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南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与骆文、程云、李劫夫、海默在内的十多位延安鲁艺文艺骨干赶赴东北开辟新区。途经热河（今承德）时，适逢冀东十四分区宣传队改编为胜利剧社，人员不够，需要大量补充。延安鲁艺的早期领导人、时任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同志便将我们给“扣留”了下来，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胜利剧社。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胜利剧社撤出承德，分成两路行动，我所在的一路撤退至南长城脚下的无人区，坚持开展斗争。两个多月后，我们向北开拔，一路行军、一路演出，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抵达了目的地——冀察热辽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内蒙林西县。我们被命名为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1947年，文工团辗转内蒙赤峰、宁城等地，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赵毅敏同志兼任院长，我也在冀察热辽鲁艺任教。为了适应战时的宣传鼓动教育，冀察热辽鲁艺以短训班为主，仅一年半时间即培养了基层文艺干部近千名。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四野奉命进军华北。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决定撤销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黄克诚）．我们成建制随大军入关。
当时，冀察热辽鲁艺的部分干部和学员组成了几个文工团，随军参加平津战役，我们就驻扎在天津郊外，时刻准备开展战前动员工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我与骆文、程云、吕西凡等人率领一支文工团进入天津，编为“天津市军管会第五宣传队”，后改为“天津市委第一文工团”。
1949年初，三大战役先后结束，各路解放大军迅速南下，在两个月内解放了江北广大地区。4月，解放军又发起了渡江战役，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这时，中央拟调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报请中央同意，原冀察热辽干部全部随军南下湖南，准备在解放后接管长沙城里的各级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文工团在天津积极充实力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一批富有艺术细胞的青年学生组成南下文艺工作团。我们的队伍被命名为湘江大队（湘江大队是拟建中长沙军管会番号）。4月23日左右，我们从天津出发，踏上了千里南下之路。
南下文工团一行70余人，先坐了一小段的闷罐火车，更多的时候则是步行，日夜兼程，于4月底赶至中共中原局所在地河南开封。南下工作团准备在那里稍事休整后接着赶赴长沙。这时我们接到中原局的命令，叫我们“就地待命”，可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星期。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建华中局，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的老领导、时任华中局宣传部长的赵毅敏“截留”了这支队伍，经赵部长提议，华中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决定，我们本属黄克诚部湘江大队的全体人员均留武汉，工作团因此变为华中文工团。
进入武汉
6月中旬，在解放大军南下的隆隆炮声中，5辆苏制嘎斯卡车从一辆闷罐车上接下来自天津的南下文艺工作团一行70余人，自河南新乡日夜兼程驶向武汉。行至武汉市郊岱家山，汽车路断，一行人冒着酷暑，穿过刚搭建好的浮桥，徒步进入汉口，到达军管会接管的汉
口惠济路杨森花园。此时，已是傍晚时分。接待我们的是华中局宣传部的一位姓孙的秘书。他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大玻璃房里，床也没有，只能睡地上。孙秘书抱歉地说：“你们到得太晚了，今天领不到蚊帐了，明儿一早就给你们解决。”我们也没太在意，大伙心想枪林弹雨都过来了，几个蚊子又算什么呢？可真正一睡下来大伙才叫起苦来，蚊子太多，“嗡嗡”地飞来飞去，围着人叮，根本没法睡。好在大家兴致都很高，睡不了就不睡了，大伙索性边轰蚊子边聊起天来。
我们进入武汉后立即就开展了宣传工作。第二天清早，文工团编排了大秧歌舞在武汉街头演出。那时的老百姓还不是很了解解放军、了解共产党。他们在思想上、行为上会自觉不自觉地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是不能拿着话筒去说教的，用文艺这种形式宣传共产党、宣传解放军，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而秧歌这种带有北方地区朴素而又豪放色彩的火热舞蹈最适宜表现解放的欢欣和喜庆了。文工团全体成员都上阵了，从杨森花园出发，沿着中山大道往江汉路方向，一路扭一路跳。街上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出于好奇，不少市民围过来看个究竟。街上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市民跟着秧歌队边走边看。一些青年学生受到我们的感染，后来也跟着跳起来。我们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浃背，却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那个时候，大伙精神上正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好像不知道什么是疲劳。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兵与武汉人民共庆胜利，武汉人民迎来了明朗的天。
文工团的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第一次到武汉，我也是。但我们很多人在抗战期间就知道了鼎鼎大名的“汉阳造”，都想到汉阳去看看。那时候长江、汉水上都没有桥，我们是坐的木划子（小船）过汉阳的。过去一看，看到的却是满眼的衰败，马路很破，电灯也没有，只有张之洞的兵工厂一带有点看相。武昌也跟乡下差不了多少，武汉三镇主要是汉口稍繁华一点。
那时的武汉，刚刚解放才一个月的时间，百废待兴，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联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营业却无生意：工厂虽完好，但生产大部分已经停止：粮食极度匮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员失业，数以万计的灾民和流亡学生滞留武汉，流离失所：社会上的娼、毒、赌等丑恶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更有甚者，在武汉地区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和武装土匪、反动会道门和帮会头子、封建恶霸、地痞流氓等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獗，社会秩序十分动荡。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许多市民一方面沉浸在城市解放的欢乐、幸福之中，另一方面，有的老百姓还有一些惊慌忧虑，没有完全适应当时的形势。
武汉市军管会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消灭社会丑恶现象，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入手，领导武汉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和斗争。摆在我们文工团面前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紧密配合解放之初所进行的改革等各项斗争，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街头宣传、剧场演出、劳军、慰问等全方位的工作。
新城市、新文化
进城后为占领剧场阵地，我们首先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在兰陵路的大光明剧场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解放区名剧，我们以前曾多次演出。那时候战前动员就演《白毛女》，我演喜儿，海默演杨白劳，吕西凡演黄世仁，哈珊演黄母，汪洗演穆仁智。每次演完，群情激奋，干部、战士、群众都站起来挥臂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誓死保卫家乡”……而吕西凡和汪洗就得赶紧躲起来，否则他们很可能会挨揍甚至会送命。原来的《白毛女》整场长度近4个小时，一场演下来非常累。记得在河北黄丈子战斗时，我们作战前动员演出《白毛女》，没有舞台，就在大河套上演：没有化妆品，就用红泥打底，用红纸当胭脂，用锅底灰画眉毛……演完后效果非常好，部队作战用的口令就是“喜儿”，回令则是“白毛女”。让我感触很深的还有广大干部战士的那种深深的阶级感情，打胜仗后战士们给我送来手枪——说是为了让喜儿遇到地主恶霸时自卫，还有的战士不知怎么知道了我身体不好，还特意给我送来缴获的葡萄糖。《白毛女》就这样随着解放大军一路南下一路演下来。在大光明剧场演出，大家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心潮澎湃，台下同样也是哭声一片。
解放前曾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王千弓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就在大光明剧场看过我们的演出。《白毛女》让听惯了京汉楚剧的武汉人第一次有幸亲身感受这部新歌剧的代表作，特别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一些就是因为观看了《白毛女》而走上革命道路。
根据赵毅敏同志关于要加强多种形式演出的指示，当时文工团紧密结合政治形势开展宣传。我们演出了反映解放后太平生活的《解放年》，劝戒老百姓不要抽大烟的《大家喜欢》，还有反映边区人民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欢庆胜利的《活捉蒋介石》等街头剧，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那一时期创作排演的还有《秋毫不犯》《白金锅》《本是一家人》等，剧目很丰富。那时的武汉三镇，除了我们文工团外，还有中原大学文工团、部艺文工团也汇集于此。几支文工团的出现，使革命文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群众文娱生活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翻身解放，生活改善了，自然就需要文娱生活，而当时的文娱品种又较少，主要就是戏剧、杂耍和电影。军管会文艺处当时接收了很多旧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都有，但良莠不齐，除了少数进步影片外，还有很多是格调不高、内容颓废甚至是反动的影片。于是，军管会文艺处交给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审查电影。骆文、程云、沙蕻还有我，几个人组成审片组，先是在胜利饭店，后来是在维多利亚电影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对准备公开上映的各种影片进行审查，经常要开夜车，对反动的、黄色的内容统统剪掉，批准健康的影片上市。我们曾批准国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大路》以及一些苏联的歌舞片在各影院上映。
几支南下文工团解放初期在武汉的出现，由此孕育着另一项“革命性”的事业——建立属于新时代、新社会、新武汉的人民的艺术团队。不久，我们文工团改名为中南文工团，后又和中原大学文工团及文艺学院戏剧系音乐系毕业生合并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今武汉人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在战争年代中诞生和成长，随着全国解放的步伐从北到南，终于在武汉扎下根来，至今己不知不觉走过了60年。（口述者时系南下文艺工作团成员，曾任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本文写于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