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当时称自卫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以陇海路、津浦路、胶济路及其沿线原大城市为依托，频频向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企图消灭解放区人民政权和武装力量。解放区军民为了保卫抗战8年的胜利果实，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奋起反击，在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以后，山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了我军战略反攻阶段的进程。在潍县、兖州解放后，华东野战军便乘胜发起济南战役。为了确保这一战役的胜利，解放区各地组织了大批的民工担架队、小车运输队支援前线。我们南下到四川的干部是这些担架队、小车运输队的领队和管理干部（还有其他的支前干部），完成了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任务以后，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务团进入四川的。
一、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一开始就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非常鼓舞人心。当时盘踞在济南和外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10多万人，又有坚固的城防工事。要解放济南必须做好充分的各项准备工作，前方后方齐努力，把人力物力组织好准备好。那时解放区党政机关和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莒县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命令，组织了几批民工担架队、小车运输队为前方抬伤员运送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济南战役由于解放军首长指挥有方，部队作战勇敢，后方支援得力，从9月16日开始，经过8天8夜激烈战斗，以全歼驻守济南和外围守敌10多万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王耀武的辉煌胜利结束战斗。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立即挥师南下，沿运河和津浦路急速向南推进，直捣徐州，又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规模更大，场面更宽，以徐州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住有国民党军队七八十万人。这样我们这些参加济南战役的民工担架队、小车运输队，不分昼夜紧跟部队南下，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开始，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_展开了声势浩大、威武壮观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战役分3个阶段：首先由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面碾庄圩一带，围歼消灭了黄百韬兵团10多万人；第二阶段又由中原野战军，在徐州西南双堆集地区，把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12万人歼灭了；最后，由华野和中野联合在永城萧县间的陈官庄一带把从徐州逃窜的杜聿明兵团，近30万人包围起来，采取掘壕进击的战术，使包围圈逐日缩小，全歼并俘虏了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取得了名震中外的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淮海战役从1948年II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使长江以北大片地区获得解放，从而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杀敌，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民工担架队、小车运输队从南下到进入激烈战斗，一直紧紧跟着部队抬伤员、运送粮食、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也是功不可没的。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这些支前民工和领队干部，大多数已出来1年多了，根据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命令，民工和连级干部包括医务人员和管理生活的工作人员，全部复员回家或回原单位，区营级领队干部留下总结工作。滨海地区的支前干部在临沂南边陈家埠集中进行总结鉴定，学习毛主席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动员南下，继续支援前线。我们县的解信秋同志因另有任务，唐明献同志因身体欠佳，总结完毕后回县工作。其余的同志20多人都继续南下。
二、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滨海地区的支前干部经过总部鉴定，评级以后，由行署专员谢辉带领继续南下。在蚌埠听取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了几天，到江淮军区（皖北）滁县地区就地分配工作，主要任务是为渡江作战筹粮，发动群众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完成任务，又接到上级命令，华东支队干部在滁县地委集合，成立了苏南、皖南、浙江、赣东北4个前方办事处（简称前办）。莒县的支前干部多数配在苏南和赣东北前办，等待过江执行新的任务。国共谈判破裂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大军立即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于4月23日占领南京，正式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我们于5月1日从扬州经瓜州过江到镇江，紧随解放军沿京沪线东进，前方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跟进下个城市。在苏州住了几天，又继续前进支援上海战役。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组织转运前方需要的米面粮食等物资。上海战役于5月12日正式开始，5月27日结束，宣布上海解放。我们苏南前办的任务完成了，立即撤到苏州，住了几天，又接到上级命令，华东支前干部全部到南京集合待命。
三、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
上海战役结束以后，二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西南迸军，解放大西南的指示，为做好西南地区解放后的接管建政工作，决定以宋任穷为团长组建西南服务团，并确定了西南服务团的四项基本任务：第一、协同部队执行战争勤务；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帮助解放区军政当局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第四、废除旧的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西南服务团配合部队担负川东、重庆、川南、贵州、云南五省市区接管建政任务，需要大批干部，如何组建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就成为当时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首先将来自山东解放区已完成支援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任务的3000多名支前干部，全部转为西南服务团建制，并以这批干部为基础，在刚解放不久的京、沪、杭地区招收了1万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职工，加上从北京、东北和苏南调来支援解放大西南的干部共有将近两万人，在南京进行了短期训练。主要是由二野和华东局的首长作报告，动员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将革命进行到》《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区工作方针、政策等，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下定了一切听从党安排，艰苦奋斗为大西南7000万人民服务的决心，做好了向大西南进军的一切准备。我们在南京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踏上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途。头一段从南京到武汉是乘火车去的；第二段从武昌到岳阳因铁路被国民党破坏了，只能徒步前行。特别是从常德到重庆都是大山区，山高路险，加阴雨绵绵，气候寒冷，路滑难行。这对我们老区来的干部来说算不了什么困难。但对于生长在大城市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和锻炼，不过在伟大理想的支配下，大家还是情绪饱满，没有人叫苦叫累。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于12月下旬到达重庆，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据了解1949年南下到四川工作的莒县干部有30多人，这些人多数被分配到原川东地区一些县和重庆市工作，他们一到工作岗位就同地下党和当地干部一道积极投入了接管建政和征粮剿匪斗争。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斗争任务。在南京时，邓小平同志就讲过：“这次到西南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不仅我们去的几十万部队要供应，而且国民党上百万的军政人员要全部包下来，还有几十万国营企业职工也要吃饭，能不能把西南搞好，首先就看能不能养活这批人。”所以征粮就是当务之急。征粮必须剿匪，不剿匪就无法征粮。在当时，征粮剿匪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斗争任务。是西南地区新生人民政权与垂死的反动势力的一次较量。我们在地县工作的同志，战斗在征粮剿匪斗争第一线，无不表现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高贵情操。如我们一起南下的余典同志、张洪宝同志，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不久，就在征粮剿匪的斗争中牺牲了，为解放四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到了大西南一千就是四五十年。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成长，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和骨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与信赖。其中有不少同志因积劳成疾，过早谢世，相当一部分同志，已不在人世。健在的同志如今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都已离休过着安闲生活，但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总之，这些同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培养教育，没有辜负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无私奉献厂青春义献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巴县征粮被土匪包围的二天一夜
1949年11月30日，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解放。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经全面溃败，但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务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以及各种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互相勾结，阴谋进行暴乱，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
1950年3月底，在巴县曾家乡开展征粮工作时，曾发生过一起被近千名土匪包围长达34小时，打伤工作队5人，杀害农民积极分子8人的事件。我作为工作队的副指导员，也在被包围当中，参加了这场战斗。现将这段历史情况回忆如下：
1949年10月，西南服务团在湖南常德进行整编时，我被编人五支队三大队。全大队共600多人，于同年12月下旬到达重庆，其中两百多人被分配到川东行署、重庆市和壁山地委（后为永川地委）工作。刚解放时，军队及大中城市需要大量的粮食支援，因此征粮工作就成为各级党委头等重要任务。我们未分配的250人，组成川东区党委征粮工作队，到巴县帮助征粮，由韩书成同志任队长，史新景同志任指导员，我任副指导员。工作队下设3个分队，由丁力、丁浩、孙和、宫家和、徐德一、高作楷、贺发吾等同志担任正副分队长，分别到兴隆、白市驿、虎溪河3个区开展征粮工作，队部设在虎溪河区。我带领周风皋、徐铭和地下党员龚佩之等8位同志到曾家乡后，了解到该乡已把区里分配的征粮任务按田赋册子平均摊派到各保，再由各保分摊到户。这种按土地面积平均负担的办法，明显地违背了人民政府关于地主应多负担征粮任务的“大户加征”政策。为了纠正其错误作法，我们召开了乡、保长会议，把该乡征粮任务的40%作为“大户加压”由地主负担；其余60%再按田亩分配到户，从而大大减轻了自耕农民的负担。广大纳粮户积极交粮，只剩下少数顽固的恶霸地主等待观望，拖欠不交。
我们在征粮过程中，认真贯彻党的依靠贫雇农的群众路线，深人群众访贫问苦。有的贫苦农民反映，过去他们靠抬滑杆，挑煤炭挣些脚力钱来维持生活，解放后，坐滑杆的人少了，挣不到钱，自己又无土地，生活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些贫苦农民生活，就酝酿让他们向地主借田耕种，秋收后，和佃户一样交租。他们对这件事很满意，认识到共产党、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进一步向工作队靠拢，有的还参加了护粮小组，保护国家粮食不受损失。
正当曾家乡的群众发动起来，征粮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以大地主欧玉九为代表的地主封建势力勾结土匪阴谋进行反扑。有一天，欧玉九到我们驻地叫苦说：派他的征粮任务太重交不起，要求减任务。我们把他训斥了一顿，明确告诉他：征粮任务非完成不可。他很不满意的走了。过了十多天，他和反动地主李荣炳密谋策划，纠集了本地及壁山、铜梁等地的土匪近干人，一度袭击并占领了巴县龙凤乡，被我工作队配合解放军部队击溃后，窜逃到壁山的大山里隐蔽起来。 3月的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乡公所吃早饭，突然发现土匪从西边攻上来了，于是立即关上大门，据险扼守。顷刻间，四处枪声大作，土匪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了。与此同时，土匪袭击了准备来援助我们的十九保的农民武装。该保丁云兴等农民武装据守在一个院子里，与土匪展开激烈的战斗，击毙土匪1名。后来，院子被攻破，丁云兴及其弟丁云海等8位农民积极分子惨遭杀害。
当时，除在外面放哨的李其凤、李尧、史效恩3位同志冲出土匪包围外，被土匪围在乡公所里的有：队长韩书成、通讯员赵学文、焦前喜、李一痕、杨力行、王启元、周凤皋、徐铭、龚佩之和我等14名同志。此外，旧乡长龚玉廷和七八个乡丁以及一位小学教师和一个商人也被包围在乡公所里。在情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把守大门的任务交给地下党员龚佩之同志，并交代谁要开门就打死谁。随即逐个安排好各自坚守的岗位。我到戏台楼角上观察情况，看到百米左右有个土匪猫着腰向我们进攻，被坚守哨位的殷云华击毙了。土匪利用乡公所墙外的房子作掩护，爬到顶上向我们进攻，并往院子里丢火把。我们就把手榴弹集中起来，由他1人摔，我在戏楼嘹望指挥，哪里有土匪露头，就往哪里投弹。这个方法很奏效，敌人就不敢再向房顶上爬了。正在这时，土匪用纸裹1把菜刀丢进来，纸上写有“杀八路”3个字，企图叫旧乡长或乡丁杀我们。幸好菜刀被我们的同志拣起，其阴谋未能得逞。
韩书成是在老区打过多年游击的老同志，有战斗经验。他指挥有素，沉着应战。我们被围困院子的东北方有一排民房挡住我们的视线，敌人企图从那里进攻，打开缺口。韩书成同志亲自带领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周凤皋、徐铭坚守在那个方向，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韩书成、赵学文、徐铭、周凤皋等5位同志都先后负了伤，我们的子弹、手榴弹也所剩不多了，面对敌众我寡的严重形势，突围是没有把握的，只有坚守待援。韩书成同志带伤坚持战斗。他动员大家要节约子弹，敌人不靠近不打，看不准不打，坚持就是胜利。我把随身带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新区经济政策等文件烧掉，留下十几发驳壳枪子弹，作好了与敌人最后拼杀的准备。
夜晚，没有发生战斗。次日，天刚亮，土匪再次向我们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午后，听到北面远处有枪声，包围我们的土匪开始狼狈逃窜。我们料定是援兵到了。不久，区中队的张仲良同志带领七八个解放军率先进场，清剿残匪。我们被土匪包围的10多位同志也冲出去与他们汇合。在这被包围的34个小时里，同志们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
事后我才知道，当土匪包围我们时，李其凤等3位同志冲出了包围圈，跑到虎溪区政府打电话给川东区党委报告工作队被土匪包围的情况。川东军区命令驻青木关的解放军部队派了1个连的兵力，由张仲良、李其凤等同志带领把土匪击退。在此次战斗中解放军牺牲了1位排长。
事情过去50多年了，今天回忆起那次战斗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1989年11月3日，我与当年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韩书成、龚佩之同志，在中共巴县县委书记牟禾荣同志的陪同下重访了曾家乡，看了当年我们被土匪包围的地方，看望了房东李大嫂、熊大爷以及当年的农民积极分子幸存者刘洪海。一见面他们就把我认出来了，不约而同的说：冯指导员来了。旧友重逢分外高兴，我们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
家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街道扩宽了，修建了很多新楼房，办起了乡镇工业，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这些巨大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对当年牺牲的烈士也是极大的慰藉，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抚今追昔，我不禁想起了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李福、丁云兴等同志，默默地祈祷着：革命先烈们安息吧！（2006年6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