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山东总队干部（原八纵前身），1941年夏调入抗大一分校学习。同去的王勇同志，编入政治队，我编入女生队。
这年11月，日军5万人的兵力，包围沂蒙山区。当时，抗大（一分校）、一一五师、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首脑机关被日军包围。
女生队被几挺机枪围堵在蒙山的大古台。在沟内，我抬头看到穿黄衣服的鬼子兵和穿黑衣服的汉奸狂叫：“捉活的！捉活的！”
我们从沟底下向西快跑，王秀英突然中弹倒下了。我扶起她一看，胸前流血，要扶她走，她说：“我不行了，你快跑吧。”
在前边麻文轩同志又倒下了。刘志爱烈士女儿（编者按：疑似为垛庄八楼刘“燕翼堂”烈士刘晓浦女儿刘增蔼）也牺牲了。杨明同志左耳打穿了，脖子流着许多血。
我弯着腰向前跑，前边不远处持枪卧着一位军事队同学，不知他的名字，他正持枪打阻击，看到我还在跑着，急得就骂：“该死的东西，你卧倒！”
我立即卧倒，问他：“为什么骂我？”
他说：“你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敌射击时你要卧倒，他换弹梭子时你再跑，不要向西南方出沟筒子了，你看那里路都看不清了，许多同志牺牲在那里，你应向西北方向翻一道山梁，向西蒙山突围。”
我说，西北山梁容易暴露，他说：“你不要害怕，大盖枪不容易打着你，沟内敌九挺机枪扫射。”
我一气奔跑，翻过了大高山梁。前边是一条小河，我砸开薄冰，喝了两缸子水，才过了河。
爬上西蒙山，到了山顶，遇上了张达队长。她正在流泪，我问洛林指导员：“队长怎么哭了？”
指导员讲：“她爱人牺牲了。”
队长讲：“你正在发疟疾，快到医疗队去吧。”接着喊队伍集合。
我到了望海楼山下休息时，棉袄被汗水湿透了，一拧袖子就往下滴水。
夜间，到抗大医疗所。看到很多伤员，我走进一间小房子，问：“有人吗？”
里面一名伤员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给我搞点火来，我想抽烟。”
我说：“到哪里弄火？”
他说：“老百姓锅底还有火，你弄点柴草吹着了，就能点烟。”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我叫王勇，是腹部受伤，肠子流出来了。你给我往家写封信，地址是青州县××村，告诉我父母，说我在外很好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小房间里看王勇，人不见了。
我问医生：“王勇伤情怎么样了？”
医生低沉地说：“他已牺牲了，刚掩埋后面山坡上。”
医生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的战友，一起来抗大的同学。”
我看到一个担架抬着辛锐（姊妹剧团团长），她膝关节被烧伤，怀孕三个月了。
她问我：“看到陈明没（她爱人，省战工会副主任）？”
我说：“没看到。”
后来我才知道，陈明已牺牲。
不久，敌人来搜山，我们都钻进山洞里。民工都跑了，辛锐被敌人刺死在担架上。
夜里，我们到山下背粮食用自己的单裤（中式）将裤腿、裤腰扎起来，背粮上山。那麦子和高粱都被敌人放火烧糊了，只能用磨推成糊状，拌着水煮熟，一起吃。
几天以后，敌人退了。我们找老乡帮忙，去大古台掩埋烈士的遗体。牺牲的全是干部队学员，场面惨不忍睹。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想，那位救我的同学是否还在？我是那次突围的幸存者。
（我）永远缅怀牺牲的抗大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