫什么名字，王一夫说自己姓张，没有名字。顽固派更加不相信了，说怎么可能会没有名字，就把他吊在树上整整一个晚上。
　　“我死活不改口，只说自己的小名叫残坏。”顽固派问他：“你那里残坏了，给我们看看！”王一夫指着自己的左脚说：“我左脚只有4个脚趾头，不信你们看看。”顽固派证实后，就把他从树上放了下来，关进了郯城县监狱。
　　在这里，王一夫遇见了一个同样因为被怀疑身份而关进来的人，那人说自己是蔡少恒（当时国民党临沂专区下属的一个行署主任）的参议，而且有证件可证明身份。王一夫灵机一动，说自己也是蔡少恒的部下，以前给蔡少恒做勤务兵的。参议身份证实后，就被放走了，临走前，王一夫托他给蔡少恒军队的办公室主任带个字条，上书“我化名为张残坏，被顽固派扣住了，我以勤务员的名义请求救援。”办公室主任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与王一夫相熟。办公室派了一个侦察员来接应他，才逃了出去。这样一耽搁就是七天八夜，他终于回到党的怀抱。（浙江老年报记者 孙雯靖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