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建党前，以王尽美等为代表的革命先躯者，就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先进的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理论，为山东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1921年7月，党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1921年至1933年，山东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力量和前仆后继的精神，同时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期间由于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一些叛徒的出卖，党的组织曾遭到数次大破坏，几起几落，斗争十分曲折复杂。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少数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变节投敌，拿革命者的头颅做为投降敌人的见面礼，如王复元、王天生，宋鸣时、陈衡舟等可耻叛徒，双手沾满了烈士的鲜血，他们都是千秋的罪人。但多数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勇敢地继续战斗。王尽美，任作民等省委领导同志，就是那些革命先躯者的代表。
早在1925年至1927年，山东党组织就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全省已有40多个县建立了县委或支部，党的队伍日益壮大。1932年至1933年期间，山东党组织领导了博兴、日照、苍山、益都、沂水等地区的暴动，充分显示了党的力量。这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山东的革命史上都是不可抹煞的。1933年，由于叛徒陈衡舟、宋鸣时的出卖和工作上的粗心，山东省委、工委和各地党组织遭到几次空前的大破坏。这几次破坏不但使党的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屠杀，而且使山东省党的工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同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系也中断了。
一、我去山东工作的经过
1935年春，我以河北省委代表的身份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并领导冀鲁豫边特委。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去冀鲁豫边所属山东濮县开展工作。我深入到古云集附近的徐庄“蹲点"(那时不叫“蹲点”，但含义一样）。徐庄靠近黄河，是个很穷的村子，那一带经常闹水灾，农民生活贫困不堪。村上原来建立了党支部，但很不健全。经过整顿后，支部的核心力量加强了，便积极向贫苦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按当时的情况，首先搞经济斗争，带领农民向地主老财要粮食，叫做“吃大户”。记得1935年秋，徐庄一带的农民生活都很苦，穷人过年如过关，许多人愁得无法。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向地主要粮，一呼百应，连学校的小学生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我背上大刀带领大家去“吃大户”，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放粮救灾。那时，贫雇农都分到了麦子，过了个好年。除分粮外，还缴来了土豪的几只钢枪，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35年冬，济南乡师的地下党员赵健民同志，听说党组织领导了徐庄的农民斗争，他因山东党早已失掉同中央的联系，便主动从济南到濮县古云集来找中央的关系。事后我知道了，又派人去济南请他来。同年冬，赵健民同志第二次来到濮县徐庄，记得他是骑自行车从济南赶来的。我们一见如故，恳谈通宵。他向我详细地谈了山东党组织自1933年夏遭敌破坏后的情况。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山东党组织虽遭严重挫折，在同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许多同志仍在继续战斗。如济南市的一些地下党员以济南乡师为中心，重建了支部，同敌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确实也尝到了同上级党失掉联系的苦头。我对赵健民同志说：“你找山东省委，我给你问问北方局吧，我负责给你们转关系。你留下通信地址和接头地点、姓名。”并给他谈了抗日救国形势，嘱咐他好好地巩固济南乡师支部和一些关系，他便返回济南去了。我将赵健民同志报告的情况及时转送北方局。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北方局来人说：“经研究决定，派你去山东工作，当省委书记，山东已无省委，几年来和中央失掉关系。”当时对我来说，感到有点突然，是个不轻的担子，但既然是党的决定，就愉快地接受了。1936年4月，我将冀鲁豫边特委的工作移交给其他同志，便单枪匹马地到济南去了。
二、重建山东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
1936年4月，我到了济南。按照预先约定的地点，找到了姚仲明同志，他那时在济南乡师附小（即全福庄小学）当教员，算是接上了关系，就暂时住在他那里，不久，也同赵健民同志联系上了，我们共同研究着手恢复省委问题。
五一节前后，我们把山东省委恢复起来，成员就是我和赵健民、林浩3人。我说：“对外可不叫省委，叫工委，这样目标小些。”随后是健全省委机关，确定配两名可靠的交通员，调职业学校的孙洪同志和濮县的徐宾同志来担任。搞到一架油印机，调章士劳（即刘懿祥）同志来负责印刷。北方局有个秘密刊物叫《火线》（北方局内部指导工作的油印刊物），上面刊登刘少奇同志反对左倾与关门主义的文章，特别引起同志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接到后就把重要的文章翻印出来，供同志们学习。那时，省委也办了个秘密刊物，为了蒙蔽敌人，不易被其发现，我们将刊物封面伪装起来，书名叫《齐鲁文化》。
省委和北方局建立联系后，北方局也拨一些活动经费等款项给我们。省委建立后，紧接着是考虑如何恢复各地党组织的问题。当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党的干部十分缺乏，加上军阀韩复榘实行法西斯统治，特务如麻，开展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尽管这样，经过一段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逐步地把全省各地党组织恢复起来了。
我到济南时，了解到全省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县委，莱芜有县委，但受叛徒刘白戈的威胁，不能正常工作。只有济南乡师党支部还比较好，那是赵健民、姚仲明等同志积极工作的成绩。我称济南乡师党支部为“地下堡垒”是丝毫也不过分的，他们以“读书会”作掩护，团结了大批的进步教员和学生，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全省各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大体是根据这样几个条件考虑和安排的：一是领导干部的配备，主要物色既有组织才能又十分忠诚的干部派到各地区去；二是考虑到原先党的工作基础，首先把与党失去联系而又立场坚定的同志组织起来；三是要考虑到当地的群众条件。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原则着手恢复各地区党组织的。
在冀鲁豫边时，认识濮县巡视员刘宴春，并与鲁西北某些党组织联系。我叫他组织鲁西北特委，这是自1933年遭敌破坏后恢复的第一个特委（“七七事变”后，省委曾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到那里，以聊城为中心，同范筑先将军搞统一战线，并发展抗日游击队的工作），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莱芜调出鹿省三同志，派他到鲁东，就是昌潍一带，叫他组织建立鲁东特委。同时充实和健全莱芜中心县委。莱芜很早就有党的地下组织，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后来也同样遭敌破坏。我到山东时，那里仍有一些同志坚持斗争，如刘仲莹、黄仲华等，但县委也不健全，我们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接着建立费县县委，是派林浩同志去的，他到费县后，以教员的身份做掩护，把县委恢复起来。派张北华同志去泰西，重建了泰西特委。另外就是建立鲁西南特委，以金乡、单县为中心，由王文彬、郭影秋、白子明他们负责。那时胶东还没有找到关系，直到“七七事变”后，把理琪和林一山同志派去，组成了胶东特委。胶东党组织有悠久的历史，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也大部被破坏了。李林同志出狱后，也曾去胶东找莱阳关系。
组建了济南市委，是由赵健民同志直接领导的。韩复榘的建设厅我们有关系，就是徐智玉、丁梦荪等人，他们以救国会做掩护开展工作，原由姚仲明同志领导。鲁北特委（乐陵一带）恢复较晚。河北省天津南地区如庆云、盐山、宁津、东光等县，原先叫津南特委，由河北省领导。于1937年5月前后，把赵明新、于文斌派去，组成鲁北特委。在济南，我通过一个关系认识了鲁宝（保）琪，他是泰安人，我叫他回泰安，将泰安县委恢复起来。邵德孚出狱后，派他到沂水，又派李仲林同志去沂水，建立了沂水县委。有些关系是赵健民同志经手的，就由他推荐干部到各地工作。淄博矿派张天明同志下矿参加生产，开展工作。到1937年10月，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大体重建和恢复起来。
三、姚仲明、赵健民等同志被捕的情况
山东党组织经过恢复和整顿，工作很有起色，大家都非常高兴地工作着。然而，1936年又连续发生几次不幸事件，姚仲明、赵健民及其他一些同志于6月、7月、9月先后被敌人逮捕，使党的工作受到一些损失。
我来济南后在姚仲明同志那里住。有一天看到他那里有上海出版的“七君子”办的《救国日报》，发现邮政局寄来的报纸上写着姚仲明的名字。我知道这家报纸是宣传抗日的，为反动派当局所禁止。我便对姚仲明同志说：“这很危险，怎么能用真名呢？应该用假名，赶快改变。”当时感到住在他那里不大方便，我便转到北园沃家庄赵健民同志那里，那是个很僻静的地方。没过一个月，姚仲明同志就被捕了，就是因为订阅那份报纸引起的，我们赶快通知所有的地下同志戒备，特别是同姚仲明有联系的人就不能再去他那里了，仲明同志被捕后，只说是为了爱国才订阅《救国日报》的，表现得勇敢机智，虽遭严刑拷打，没有吐露任何真情。
7月间，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章士劳和徐宾同志又被捕了。那时，适逢雨季，天常下雨。有一天，负责印刷的章士劳同志大意了，认为下雨天，不会出事，就在白天刻蜡板印文件。然而却偏偏遇上韩复榘的警察查户口，突然闯进屋内，他来不及躲避就被捕了。徐宾同志去找小章，也被捕了。这一次，丢失了党的一些文件和油印机，幸亏交通员孙洪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个情况，跑到赵健民同志处报告，我们立刻采取措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小章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没有连累任何组织和个人，徐宾因敌人没有拿到证据，交保释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提高了警惕，特别是敌人搜去了党的一些文件，估计会进行大搜捕，我同赵健民等同志商定，立刻转移了住处。
1936年9月，赵健民同志在济南市联系工作，在小西门附近被捕，这是由于叛徒房春荣指认而被捕的。他在监狱中受尽了酷刑，多次几乎丧命，他始终坚贞不屈，我们通过乡师同学与一些社会关系，给他送信，送衣物和生活费用。他说：宁愿粉身碎骨，也决不连累组织，由于他的身份已经公开，敌人没有杀害他是很侥幸的，直到“七七事变”后，他同姚仲明同志等一起被组织营救出狱。
四、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
1936年，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直接领导了山东地区党的工作，他还经常在北方局的理论刊物《火线》上发表文章，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至1938年期间，我曾两次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和北方局刘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非常重视，每次汇报后都给予明确而具体的指示，这对山东工作的开展起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1937年4月我到延安开白区工作会议，返回时正是“七七事变”，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与白区工作会议的精神，向省委同志作了传达，并及时布置山东的游击战争的计划。
1938年4月，我第二次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接见了我，当我汇报了山东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游击从的发展壮大情况时，毛主席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在地图上指出发展方向和根据地建设等指示。那时山东缺少军事干部，我便向毛主席提出调一些军政干部和电台的问题，他立即表示同意，并决定我去武汉要高级军事干部。我去武汉找周恩来同志，他决定派张经武同志到山东工作。那次我从延安回来，还带来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我们路过聊城时，亲自交给他。这对我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和张经武、江华、吴克华同志等100余名军政干部一起来到山东。早在1937年年底，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就派了第一、二批干部即廖容标、赵杰、韩明柱、廖云山、程绪润、周凯东等同志来，给山东工作增添了力量，这些红军干部来山东后，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发挥了他们组织上和军事上的才能，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克服盲动主义使党的工作健康发展
山东早期党的工作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的倾向。那时地下党的工作稍微积蓄了一点力量，就搞暴动或公开集会。结果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遭到失败，致使许多同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造成十分痛心的损失。我们接受了多年来血的教训，自1936年后坚决贯彻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制定的“隐蔽埋伏，聚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使地下工作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前进。当时秘密工作的特点是：(一)尽量利用合法组织进行斗争。由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各界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抗日。我们就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发动和组织抗日救国会，团结了一大批富有民族气节的各阶层人士、知识分子，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同国民党投降派进行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以秘密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为主要任务。根据那时的情况，先是从知识界，而主要又是从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然后扩展到工厂、农村，乃至国民党机关一般公务人员。既把秘密工作社会化，又要谨慎稳重，决不轻举妄动。未经省委许可，决不准组织群众上街游行，以免暴露自己。实际上，像游行示威一类的做法我们从未搞过，同时省委秘密发行理论刊物，在进步人士中宣传党的政策，并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三）鉴于军阀韩复榘实行法西斯统治，地下党员必需严格地遵守白区工作纪律。如党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接头时选择隐蔽地点等等。尽管韩复榘的特务很多，但总有空隙可乘，特别是省委领导同志，更须注意行动的隐蔽。我在济南的公开身份是救国会成员，常住在曹家巷武老太太家。她的三个儿子武思平、武迹沧（1938年牺牲）、武中奇都很有正义感，善交游，在街坊上很熟，我同他们交上了朋友。为了掩护通信联络工作，我劝武家父亲及家属开了个小榨油铺，我也凑了点钱帮助他们做小生意，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那里便成了省委的一个联络点，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到那里接头联系工作。他们兄弟都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成为很好的同志。另外，上新街甲三号张若谷（张金铎）的母亲张老太太家，我也曾住过几个月，也是我们的联络点。武、张两家都曾掩护过我们，为革命做过贡献，至今想起来仍然十分感激他们。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制定的白区工作方针，山东地区党的肌体除部分受点损失外，整个工作是健康发展的。
六、由隐蔽埋伏转向公开斗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给我们极大的鼓舞。群众的抗日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给我党工作带来有利条件。到1937年6、7月间，全省已恢复发展党员1000多人。
“七七事变”的爆发，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韩复榘军队准备撤退，这在客观上造成的空隙，给党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带来有利时机。省委决定不失时机地派干部到各地，去发动组织抗日队伍。最早派出的是姚仲明、廖容标（红军干部）等同志，这就是由秘密工作转向公开斗争的开始。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由济南迁移到泰安，并带去了一批平津流亡学生。我们通过这批富有生气的学生，更加广泛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团体，广造舆论，宣传抗日，使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这时省委成员是：黎玉、林浩、赵健民、张霖之、景晓村（秘书长）。11月，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份报告，主要内容是报请中央考虑我们即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问题，不久，党中央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1937年11月，以洪涛同志为首在堂邑凤凰集起义，成立“堂邑第一游击大队”，洪涛任大队长。1937年12月24日，以理琪同志为首的胶东特委，领导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救国军第三军”。 12月28日，廖容标、姚仲明等同志团结了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当时是国民党进步人士，后为中共党员），以青年学生为主举行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12月29日，在鲁东特委鹿省三同志和寿光县委领导下，组织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马保三任司令，韩明柱任副司令，鹿省三和张文道先后任政委。1938年1月1日，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黎玉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同年1月7日，省委派张北华同志在泰西张夏镇领导了泰西起义，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后改为第六支队，拨给一一五师，其它各地也纷纷拉起了抗日武装。所有这些起义，都为后来的八年抗战打下了基础。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这支主力部队与起义军相结合，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游击队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炼，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他们经过数百次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整理/狄井芗 天友 ocr校对/申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