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叫刘志豪，1928年9月14日出生，山东莱芜颜庄镇澜头村人。1945年7月参加革命。1947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我原在山东做地方工作，打游击什么的，淮海战役结束后，山东分局紧急调干部渡江南下。那时候调地方干部是配好班子，一个地委配六个县，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各部都配好，一个县配六个区，配好的人便开始学习城市政策、南下政策等，学了一段时间后就编到部队里去了，穿上军装。1949年2月，我们随解放大军南下。
1949年5月3日，我们到达杭州三墩，到三墩后不能进城了，那时候部队都不能进城，直到5月10日才进城。但在5月10日前，我带了通讯员到西湖边转了一圈，那个时候西湖都是淤泥，没什么水，臭烘烘的。5月11日，南下干部和地下干部在东南日报社开会。会上省委书记谭震林讲了话。当时我们看地下党同志的穿着，心里难以接受：我们都穿军装带着枪，地下党的同志那时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好多女同志都烫发，穿裙子，我们感觉党员干部怎么穿的那么时髦，后来他们也都改穿军装了。会后，大家就分散去接收旧政权。
我去的地方是艮山区，位置处于笕桥区的南边，现在的下菩萨、新塘、彭埠、章家坝这一带，艮山区再向南就是江干区。那一带一直到梅家坞。接收艮山区的正军代表是胡友庭，副军代表是祁耀华，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军代表组的，祁耀华在临城县当过县长，胡友庭是县委书记，我是峄县的，和临城是隔壁，都属于鲁中南。鲁中南共七个地委的干部加上骑兵团接收的杭州。我是骑兵团的，后属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六十五师，当时是副营级。
到了艮山区接收，就是先把原国民党区政府的人叫来一起训话，提出要求，宣传政策，进行教育。训话以后就宣布这个区政府归我们管了。原国民党区政府那些工作人员大多都遣散了，有些年轻小伙表现好的就留下来帮助我们工作。以前国民党实行的是保甲制度，甲、保、联保，新塘联保，彭埠联保，九堡联保，都是一个联保一个联保的。我们接收后没几天就都分散下去了，我们人不够啊，我们到艮山区就12个人，还包括炊事员，新塘乡那边就我一个人，彭埠乡那边去的是丁华山，李清玉是到草庵乡。那个时候的工作主要就几项：一是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社会秩序。那个时候除进步的人士外，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对解放军不了解，有的还很害怕。二是剿匪，老百姓叫土匪“绿毛党”，这些土匪有的是国民党残余，还有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这些人制造社会混乱搞破坏，必须要剿灭他们。土匪不少的，新塘和江干那一带就是土匪活动的地方。我到了新塘说话不懂，找了个翻译姓余，没想到他弟弟就是个特务头子，我不知道。他两头通信，有一次他把我们十几个人安排在墙这边住，把他特务弟弟带的十几个人安排在墙的那边住，就一墙之隔。他弟弟知道墙的这边是住的我们，我们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他，后来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把姓余的关进去了。晚上出去土匪经常出没地方。三是卖粮。解放以后，国民党封锁，美国也封锁，什么都封锁，群众没粮食，省政府从各个地方调粮食到杭州，调到粮食后就在马路上推个车卖。我就把空闲的小青年，失业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没有工作的，组织起来，都叫他们卖粮食去。早上开始卖，晚上把卖粮食的钱掏出来交公，一分不差。一车的粮食，一个上午就卖光了。
刚解放的时候，杭州就三辆公共汽车，都是从湖滨出发。一辆到艮山门，一辆到江干，一辆到灵隐。车子开起来“喀拉喀拉”响，路不好，车子也不好，老百姓票也买不起，所以没几个人坐。我们坐车不用钱，但也不坐，走路走习惯了。
后来是土地改革，当时杭州土地改革的试点放在艮山区的新塘乡、弄口乡、北草庵乡还有笕桥区。市委书记江华直接管土地改革，政策观念很强。土改队长起码要在山东农村担任过区委书记，因为他们有群众工作经验。城郊农村第一是地多、体制不同，各县农村土地是完全的封建剥削，城郊体制往往就是包租土地给你。第二是不太容易划清界限。那时候浙江大学农学院就在艮山区，一些老师，包括后来在中央当领导的，有的也在郊区有土地，虽然不多，但也有十几亩、二十几亩，划不清界限就会被当地主批斗。有个老师怕开他斗争会，就找到艮山区政府说：“我地不要了，反正你们不要开我斗争会。”艮山区一部分是种蔬菜，大部分是络麻，宁丰造纸厂买了起码十五亩地，织麻袋的。
土改后，新塘乡有个叫沈六斤的，和沈继高、沈包银几个人第一个成立了合作社，就是拔络麻、腌络麻。新塘、彭埠等地还有家庭织绸。像新塘、彭埠、弄口那些地方，家家户户都听到手拉织绸机的嘎啦嘎啦响，那时村民组织了农会、商会，但没有组织手工业联合会。家庭织绸这些人当时没组织起来，就手工业联合会没组织。
我在艮山区工作过的职务很多，又是团委书记，又是青委副书记，又是乡长，又是工作组长，一个人好几个职务。我是1951年9月调到江干区委宣传科当科长。那时江干区区委书记叫牟西山，副书记叫张建民，组织部长后来是庄福云。我到宣传科是因为前任科长犯错误调走了才去接上的。当时区委委员张建民、牟西山、我、庄福云、刘琦。那个时候，区委没有办公室，都在一个房间，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讨论完就都到下面各个点去了。宣传科长的工作不像现在，宣传部专门管宣传，组织部专门管组织，当时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干事统一到下面去蹲点，做工作，有时候连看家的人都没有。那段时间工作任务就是准备江干区的土地改革，宣传政策，物色积极分子，调査土地分配情况。我在乌龙庙一个小学边上腾出一间房子，工作、吃饭、睡觉都在那里。
我在乌龙庙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市委党校学习九个月。那段时间搞“三反五反”，在江干区和艮山区镇压反革命这段时间我没参加。在党校培训后就留在市委宣传部了。我在杭州先后工作过“两个区、两个部、两个局、三个学校”，一直搞了30年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了杭州市教育局，1979年到省教育厅，过了两年多到了省教育学院，在教育学院离休的。
我看过杭州党史二卷，我觉得现在写党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发扬我们党的优势，现在党的干部作风与过去领导干部简直不能比。我写了本小书，第一篇文章就是回忆李清玉同志，李清玉在山东跟我一起在一个县打游击，刻苦、勇敢，到了杭州以后不管在哪个单位都跟工人一起干，他在园文局当党委书记，爬树跟工人一起上。我们要有意识的宣传和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
①本文系作者2012年9月4日接受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党史研究室李军、毛展宏、戴斯容、李航、邓洁、陈洁、杨晏超访问时的谈话。文稿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文稿整理人：戴斯容、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