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斗争最为残酷的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沂蒙大地肆意烧、杀、抢、掠，残害我手无寸铁的同胞们，沂蒙山区已是无村不戴孝，家家有哭声，杀鬼子、保家乡已成为沂蒙人共同的心声，无数热血男儿举起了刀枪，走上了抗击日寇的战场。
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家乡费县由吾村民兵联防大队长，带领乡亲们破坏公路、毁桥梁、埋地雷、拆围墙、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有一次内线送来情报，白彦据点的鬼子汉奸要到由吾这一带来抢粮，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带领民兵事先埋伏在云台崮山口。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带着两辆马车、大摇大摆的来了。等鬼子汉奸走近了，父亲一声令下，手榴弹、洋枪洋炮一齐向鬼子汉奸开了火，父亲一枪击中了鬼子大队长龟田，民兵刘志元、刘希才也干倒了几个汉奸。满腔的仇恨、满腔的愤怒、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父亲和民兵挥舞着大刀奋力向鬼子汉奸砍去，敌人被这突出其来的阵势下蒙了，以为遇到了活动在附近的八路军老三团，还没有等他们回过神来，6个鬼子就作了刀下鬼，汉奸一看乖乖投降当了俘虏。这一仗打死鬼子6名，活捉汉奸8名，缴获三八大枪15支，东洋指挥刀1把，民兵们接着就把三八大枪美滋滋的背在了身上。
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父亲也逐步从一个农民成长为坚强抗日战士，不久就调到区里担任了区武装部长兼区中队长。淮海战役中，父亲带领一个担架营，刚到了一个叫碾化的地方，就碰见一伙敌人向东南方向逃窜。父亲带领担架队员赶到对面河沟埋伏下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父亲勇敢的站出来，向敌人高声的喊道：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只有放下武器，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就这样，70多名敌人乖乖放下武器，敌人的1门大炮、6挺机枪、20多箱子弹、10匹战马成了担架营的战利品。
还有一次，父亲带着6副担架到一个叫双堆集的地方抢救伤员，快到前沿阵地时，遇到一个战士与一名身材高大的敌人正在搏斗，战士眼看有些不支，父亲一看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飞奔到敌人背后，向他的后脑勺砸去，敌人一下子倒了，我们这位战士得救了。在接近2个多月的转运途中，送粮草、运弹药、转伤员，历尽艰辛，战胜了重重困难，全营团结一致，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淮海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支前带队的干部全部随军南下，因为新区需要大批干部，根据这一精神，父亲和其他支前干部春节都没有回来，在部队集中后，就匆匆的跟着部队过了江。在南京，听了邓小平政委作出的向大西南进军的动员报告后，父亲与他的战友刘增跃夫妇、胡光远夫妇、张思远夫妇、张复治、王海亭、牛晓杰、秦元盛、张文、周光泰、左现田、赵寿亭、刘建芝、韩雪亭、翁兴义，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沂蒙儿女，一起编人了西南服务团。父亲并被任命为中队长，稍作休整后，就跟着刘邓大军出发了，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在后边接管，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阳全凭一双脚，走完了被邓小平称之为又一个“小长征”，最后父亲这批干部到了四川的永川、壁山、铜梁、江津这一带，父亲到一个叫兴隆的地方担任区长，没有来得及放下背包，没有来得及洗去征途的疲劳，父亲这批干部就投入到新的政权、剿匪以及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去了。
这时候的四川刚刚解放，国民党潜逃时，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及土匪，兴隆场附近的二龙区就有一伙100多人的土匪，经常打黑枪，搞得地面上很不稳定。一天深夜，父亲和区里几位领导研究完工作，刚躺下休息，就听见一场清脆的枪声，父亲立即拿起枪，冲了出去，集合区里工作人员，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回头一看，二龙的土匪把区政府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了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在这紧要关头，父亲一方面指挥战斗，一方面向县委请求县大队来增援，但没有想到的是土匪已经把电话线剪断了，只听土匪头子在那边疯狂的叫嚣：冲进去，抓活的，抓住一个赏二十块银元，这时天已大亮，战斗更加激烈，我们打死不少土匪，但我们也牺牲了好几位工作队员，而父亲的左手也负了伤，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只看到土匪纷纷扔下枪，慌乱的向后跑去，原来土匪被从天而降的解放军吓坏了，父亲他们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里应外合、中心开心，接近中午，彻底消灭了这伙穷凶极恶的土匪，更为主要的是，活捉了土匪头子，原来这个家伙腿部中了一枪跑不动了，被解放军抓住了。当战斗结束后，父亲才和部队的连长见面，一见面都觉得有点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父亲在淮海战场上救的那位小战士，交谈中得知，他们这支部队奉上级命令前往部队执行任务，路过此地时，老远就听见枪声，走近一看，原来是土匪把我区政府包围了，枪声就是命令，连长指挥部队迅速从背后把土匪包围了，就这样父亲他们才得以脱险，回过神父亲都没来得及问一下连长的姓名，刚听见战士叫他郭连长，连长就带着部队匆匆的走了。不久，父亲就调到一个叫鱼咀的地方担任了区委书记。之后，又调到县里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有一次，不知哪位同志送来两条长江大鲤鱼，父亲回来一看，叫赶紧给县委机关食堂送去。还有一次，我们兄妹到县农场去玩，临走时，农场的叔叔阿姨给我们摘了一些桔子，到家后父亲一看赶紧叫我们把钱送去。动员家属返乡，父亲第一个报了名，把子女们送回了家乡，到家乡后，我们兄妹几人先后当了兵，在部队里锻炼成长，工作上的问题都没有叫父亲操心。
由于战争年代的创伤，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到1989年元月11号，父亲与我们永别了，他南下的老战友都来给他作最后的送别。父亲对于我们的教诲，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