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开端
我出生在莒南县坊前镇朱梅村，从少年记事起就跟着父亲下地放牛、割草、打柴。7岁半人本村的初小学校念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烧到中华大地，日寇侵占了我县和乡镇的交通要地，因战事逼近停课休学在家跟父亲下地干些农活。从小在家里过着贫穷的简朴生活，吃糠野菜充饥，受够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读高小一年级时，教导主任尤克明是位进步老师，他为了传播革命火种，在学生中常常宣传抗日道理，介绍些进步书刊、举办座谈演讲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村里当时办起的“朱梅抗日小学校”，我也间断地参加了小学学习。老师经常说些抗日的道理，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共产党爱护老百姓是穷人的党，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也听到“朱、毛的故事”（朱德、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过好日子，因而我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在思想和心灵上产生了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
1939年底，日本鬼子进行冬季大“扫荡”，弄得老百姓无家可归，纷纷跑到村外或丘谷地带挖洞藏身，躲避敌人的烧、杀、抢、掠，人民终日不得安身。由于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处杀鸡、宰牛、抢粮、烧房，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血泪仇、民族恨，使我下决心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的抗日道路。1940年1月我参加了本县九区动员委员会，任委员（也叫宣传员）。当时只有16岁的我就投身革命，在抗日救国的洪流中逐步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出来工作后，每天到各村宣传抗日的道理，唱革命歌曲，教儿童唱歌，在区动员委员会（简称区动委会）干了八九个月，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县里举办的抗日教师训练班（主要出发点是占领学校教育阵地）学习了将近两个月，在班主任庞伯华（又称庞毅）、指导员庄子正的教育和关怀介绍下，我在同年11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我更积极地坚定信念从事革命活动。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也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1940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顽、我四方政治势力的交错拉锯斗争状况。根据地也处在被分割封锁包围之中。尤其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华纠集伪军三天两头出来扫荡，走到哪里都是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其暴行实属罕见。加上天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都以树叶、树皮、黑豆、花生壳拌野菜度日。到处土地荒芜，百姓四处流浪，乞讨活命。我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爱国思想激励下，为了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少年时代参加了革命，走向抗日救国之路。1940年我在当地做发动、组织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每到一村，就宣传共产党好，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军民是一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救国救民，在宣传中教唱《大刀进行曲》《打倒日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激发群众救国热忱。那时年纪轻，天不怕地不怕，跑街串巷发动群众，热情之高非语言能形容，在广大农村确实体现了军民之间、政民之间鱼水情。群众视我们为亲兄弟姐妹，走到哪里吃住在哪里，只要有群众就有我们的家。我们也是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给房东挑水打扫卫生，像一家人一样，村子里哪家有什么事，出现什么事，出现什么动静，群众都及时向我们汇报反映，使我们及时掌握情况，信息快得很。我当时也体会到，走到群众中去，任何困难和问题都会解决，任何风险都可以转危为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本，也是可靠的基本保证。这个革命的真理和宝贵的经验是我在实践中最深刻的感受，从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入党后，我的政治生涯和人生之路在脑海里牢固地树立起来，尽管当时亲朋、家人有所阻拦，我耐心地向他们讲明驱暴除寇、保卫家园、决心抗日的道理，取得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当时内忧外患，祖国大好河山受到外强的侵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不甘心当亡国奴，一致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个中国入耳闻目睹，同仇敌忾。在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以及“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宣传救国救民的启发教育，对我这个热血的中国青年很有政治影响力和感召力，使我坚定地踏上抗日征途，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大潮中去。
（二）坚持边沿区和敌后斗争
1939年底，我的家乡是敌、伪、顽、我四种政治势力激烈争夺之地，实际上形成了我拉过来，你拉过去的拉锯式斗争。弄得民不聊生、食不饱腹、怨声载道，百姓处在水深火热的深渊，由于当时民主政府和八路军全心全意救国爱民、拯救百姓，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政府、军队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用实际行动帮助人民群众，共产党八路军真正是人民的救命恩人，态度和蔼，与老百姓亲如家人，我们在敌后昼夜奔波，出没在广阔的农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组织、发动民众爱国抗日保国卫家，启发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仇、中华恨、宣扬救国不当亡国奴，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救国心，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抗击侵华日军的侵略和汉奸、伪军的罪恶行径。我虽然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但吃住行都是和百姓混在一起的，边劳动、边宣传、边拉家常、边摆龙门阵，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十足的鱼水关系，亲同手足，谁也离不开谁，感情很深。每年春、秋两季驻在碉堡里的日本鬼子汉奸出来“扫荡”、抢粮食、抓民夫修碉楼、公路，挖壕沟，我和百姓混在一起埋地雷、设陷阱，在区人民政府游击队的配合下，出没山岗村庄，打麻雀战，弄得日本鬼子和敌人晕头转向。
在坚持边沿地区对敌斗争中，时刻不离人民群众，处处联系关心群众，事事找群众商量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人民有难就是我们的难，人民群众有苦就是我们的苦，人民群众之乐就是我们的乐，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有了这一条，再多的敌人都能战胜。这就像常唱的一首歌曲：“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这里有一段难忘的时刻，1945年7月底8月初，我们驻防在山东省临沭县离夏庄不远的一个山村里，有滨海行署、滨海军区、滨海区党委机关以及部队，在河边一片树林里由胡服同志（上级领导）给大家作形势报告，正在讲巴尔干半岛的局势时，收到山东军区一份电报，大意是日本鬼子已向我们投降了。顿时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大家激动地流着热泪振臂欢呼起来。当晚驻地村里召开军民、政民联欢会，军民同欢同乐同唱同跳了一整夜。第二天又分别到村组织群众以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龙灯、舞船、踩高跷、扭秧歌，演活报剧“小放牛”、夫妻对话、说快板、大鼓书等活动。我们的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我们也利用群众集会形式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把劲头使在搞好农业生产上去。通过宣传，根据地人民喜笑颜开，生产热情很高，干劲十足。大家都欢呼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村村到处是歌的海洋，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三）支援前线打老蒋（介石）
1948年7月，我在山东省滨海专员公署任谢辉专员的秘书。为了支援济南、淮海、渡江三大战役，奉上级指示成立了滨海区支援前线司令部，谢辉专员任支前司令，我跟随他去支前司令部秘书科工作，支前的主要任务是：随主力部队抬担架运伤员、送弹药粮草，运军需用品，有时还要抢修公路和桥梁，同时在蒋占区作敌后宣传，滨海地区奉命组建的华东支前子弟兵团第十六团，团下设营、连、排、班编制。每连120余人，组织是严密的，纪律是严明的，行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的。济南战役是从1948年9月中旬开始，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全歼守敌，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济南战役刚结束，我们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支前民工随军急进，过陇海出山东，连续行军支援部队作战，部队打到哪里，支前民工跟到哪里；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支前民工担架救护，保障补给供应，在每个战役中，支前司令和机关各科科长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亲临前沿阵地战壕抢救伤员，时常（抬）送伤员往返野战医院，做好包扎处理工作。我和两名警卫人员跟在谢辉司令身边寸步不离，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在战壕前沿阵地时子弹嗖嗖从头顶和身边飞过，炮弹就落在不远处，但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把伤员救护工作做好。
在淮海战役陇海线的埝庄、炮台、砀山附近，离前沿阵地只有三四百米，一到夜间，敌人的探照灯射上天空，比大白天还亮，亮光刺眼得很，就这样连续几天几夜不眠，抬伤员给伤员喂饭、喂水、喂药，帮伤员排解大小便。淮海战役是冬天打的，天气很冷，陇海路两旁的国民党尸体到处可见，侧卧的、仰卧的各种姿势都有。未燃烧的大小汽车、装甲车、油桶到处抛弃，有的还在冒着烟燃烧，铁路两旁的树木只剩下树桩，没有一棵完整的了。村庄房屋已被烧毁，只剩下残壁处处浓烟滚滚，战争的惨状目不忍睹，战场的景象让人看到了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有几次部队给养粮食供应不上，我们饿着肚皮保证前方战士和伤员吃好喝好，支前民工毫无怨言。我还记得当时支前的莒南县群众自编的民谣，大意是：
附注：刘：刘 峙杜：杜聿明邱：邱清泉
支前时的莒南县，车轮滚滚赴前线，淮海渡江两战役，刘杜邱李全被歼，长江两岸万民欢，
男女老少齐动员；担架小车随军援；军民携手冲在前；毙黄生俘黄吴犯；解放全国早实现。
李：李 弥黄：黄百韬吴：吴绍周以上五位均为国民党的兵团司令。
从支援前线司令部成立到结束，先后共计五百三十七个日日夜夜，从山东济南到淮海，由淮海到渡江，由安庆到上饶这段时间都是终日车轮滚滚，抬担架运军粮，保障部队物资（弹药），不分白天黑夜的连续干，真是忙中有苦，苦中有乐，乐中生辉，那种乐观情绪，豪迈的心情，冲天的干劲，革命的乐趣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支前生活中度过的，一回忆起那时的战斗，胜利的信念就在眼前脑海里翻滚着，久久不能平息，终生难忘。
（四）驻上饶的日子
上饶是江西省的一个重镇。地处长江之滨的交通咽喉。渡江后，为了适应支援前线需要，在安庆由原来山东省滨海地区的支前司令部改称为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办事处。1949年6、7月份到上饶后，天气炎热气温低潮，闷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办事处秘书科驻在一家当铺里，房子是泥土的，蚊子多、臭虫也多，叮咬的全身发痒难受，闹得夜间睡不好觉，一夜要起来几次捉臭虫、打蚊子，咬得我们全身红肿，起了红包，就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上级华东支前司令部为了照顾我们，通过部队将淮海战役缴获的美制黄泥军毡和单人蚊帐给支前办的科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了一件，度过了夏天。在度夏时我曾作过打油诗：
蚊子臭虫很渺小，半夜起来全身挠，一夜要起好几遭，上饶是个好地方，人人动手除虫害，
咬起人来受不了；打的手掌受不了；想到夜里真难熬；除害灭病要快搞；讲究卫生记心牢。
从这首打油诗可以看出，当时上饶脏、乱非同一般，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在上饶住了两个月，集体去参观过国民党监禁革命志士的上饶集中营，路虽不远但很难走，山路曲弯行人不断，有的地方是很陡的石梯，经过艰难的行走攀登，终于抵达目的地，参观完后，深感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我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的罪大恶极，集中营中刑罚之多，高墙铁壁铁网之严，迫害进步人士的残暴，人人莫不切齿痛恨，这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而又很有分量的政治课，国民党的专政独裁发动内战与人民为敌，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永记心坎，用他作为教育后代的实际教材，永远革命全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回忆在上饶的那些往事，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个宽慰，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激励。
（五）在南京行政院
1949年7月底，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办事处完成部队渡江任务后接奉上级命令撤销建制结束支前工作。谢辉主任召开会议传达赣办撤销后叫我们去南京待命分配工作（内部决定叫我们去上海接管工作）。我们由上饶乘火车去南京，当时我想的是到南京后，返回山东分配工作，心情很急切，一到南京开始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大楼二楼，以后又搬到行政院去住，大家都很高兴。不到几天又宣布不去上海而是留在南京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制。主要任务是带领在上海和南京一带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去大西南工作。我被编人一团二支队，在支队部工作，分在秘书科任科长后又兼任收容队队长。在南京主要每天集中学习整训，组织起来参观中山陵、玄武湖，国民政府总统府和南京下关的工厂、学校、电厂等。8月20日领导通知我们去国民政府听一次报告，大家很兴奋，到了会堂后讲话人是邓小平政委，他讲的中心意思是：“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这一课对我来说是一堂高质量、高水平的政治课，马列主义教育课，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课，给以后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始终坚信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到底，跟着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堂课是我一生最生动的政治课，尤其在讲话结束时，他特别嘱咐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一个脚印一朵花（鲜花），要继续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下去，走向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他的言辞几次迸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口号声也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在大会堂内的横幅标语上写着“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句句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49年9月进军大西南的前三天（即9月27日这天晚上），经组织批准我和魏成美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我俩只是把各自的被子抱在一起，在行政院二楼地板上，只铺了一床席子就正式完了婚。第三天我们这对“三夜夫妻”便各自分开了。10月1日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南京下关车站乘车开往武汉，然后踏上了进军西南的征途。魏成美留在南京西南服务团留守处待命，事后整个南京留守处的所有同志乘长江轮船人川到达目的地——大竹。
（六）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上
1949年4、5月份，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后，迅即解放南京。为了解放全中国，二野和四野各一部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向大西南挺进。我由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办事处调南京后，不久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工作。从上绕到南京，时值炎夏，我在这座“火炉之城”度过了近两个月的学习整训生活。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南京组建，其成员由部队干部、支前干部和上海、南京的一批青年学生组成。中共川东区党委和中共重庆市委为西南服务团一团，我分到一团二支队在支队部工作。在南京学习整训期间的9月6日聆听了邓小平政委的动员报告。他讲述了令人振奋的解放战争大好形势，部署进军西南的任务。还介绍了四川是祖国大后方，是物产丰富、资源雄厚的“天府之国”。这次进军大西南的同志都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共同的任务是：解放西南地区，要求干部要带着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身作则，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在会场四周挂着鲜红的横幅“南下光荣，向大西南进军”“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大西南…‘为拯救西南人民英勇进军”“热血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等彩色标语，会场此起彼伏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雄壮歌声。场内啦啦队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时还迸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会场，革命大家庭的乐观气氛，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散会后，回到驻地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人人情绪激昂，个个摩拳擦掌，写保证、提申请、表决心，有的干脆伏凳给亲友、给家人写信报告解放战场节节胜利的喜讯和进军大西南的消息，让家乡的亲朋好友分享胜利的喜悦。
1949年10月1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一团二支队开始了向大西南进军。在南京火车站，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写下了简短的“庆解放”的词语，以示心怀：
普天同乐庆解放，翻身人民喜洋洋。征尘未尽再操戈，挥师西南打胜仗。当晚在南京下关浦口火车站上车，我们乘坐的闷罐车厢，这种车厢只有一个进出货的大铁门，如果把门关上，既闷得不透气，又黑的看不见人。上车后，男女同志各在车厢两侧，每侧睡三排，人挨人，头挨头，脚顶脚，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要说难题，倒是白天车上的大小便了。车上设有两个木桶，要解便只有采取“集体行动”大家挨着顺序挪，男女同志分别筑起人墙掩护起来，就是这样的征途生活，大家情绪很高，没有一句怨言。一路上大家话题很多，畅谈翻身人民的喜悦，家乡的变化，新中国的未来。在车上，有的说唱，有的拉琴，有的猜谜语，有的吹口琴，有的说快书，有的打金钱板，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整个车厢充满着欢快，夜深沉人困乏，轰隆隆的车轮声伴随着同志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列车沿津浦线经徐州转陇海线过郑州又转京广线到达中南重地——武汉。到武汉后，当地市民、工人、学生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锣鼓喧天，彩旗飞舞。秧歌队在乐曲声中跳跃着，五色彩带在秧歌声中上下飘动，热烈欢迎解放军，热烈欢迎西南服务团的口号声回荡天空。好似天上的星星也在眨眼露出笑容欢迎招手，天上的月亮格外明亮，似一面镜子悬挂在天空，照耀着我们透明通亮，大自然太美啦！真是人好，解放军好，大地万物也在复苏相映万象更新。我们当日是住在一所学校里，上级发给每人一件上装棉军袄，一条军夹袄，一条军夹裤，一床有半斤重的棉被，两双胶鞋，一块一尺二寸宽单幅的黄油布，一条皮带和两条干粮袋。带队干部每人还为公家分带银圆二十块，以备西进路上断粮救急。从武汉我们踏上了八千里的“小长征”拉开了挺进大西南的序幕。为了保证每个队员不掉队，二支队还成立了一个收容队，任命我为队长，收容队当时配有两匹马，三名通讯员，并发给每人小口径短步枪一支和少量子弹。我另配有小马枪和驳壳枪各一支，子弹只有二十发。每天我们收容队都是走在二支队的最后边，往往是早上开始行军，大家精力充沛，精神饱满情绪高昂，特别是那些年轻学生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活跃极了，年轻人的朝气十足劲太逗人喜爱啦！但一过午后或接近黄昏，有的脚走肿了打起血泡，有的扭伤脚脖子，尤其有的女学生连背包、米袋都背不动，走起路来一跛一瘸的掉在后面，收容队就把他们的东西放在马背上，有时叫他（她）们轮流骑马行进。有一次我们收容了一位十六岁的女学生林某和一位十八岁的男同学丁某，因为走累了，他们哭了，想家和想爸妈。我们一面照顾他（她）们，一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他们讲“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道理。收容队不仅要负重行军，收容照顾掉队的同学，而且因沿线残匪多。每到夜间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任务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谁也没叫一声苦，说一声累。挺进西南的光荣感和责任使命感时时激励着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解放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南广大人民群众，再苦再累也心甘也心甜。此时我带领他们唱起“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
我们沿洞庭湖桃源这条路线行军，从湖西进入四川地区，经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向武隆进发。要翻越贵州白马山，这一带山高气温低、云雾阴沉，山路崎岖很不好走，泥泞溜滑，经常滑倒。我们翻山时正逢阴雨绵绵，路滑难行，由于在这一带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刚进行完战斗，我们宿在公路边的草棚，还有不少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有的跛瘸地走着，有的惊慌失措地坐在路旁，有时在路边还有被击毙的尸体，一看就知是激烈的战斗后还来不及打扫战场，一些南下干部战士和上海、南京青年学生人川后，在酉、秀、黔、彭的行军路上，发生过两件可笑的事情：一件是大家在路旁休息时，许多桐籽树结的果果落在草丛里，因过去从未见过，误认为是小水果，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使不少人拉肚子；二件是这一带盛产柚子，北方人既不种也没见过，更不知道要剥皮再吃，大家拿起来就啃咬难以吞咽，苦涩味难受，都把它甩掉了。事后回忆起来大家都觉得好笑。由于长途行军困乏，多在路旁棚坝宿营，往往早晨起来打背包时才发现身旁有尸体，一个同志诙谐地说：“我送残匪上西天，死鬼伴我共睡眠”，引来同志们哈哈大笑，也把那些腼腆小的女学生逗乐了。
在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中，为了赶部队在前面边打仗边开路，我们西南服务团紧跟部队行动，经常日行军一百五六十里，每天都是丽头看不见太阳就出发和宿营，天天是汗水加雨水湿透军衣，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脚上打起血泡，腿肿得很粗，穿不进鞋子，但大家都没有叫苦的。大家情绪之高士气之旺，不管行军有多大艰难，一路艰辛，一路歌唱，就是这样一直到了四川，到了目的地，豪情满怀的投入新的战斗，为在新区创建人民民主政权而努力地工作着。
1949年10月31日下午，在湖南省临沣县驻地召开了一次由军队干部和西南服务团的带队干部会师会，会上宣布中共四川省大竹地委大竹专署成立。高治国兼任大竹地委书记（高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军三十二师政治委员），西南服务团一团二支队政委武雨琴任大竹地委副书记，二支队支队长吴智铭任专署专员，副支队长汲书田任专署副专员。还公布了地委所辖各县的主要人员名单。12月中旬我们到达目的地四川大竹县，立即投入了全面接管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共大竹地委做地委书记的秘书。大竹地委于1950年1月14日颁布了征粮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共川东区党委分配给大竹地区年征缴稻谷2.5亿公斤。由于翻身人民以极大热忱支援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又叫红色政权），几个月后就完成征粮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西南服务团作为革命的大熔炉锤炼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作为山东老区的地方支前干部参加到西南服务团，转战几千里，挺进大西南，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智慧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南解放事业。在我的第二故乡一一四川，战斗和工作了整整四十四个春秋，为建设美好的四川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奉献。
作者简介：徐晓，莒南县坊前镇朱梅村人，1940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县政府文书、专署秘书、县长、县委书记、省委处长，四川省冶金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