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齐鲁晚报推出“寻找南下记忆”栏目，征集关于山东南下干部的回忆文章、老照片，并先后刊登了原长清党史办主任赵明刚同志写的《南下集结前的珍贵留影》一文、张培城写的《父亲的南下经历》等，读后令我浮想联翩。依稀中一个身影透过时空，一直在我的脑中回旋。那就是我的舅姥爷姜尚文，他曾任胶东牙前县司法科科长。
60年前的珍贵日记
自1947年8月开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越陇海路进入豫皖平原。我三路大军密切配合，遂于12月底在豫南的遂平、西平地区胜利会师。他们先后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不仅使鄂豫皖、豫皖苏、豫西三块新解放区连成一片，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解放区。为夺取最后胜利，1948年2月，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胶东地区抽调部分干部，组建成一个干部大队南下。作为胶东根据地的第一批南下人员，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从鲁西南进入河南，途经洛阳、南阳，最后到达桐柏行署所在地。在整个南下干部大队中，舅姥爷是年龄较大的一位，也是具有司法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少数人之一。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福山旧事》即将杀青，书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的舅姥爷。这是我根据他当年在福山及胶东工作、战斗的经历写出来的。为此，我曾数次去武汉找表舅搜集素材。
今年清明节我去武汉给舅姥爷扫墓时，与在武汉某高校工作的表舅谈起齐鲁晚报征稿之事。表舅从皮箱里找出一个纸页残缺、颜色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对我说：“拿去吧，虽说不全了，整理出来发给报社吧，或许有点用处，对你的小说创作也许能有所帮助。”
我接过笔记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封面上熟悉的笔迹：“一九四九年日记”，这是舅姥爷亲笔所写的。我少年时期曾在他与母亲的信件来往中多次看到过他的笔迹。我兴奋地翻看着，所记内容是从1949年1月1日至5月1日的，虽字小如粟，但字迹颇为工整。共计87篇和两个半篇，两万九千八百余字(缺3月24日至4月25日)。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正如4月1日齐鲁晚报《两封与南下有关的信》一文开头所写的那样：“远非我们最初所想象的激扬文字、慷慨悲歌，也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高大英雄形象。最终落于纸上的，大多是些流水账式的叙述，甚至自言自语般的记忆碎片……却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也不可能忘记他们。”
从烟台到桐柏的革命之路
日记呈现了当年发生在桐柏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秣马厉兵的那一件件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的舅姥爷姜尚文(1907年-1976年)，本名姜运科，烟台福山区高疃乡邹格庄村人。家境殷实，1932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学院法律专门部本科。毕业后曾在察哈尔地方法院任学习书记官，后又在福山地方法院担任执行律师，并在烟台市大马路开设律师事务所。
舅姥爷与日寇有着刻骨仇恨。他 16岁那年去安东(今丹东)，在大连下船后换车时，因日本人滋生事端，他出头打抱不平被抓进日租界巡捕房，父亲为营救他而被抠下一只眼睛。1938年2月日寇侵占烟台后，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他，不屑日伪政权和汉奸的利禄引诱，毅然关闭了律师所，回到了邹格庄村。在与共产党和抗日力量的接触下，他积极参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福山六区各界抗日同盟会小组长、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瓦敌情报股股长、福山县参议员等职务。他在北海军分区瓦敌情报股任股长期间，专门从事瓦解敌人的工作。为方便营救被敌人抓捕的共产党员、抗日志士和同情革命的社会进步人士，在得到胶东区党委的批准后，在战友王立波、曲伯彦、王华凯等同志的配合下，他公开加入了当地颇盛行的会道门“青帮”，并以此为掩护，利用帮内和律师的身份以及北平朝阳学院名牌大学毕业的影响，前后营救出不少共产党员、抗日志士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
1944年12月胶东牙前县正式成立。次年5月舅姥爷任该县司法科科长。
在他南下到桐柏地区后，1948年10月任桐柏行政公署政务处司法科科长。但凡有关司法、审判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由他把关或起草文件。
由于大军要过江，修路、修桥等准备工作要提前做好，桐柏行署把大部分干部都派到了第一线。舅姥爷也被派到了湖北枣阳、老河口、襄阳、随县一线，主要是督促各县区公路的修整及桥梁的抢修。
日记本中重寻南下记忆
南下中的困难很多，环境也是非常艰苦。反“扫荡”中几个月都没能脱衣服睡觉，身上长了虱子。舅姥爷1月1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今天地微冻，初行时尚不艰行，约四五里即解冻，较昨日更难走。而且烂泥处积冰片，凉彻骨髓，两足麻痛难忍。午息于黑龙集，我已两易草鞋……草鞋底窄，脚掌大部贴地，袜子也磨没了。”“因知明日不行军，在此地过年，乃脱衣安息为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但夜间两腿及两足筋骨跳痛，未能睡熟。铺在锅旁，下为水缸，地方很短，不能伸腿。”1月2日记载：“做小米干饭，因初次动手，结果做成粥了。饭罢捉虱子片时(片时即一会儿工夫)。”
生病也是家常便饭。舅姥爷在1月9 日记载：“今日头牙乃痛甚，特别是左头连及左牙，头时跳动，即头发亦不敢触着。两腿筋也时跳痛。”1月12日记载：“卧床，忽冷忽热，晚饭未吃。”“卫生员来说我是慢性疟疾，服奎宁丸。”2月12日记载：“早起觉嗓腔大烧，知昨日理发感冒。”2月13 日记载：“感冒加重。”2月14日记载：“鼻塞嗓痛，感冒火牙。”直到18日记载才说“今日感冒大愈。”
我在表舅家，经常听表舅谈起舅姥爷非常爱看书学习，他南下时随身所带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知看了多少遍。此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武汉也即将解放。他关心前方战事，每天必看《中原日报》及《桐柏日报》，或从广播里收听前方战况，这些在多篇日记中都有记载。
在渡江作战前夕，行署调舅姥爷去随县的江汉区军区洪山分区战勤司令部船运大队任大队长。当时船运大队的主要任务是运输军粮，他对兵站仓库所贮粮食的数量了如指掌。
由于当时形势变化很快，武汉已在我中原大军的包围之中。盘踞武汉的白崇禧部见势不妙，弃城仓皇出逃，武汉遂得以和平解放。
舅姥爷和他在胶东时期的部分战友一起来到武汉。他们有的分到中南局辖管部门，有的分到湖北省政府下属各部门。由于舅姥爷上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北平私立朝阳学院，他进城后，1949年8月即调到湖北省人民法院参加该院的组建工作；1954年任湖北省高院刑事庭长；1958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1959年任湖北水产大学校长；1961年新中南局在广州成立，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中南科技学院党组副书记兼党办主任。后因病回武汉休养，1976年11月因病在武汉逝世。
看了60年前的日记，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南下经历，令人感慨万千。
①舅姥爷1960年前后的留影。
②舅姥爷的毕业证书。
③1930年与校友的合影，后排左一是舅姥爷。
文/刘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