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人凤，原名李本厚，1911年出生在临淄北羊乡南卧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923年在临淄县立白兔丘小学毕业后，因家计困难，未能报考中学，在封庙村读私塾一年。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甚得塾师器重。1926年，在亲友资助下，始考入山东省立青州第十中学读书；1929年夏，考入山东省立青州第四师范。是年冬至次年春，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教会和叛徒杜华梓的斗争。1930年夏，于第四师范初师部毕业，适逢冯阎大战，避乱济南。秋，入第四师范后师部就读。其间，李人凤结识了该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马石庵。在马的引导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刊。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等中共外围组织，不久担任了青州四师“左联”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会长，积极从事学运工作。1931年春，李人凤同马石庵去济南参加了山东省“左联”会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人凤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秋，被学校开除，在临淄一小任教，继遭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避居农村亲戚家中。后经广饶县中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王景陈介绍，化名王守全，去西安杨虎城部当了后勤军需员。1934年春，回临淄到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师。次年春，到临淄县立第二小学任教。其间，曾同校长陈梅川一起，与国民党临淄蓝衣社分子于慎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北京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李人凤组织师生在校内外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暑假后，陈梅川调走，李人凤任该校校长。李人凤不仅教学有方，精于治校，爱护学生，培养思想先进的革命青年，而且在治校之暇，还兼《临淄周报》主笔；广泛结交校外知名人士、知识分子，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成为30年代中期临淄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受到广大师生和当地群众的拥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人凤同陈梅川、崔栋生等进步教师目睹日寇侵略暴行，人民惨遭涂炭。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的伟大号召，组织带领广大师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并积极为武装抗日做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附近学校的进步师生以及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前来商讨抗日大计，西关小学成了临淄地区酝酿发动武装抗日的中心。
1937年10月，共产党员李曦晨由济南出狱，来到西关小学。随后，李人凤等又通过李曦晨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鉴于当时形势，李人凤同李曦晨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合法形式组建了以抗日爱国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主体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李人凤、陈梅川担任教官。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筹集武器，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1937年12月底，军训团在临淄辛店车站以西矮槐树村以东合顺店一带，伏击了由张店乘“摇车子”沿胶济路东犯的一支日军先遣队。在李人凤机智沉着的指挥下，孙干卿他们这支从未经历战斗的学生军，奋勇出击，击毙了日军小队长以下10多人，缴获战利品一部，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为防备敌人的报复，李人凤率部转移到铁路以南山区。此时，日军沿铁路东犯抵辛店，国民党临淄县长冯谦光携款弃城东窜去青州。原盘踞临淄城的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王尚志和陈瑞符部200余人也逃到铁路以南山区。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王尚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边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名义统一整编临淄部队。李人凤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暂不与之决裂的斗争策略出发，接受了王尚志的改编。军训团被编为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李人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三大队的党员、骨干，同王尚志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和二大队长陈瑞符搞联合，粉碎了王尚志企图把部队拉向临朐，进而吃掉三大队的阴谋，率领三大队重新回到铁路以北地区。1938年春节除夕之夜，李人凤应中共广饶县委邀请，亲自带领部队奔袭广饶县延集村。趁几个篡夺了延集村抗日武装领导权的坏头头饮酒作乐之际，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未放一枪，将他们全部活捉，把这支抗日武装重新夺回到我党手中。不久，三大队移驻群众基础较好、距离我党领导机关较近的临淄郑家辛店一带。
1938年3月，中共鲁东工委和广饶县委先后派杨涤生、岳拙园、任圣符、吕乙亭、延子余等共产党员加强了三大队党的领导，充实了各中队的领导骨干。鉴于当时王尚志企图吞并三大队的活动日益加剧，驱逐蓝衣社分子的条件已经成熟。李人凤与李曦晨等共同商议后，亲自调兵遣将，一举解除了王尚志特务队的武装，把王尚志等蓝衣社分子全部驱逐出了临淄县境。之后，党组织在三大队成立了政治部，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是年4月，李人凤由杨涤生、李曦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由延安八路军总部派往胶东接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员的高锦纯和接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的王文路过临淄。三大队留下他们为在白兔丘举办的两期部队和地方干部训练班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游击战术课程。李人凤、李曦晨等也亲自给训练班讲课。党组织在训练班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国民党新任临淄县长于治堂，见三大队共产党的旗帜越来越鲜明，便和陈瑞符勾结起来，以断绝给养和以武力相威胁，企图逼迫三大队就范。适值这时又发生了安硕亭、刘竹溪等人拉队伍脱离陈部投奔三大队事件，陈瑞符就以三大队挖他们“墙角”、“破坏抗日”为借口，扬言要以刀兵相见。于治堂假装调解，在柴家疃设“鸿门宴”，约请李人凤、许云轩谈判。李人凤大智大勇，毅然率领20余名精干骑兵按时赴约，宣传我党团结抗日宗旨，智斗群顽。然后机智脱身，粉碎了于治堂、陈瑞符的阴谋。
1938年4月初，三大队集中6个中队对西起淄河店、东至普通站的胶济铁路进行破袭，破坏铁路10余华里，毙伤日军10余名。李人凤在指挥战斗时左臂负伤，坚持不下火线，硬被战士背下了战场。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临淄地区人民。李人凤负伤引起全大队指战员关切，驻地群众也纷纷前来探望慰问。
1938年7月，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为团长。改编不久，十团即在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员、霍士廉政委率领的特务团、八团的策应和配合下，向盘踞临淄城的陈瑞符发起进攻。在李人凤指挥下，十团战士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和政治攻势，攻克临淄城，歼灭陈部600余众。十团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已拥有三个基干营和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以及医院、兵工厂、军服厂等后勤部门，成为三支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团队之一。
1938年8月，清河地区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相继占领了胶济路沿线城镇；9月，日军重占临淄城。十团根据三支队的部署，组建突击连，配合当地自卫团围困、打击临淄城之敌，曾突进城内，激战一夜，歼敌一部，旋即撤出。10月，日军为解临淄城之围，保障胶济铁路运输，调集1000多人，配以炮兵、骑兵，围袭十团驻地郑家辛。李人凤得到情报后，带领部队辗转撤到苇子河一带，使敌人扑空。继之，以国民党特派员王念根为总指挥，纠集国民党保安十五旅、十六旅、二十四旅和博兴周胜芳部等数千人，以假道收复临淄城为名，企图挑起事端，围歼十团。李人凤闻讯，一面陈兵于苇子河一带，严阵以待；一面写信严辞斥责王念根为虎作伥，破坏抗日的无耻行径。王念根所部本无斗志，此时见十团早有准备，士气旺盛，就不敢再战，当夜悄悄退了兵。李人凤智退顽军，避免了一场大战。
1939年1月，日军占领广饶城，打通了辛店至石村的公路。接着，相继占领了寿光、博兴等县城，沿途安设据点。十团一面在广大农村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切断其物资和兵员供应，团长李人凤和政委罗文华先后在临淄岳家庄、赵家庄伏击了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十10余辆，毙伤日军100余人。敌人遭此打击，惊慌万状，连忙把公路改了线，离开了沿途村庄。接着十团根据三支队司令部部署，在西起金岭镇、东至益都间60华里的胶济线上，在自卫团的配合下，进行大规模破袭战。一夜之间，炸毁敌机车3台和涵洞若干，拆走大批钢轨，使敌人铁路运输陷于瘫痪。
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县太河镇伏击三支队受训干部及担任护送任务的十团四连、七连，杀害了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四连指导员陈大学及战士10多人，制造了太河惨案。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第三、四、一支队对王尚志部进行了武装反击。李人凤率部参加了反击战，指战员同仇敌忾，奋勇当先，在太河北部油篓山痛歼王尚志一部。
6月6日，李人凤又率领十团参加了清河区抗战史上著名的刘家井大战。战斗中，十团奉命坚守大碾庄等几个村庄，激战竟日，击退日伪军数次进攻。黄昏时分，三支队司令部和大部队撤到大碾庄一带。十团在窝庄连夜挖筑工事，坚守阵地，作为司令部南面警卫哨。次日晨，日军大队汽车和骑兵向十团阵地扑来，李人凤指挥十团顽强阻击。接到司令部转移命令后，他集中十团骑兵向东北方向撤退诱敌，掩护步兵向司令部靠拢、突围。刘家井大战之后，十团由邹平、齐东一带返回临淄活动，恢复扩大了部队，重建了七连，又打了不少胜仗。
8月，秦启荣又纠集顽军4000余人，进攻活动在淄河流域的三支队十团二营和四支队新一营及淄川地方抗日武装，历史称作淄河事件。之后，山纵命一、三、四支队对顽军进行武装反击。李人凤接杨国夫司令员急电，立即集中十团在铁路以北部队冲破益都顽军司令王保团部的防线，当夜抢占天堂寨，占领虾蟆岭，直逼井筒村。拂晓，顽军向天堂寨反扑，十团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全部将其歼灭，进驻井筒村，与三支队司令部汇合。
反击战之后，三支队奉命在池上、太河、朱涯一带进行整军。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三支队取消了团的建制；十团被编为基干二营，李人凤被任命为三支队副司令员。从此，李人凤同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徐斌洲等并肩战斗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屡次粉碎了敌伪多次大“扫荡”，挫败了顽固派何思源、张景月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成为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0年5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建立，李人凤兼专署专员。1940年12月，建立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任主任。从此，李人凤转做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1944年，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之后，他又先后任渤海行署副主任、主任等职。渤海区北及沧（州）、（天）津，东临渤海，西接津浦线，南靠胶济铁路，辐员辽阔，人口1000多万，是我党当时在山东的重要根据地。李人凤是创建渤海根据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为了巩固和扩大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李人凤带领行署干部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在党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协同军区，组建了一支精悍武装分队，经常深入敌占区，开展建立“两面政权”斗争。领导各级政府，发动广大民兵和群众在清河平原上建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1942年至1943年，是清河区最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了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20余次。李人凤参加领导了历次反“扫荡”斗争，领导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使“扫荡”的敌人没粮吃、没水喝，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创造条件。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集中两万多日伪军，在骑兵、炮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对清河区进行了为期21天的拉网式大“扫荡”。李人凤率行署部分干部和警卫战士在八大组一带与敌人接火时被冲散，后由一个主力连接替了警卫任务。李人凤带领这百余人，经过3天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昌邑县北部与清东军分区部队汇合后，与占据昌邑城的敌人打了一仗。晚上，李人凤同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委岳拙园、副司令员石潇江等研究转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西进，穿过潍县、寿光，到益都北部阳河一带。李人凤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力排众议，果断命令部队连夜破冰东渡胶河。第二天日伪军5000余人在胶河以西开始进行“梳篦”式大“清剿”。由于我军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当时，垦区黄河入海口一带，一向为土匪出没之地。这些土匪多是水陆两栖，白天隐蔽，夜间流窜活动，绑票越货，奸淫抢掠，为害地方，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期危害人民的匪患，李人凤亲自乘船到沿海一带视察，了解匪情；协同军区，购置机帆船，成立海防大队。在宣传教育和武装征剿的联合攻势下，以外号“撸叶子”为首的一股土匪接受了我军改编。但后来由于形势恶化，他们故态复萌，暗地继续为非作歹。在几经教育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李人凤亲自指挥，精心策划，利用八一建军节检阅之机，将“撸叶子”等匪首逮捕正法。之后，又举行海陆联合清剿，肃清了残匪。
李人凤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呕心沥血。他大力抓了财政金融工作，印发北海币，建立税收制度；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十分缺乏。在李人凤的关心和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些生产军需民用产品的小型工厂和手工业；还本着“灰色”、“隐蔽”的方针，办起纺织、盐业、渔业、造纸、油坊等合作社事业。这些合作社的兴建，促进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交流，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渤海沿海地区盛产食盐，但在敌人的封锁下，大批食盐积压，而敌占区人民却忍痛买奸商的高价盐吃。根据地的一些盐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运销。李人凤了解这个情况后，毅然批准盐业合作社赊销食盐，使敌占区的人民吃上了廉价食盐。根据地用销盐得的伪钞，从敌占区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方便了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1940年以来，小清河以南的大片根据地，逐渐被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蚕食”。清河区党委决定把小清河以北、黄河下游的大片荒原建成丰衣足食的巩固后方。李人凤直接领导了垦荒移民、发展生产的工作。李人凤带领土地局的同志，动员从外地涌入清河区的灾民到垦区安家，从事生产；由抗日民主政府发放贷款，贷给耕牛、农具，供给口粮和种子。在垦荒移民工作中，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关系十分复杂，土地纠纷很多。李人凤领导土地局的同志，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垦区土地管理办法》、《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等法规，为解决垦区土地纠纷，调整阶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几年努力，开垦了大面积荒地，夺取了粮棉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清河区军民依靠垦区度过了1941年至1943年的困难时期，还支援兄弟地区度荒。因此，受到山东分局的表扬。
黄河泛滥和蝗虫之灾，是长期危害渤海区人民的两大灾难。李人凤对治黄灭蝗工作极为重视，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李人凤在向山东分局汇报工作时，谈到治理黄河对根据地建设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山东分局对李人凤的意见十分重视，经研究调鲁中行署秘书长江海涛负责治黄工作，并成立了治黄委员会（后改为黄河河务局），李人凤兼委员会主任，江海涛任副主任。沿黄河各县都成立了治黄工作机构，开始了治黄工程。李人凤多次亲临各治黄工地视察、指导。是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违背国、共、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三方达成的关于黄河先复堤后归故的协议，悍然决定花园口提前放水归故，企图以水代兵，挽回败局。李人凤受山东省人民政府委托，多次派代表（代表山东）参加了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在灭蝗工作中，李人凤亲自兼任灭蝗指挥部总指挥，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进行大规模灭蝗。1943年、1944年，每年都出动10万人灭蝗。1945年组织了两次行动，共46万人上阵，挖灭蝗沟3000多华里，灭蝗80多万斤。李人凤还在广泛吸取人民群众长期同蝗虫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打小、打早、打了”和“远征荆荒、消灭蝗源”等一整套灭蝗的方针和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消灭了蝗源，成为历史上的空前壮举。1945年4月9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渤海区人民灭蝗斗争的胜利，赞扬“渤海区人民政府为人民造福，领导人民捕灭百年蝗灾”。
李人凤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切身体会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在戎马倥偬中，他和李曦晨在临淄郑家辛庄主持召开当地教育界人士会议，研究办起了“临淄抗日救亡中学”，责成各区动委会筹措教育经费。学校开学后，李人凤还几次亲临学校看望师生，勉励学生勤奋学习，练好身体，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他任清河、渤海区主任后，指导行署教育处，先后领导恢复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小学教育。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垦利县办起了清河区实验小学，使一部分烈军工属子女和父母遭敌人杀害的孤儿有了学习机会。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创办了“清河师范”。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使全区45.25%的村庄办起小学，46%的适龄儿童入学。1942年8月，为了纪念原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烈士，创办了“抗大”式的耀南中学。随之，各专区先后建立起了中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和后备干部。
李人凤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1941年，一批天津知识青年投奔清河根据地。他们向往革命，爱国热情高涨。但由于对根据地的艰苦生活缺乏思想准备，所以过了不久，便产生了思想波动，有的甚至哭鼻子。而且随着春节临近，这种情绪更加明显。李人凤了解这一情况后，与有关部门商量，以行署的名义，为青年举行春节茶话会，李人凤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方面高度赞扬青年们投奔根据地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委婉地指出了知识青年固有的弱点和缺点，阐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鼓励他们要有吃苦耐劳和不怕牺牲的思想，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李人凤的一席话，如一股春风吹去了青年们脸上的愁云。会后，青年们欢声笑语，排演文艺节目，在根据地过了一个快乐的有意义的春节。1943年，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大“扫荡”。渤海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大洼地遭到日军骑兵的袭击，李人凤安排行署警卫队设下伏兵，打退了敌人，掩护学生们脱离险境。1946年秋，李人凤等领导同志邀请在惠民中学读书的烈军属子女到行署作客，欢度仲秋节。李人凤慈爱地和孩子们共同进餐，边吃边谈，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继承父辈革命遗志，做革命的接班人，然后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人凤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正确执行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参加领导了渤海区的以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为内容的群众运动。继而，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李人凤组织领导各级政府选劳模，树标兵，交流推广经验，持续开展大生产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渤海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在物质上做好了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
渤海区的参军支前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表扬，这是与李人凤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1945年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大参军运动，扩大了渤海区部队主力，为渤海区的抗日大反攻准备了力量。从1946年起，李人凤兼任渤海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在全区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在土改的推动下，渤海区有16.6万多名青年参加人民军队，组建了28个新兵团，补充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同时，全区出动民工达82万人次，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奔赴前线，将后方生产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7年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鲁中南成为华东主要战区，渤海区成了华东战区的总后方，为支援华东战场，在人力和物力上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0月，在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康生对渤海区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对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全盘否定，强加给渤海区党委所谓在土改运动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三项罪名，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0多人。李人凤也受到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1948年秋，李人凤调华东局财委，淄博工矿特区工作。1949年2月，他参加了南下干部纵队，任第二中队队长，随华东野战军参加解放上海的工作。当时他正患肺病，在渡江时坚持和干部、战士一起拉纤，有时累得吐血。上海解放后，李人凤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华东水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华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等领导职务。从此，转做经济工作，成为我党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
为了推动华东地区农业发展，在他担任华东农林水利部副部长不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筹备举办了建国后华东地区第一个规模空前的农业展览，并担任了大会执行主席。在有陈毅等华东局领导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上，李人凤作了题为《农展的任务：提出问题，作出答案》的讲话。
李人凤任华东水产局局长时，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破烂摊子，遵循党的经济方针，依靠广大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深入调查研究，革除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领导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华东地区新的海洋水产事业。如：建立了水产生产的产、供、销“一条龙”，各产地成立供销公司，比较集中的产地建立了渔业市场，统一价格，调节鱼货供应，镇压渔霸，取缔鱼行剥削。领导各水产公司建立发展水产加工和船舶修理业务。针对渔船出海作业经常受到海匪和台风袭击的情况，渔轮实行劳武结合，平时生产，战时自卫。在陆上和渔船上设立电台，加强陆、海之间联系，及时通报海上气象和敌情，加强海上安全生产的教育和措施，装备渔轮救生器具；改革渔船船员的工资制度等，有力地推动了渔业生产的发展。
李人凤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对知识分子知人善任。他积极向有关方面建议，支持重用了一些留用的水产专家和科技人才，让他们担任相应的领导和管理职务。还广开才路，聘请一批水产专业人才，及早恢复了吴淞水产学校，又于1952年筹备建立了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水产学院前身），培养技术干部，充实了水产系统的机关、工厂、学校、渔轮等。在他的领导下，扩大濒临解散的驻青岛的黄海水产研究所，购置海洋资源勘察船，培养水产科研人员和水产专家，促进了华东水产科研事业的发展。
李人凤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不但经常亲自登门向海洋专家请教，而且如饥似渴地攻读海洋水产方面的中外书籍，查阅资料，很快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在海洋水产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多真知灼见。早在1952年春，他就预见到保护海洋水产资源的重要性，主持制定了《华东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条例》，受到农业部的肯定和表扬。
1953年，李人凤在华东地方工业局任职期间，为了协调和发展华东地方工业，亲自带队深入六省一市调查研究。1954年6月，他组织六省一市工业局负责同志赴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地区参观学习。返沪后，亲自整理材料，在华东区财委系统大会上报告东北之行，介绍经验，推动了华东地方工业的发展。
1954年华东局撤销，李人凤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主任、地方工业部轻工业局局长、轻工业部部长助理，轻工业部党组成员等职。为加速我国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轻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然而，正当李人凤为发展我国轻工业、为恢复和发扬我国日用陶瓷的传统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轻工业部所谓“反党宗派集团副首领”，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劳动。当老战友去探望他时，他说：“受到冤枉，仍应振奋精神为党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1年，他返京任轻工业部造纸局副局长后，为了开辟和建立造纸原料基地，不顾山高水险，亲赴东北和西南地区考察，为我国造纸原料的开发和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人凤被扣上“翻案”、“特务”等罪名，再次被撤职，受到非法关押、批斗，后被送到河北省固安农场监督劳动。由于长时间遭受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73年6月8日含冤去世。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人凤的沉冤得到昭雪。中共中央组织部、轻工业部党组、中共山东省委，分别为李人凤在1947年、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冤案平了反，恢复了名誉。1980年3月，根据中央批示，为李人凤召开了追悼会，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来自2010年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