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良师·益友——沉痛悼念黎玉同志(文/王文轩)

含山 发表于2017-11-28 17:17:02

黎玉同志来山东以前,已在北平、天津、唐山、直南等地为党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4月到山东以后,对山东党的建设,对山东纵队的建设,对山东政权的建设,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山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有黎玉同志躬身创造的光辉业绩.他对山东人民的解放、山东革命的胜利建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山东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党的领导人!

我从1936年就在黎玉同志领导下工作,每次见到他,总是得到不少教诲和帮助。他平等待人,没有官气,是我的良师益友。现仅就对我教育帮助最深的几件事写在下面,表示对他的沉痛悼念。

在济南初次会见黎玉同志。山东党组织从1933年和中央失掉联系时间达3年之久。我听说中央派人来了,真是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要和来人见见面。5月的一天,在大明湖铁公祠,我和黎玉同志第一次见了面。这次见面,黎玉同志除肯定山东党的工作以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他领导红军胜利到达了陕北。目前,红军已东渡黄河,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二是精辟地阐述了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三是批评了过去在白区搞“飞行集会”,搞“不成熟的暴动”那种暴露自己,脱离群众的“左”的错误,同时指出,在白区工作中要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

这次谈话,对我这个长期听不到中央指示,看不到中央文件的地下党员来说,等于进了一期党校,受到了很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二次会见黎玉同志,是1936年9月。当时,我在寿光工作,形势紧张,环境恶化,想暂时躲避一下。为此,去请示黎玉同志。我到济南后,在东方书社和黎玉同志见面。他答复了我的要求,并再次和我讲了地下工作中必须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我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汶上袁口小学工作时,执行了黎玉同志的指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第三次会见黎玉同志,是1936年12月,我在袁口小学任教时,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心中无数,便去济南请示省委。到济南的第二天,在民众教育馆见到黎玉同志。他详细地传达了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反复说明我们不能只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围剿红军的阶级仇恨出发杀掉蒋介石,而要从争取、推动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这个总目标出发看待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敌面前,国民党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都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可能。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做法是对的。我们主张放回蒋介石,是为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这是中央的正确方针。这次谈话收获很大,使我跳出了狭隘的阶级仇恨的圈子。从汶上返回寿光后,我便努力做各界人士的工作,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在山东纵队发展壮大中,黎玉同志到山东工作仅15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在来山东1年多的时间内,恢复和健全了山东党的各级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到抗战开始,山东党员已达2000人。省委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部署了各地区的武装起义,黎玉同志还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全省很快拉起了近4万人的革命武装。这支队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是和人民群众有广泛联系,又得到了人民大力支持的工农子弟兵。它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坚强的战斗意志,主动出击,和日军展开血战,曾用土炮打下过日军的飞机,击沉过日军的舰艇,1939年10月,还打了著名的临朐五井歼灭战。

1938年12月,以这些起义武装为基础,在沂水的悦庄成立了山东纵队。1939年春,山东纵队对各支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并开展了为创造“青年党军”而奋斗的整军运动。对于“青年党军”,黎玉曾作过精辟的解释,他说:“老八路是老大哥,我们山东的革命武装是年轻的新建的党的军队,因此,要以老红军、老八路为榜样。”这充分说明黎玉同志对老八路的尊重、崇敬。1940年,山纵把各地区的基干兵团编为五个旅和若干地方团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和巩固,是和山东纵队的组建、发展和壮大分不开的。山东纵队依托一一五师在山东开辟建立了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等大块的根据地。不管日军用什么战术“扫荡”, 用什么残暴的手段屠杀,这些根据地都巍然不动,根据地人民抗日的胜利信心也毫不动摇。现在,在原山纵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尚有六个集团军和两个要塞驻军,分布在全国各地。追根溯源,应当看到黎玉同志发动和领导山东纵队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学习的几件事:

黎玉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现在只说其中的三件。一是,1948年,黎玉同志在山东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许多同志都为他鸣不平.对此,黎玉同志始终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说:“当时,正是处在敌人向山东重点进攻的时候,大家都应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争取战局好转,这是大局,我的问题是小局。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问题不可能澄清,硬去做,就可能出现混乱。”他为服从战争大局,宁肯自己受委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黎玉同志的广阔胸怀和坚强的党性。

二是,1939年湖西发生“肃托”事件,罗荣桓同志亲自去作了纠正。后来,山东有些地方(如泰山区)、有些部队(如一支队)又发生了“肃托”问题,错杀了一些好人。几十年来,大家都觉得应给被杀的同志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李福泽同志向黎玉同志报告此事,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并在要求平反的报告上签了名。他没有因为自己当时是山东纵队的政治委员,山东分局的负责人而表现出任何顾虑。黎玉同志这种勇于否定过去错误,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

三是,1941年,山纵一旅—团二营营长侯志林,以夜间演习为名,企图把这个营拉走,投靠国民党系统的游杂武装张景月部。当时,被六连指导员马洪南同志发觉了,揭露了侯志林的阴谋,全营指战员重新回到营地。我当时任团政委,应负很大责任,便向黎玉同志去检讨。黎玉同志听完事情的经过,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营长要带着一个营叛变,大家发觉了,却不跟他走,全营自动回来了,真不愧为青年党军!你们要总结这个经验。我原是准备去接受批评和指责的,而黎玉同志却从更高的角度分析处理了这个问题,使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黎玉同志逝世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教诲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好领导,又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黎玉同志在山东创建的光辉功绩永垂不朽!

(ocr校对:黄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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