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巩固，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特别是一举歼灭顽军张国基部两千多人，震动了津浦铁路北段沿线各据点的日本鬼子。1941年初，日军纠集了天津、德州、沧州等地主要据点的日伪军七八千人，对津浦铁路沿线，特别是对津浦铁路以东、沧州以南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拉网式的扫荡。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开始了。形势相当严峻残酷，又加上春荒严重，干旱、蝗虫等灾害，边区人民群众和我军没有饭吃，供应十分困难；我运河支队与敌人连续作战，几乎每天都在极度紧张中度过，人员也有所伤亡；在艰苦的环境中，有的人开始动摇。
7月初，运河支队转移到东光县的前后马村、王庄、祁庄地域，这时支队长李文成有些异常，经常让人感到他满怀心事，独自长嘘短叹，要不就和几个他从原独立二旅带来的人鬼鬼祟祟聚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提起李文成这个人，在东光县老人中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东光县李习庄小庄人，因为我姥姥家也是李习庄人，我与他很早就认识。他从小游手好闲，无是生非。十八岁当了铁路警察，二十二岁到天津国民党保安队当兵，1937年任天津四警区警长。抗战爆发后，他闻风丧胆，跑回东光县。1938年春，他联络东光县北部地区的各民团组建保乡联防民团，称为“北团”，自任团长。后被我津南抗日自卫军收编，他所属的部队编成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但李拒绝共产党的领导，在暗地里与国民党联系，又企图准备投降日本人。
1939年6月我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5支队对独立第二旅进行了强行整编，把他的部队全部解散，新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边区长沙支队。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从抗日统一战线大局考虑，仍让他任支队长，但他已对共产党怀恨在心。整编两年来，党为了团结他，又任命他为冀鲁边区运河支队支队长，但他对我党强行整编其部队之事怀恨在心，早就去意已定。当我八路军主力于1940年3月离开冀鲁边区后，抗战进入了艰难时期，根据地不断缩小，日军的“扫荡”反复进行，大多数的顽军都投降当了汉奸。这时李感到抗战前途渺茫，企图寻机叛变。当我运河支队转移到现驻地，距李文成家乡所在地——东光县李习庄的日军据点只有十余里地，他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私下早与日寇密谋勾结好了，另一方面他在与几个亲信串通后，决定脱离运河支队，叛变投敌。
我记得，事发于1941年7月7日中午，李文成和他的侄子李宝臣拿着草席，说是到湾边树林中纳凉，乘人不注意，与事先密谋好的七个人，携带三四匹马、掷弹筒一具（这是在乌马营伏击战中缴获的，也是运河支队唯一的一具掷弹筒）和部分武器向日军盘踞的李习庄据点逃跑。当支队参谋长傅继泽和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发现李文成不见时，立即带部队向李习庄追击。由于李是骑马逃跑的，溜得快，让他得以逃进了日军据点。我部停止追击后，迅速向东转移到东光县的大、小单地域。
后来得知，李文成到了李习庄日军据点后，为了显示他叛变后对日寇的忠诚，连口气都没喘就急忙跑到据点的炮楼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大骂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发誓要与共产党、八路军打到底，以表明他对投靠日寇的决心和对共产党的仇恨。从此李文成当上了汉奸，坏事做尽，血债累累，令人神共愤。
由于李文成的叛变，对部队震动很大，人心惶惶，加上李文成对我部情况比较了解，使我运河支队的行动受到了严重影响，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为此，我运河支队党总支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及时向边区报告，并通报各县政府和各有关单位和人员提高警惕，采取应变措施；另一方面在支队内部充分发挥党员骨干的作用，对全体党员都布置任务，每个党员负责几个战士帮教工作。特别是对非党员的排以上干部都指派党员说明情况，加强教育。在部队开展普遍教育与重点帮助相结合，很快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同时冀鲁边军区及时改编运河支队，撤消了运河支队的番号。我军也改变了行动的方式，让敌人摸不到规律，把李文成叛变所造成的后果减至最低程度。但是在严峻残酷的环境下，李文成叛变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支队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相继发生动摇，9月份运河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苏龙田，在李文成的引诱下变节投敌；1942年4月第1大队副指导员李万珍等少数人也投敌当了汉奸特务；二是这些人投敌后，马上就带着日军前来围捕我军，由于熟悉我军的行动规律和特点，使我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三是破坏我军的情报和交通系统，有时仍打着八路军的旗号，欺骗老百姓，损害党和八路军的形象。
尽管在艰苦的时期我军有少数人接二连三地投敌叛变，甚至这些人中有的是部队的领导干部，但我们运河支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党的坚强领导，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坚定的抗日救国骨干，不管是谁变节投敌叛变，只能带走极少数亲信，连一个班也带不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特有本质，是我军的灵魂，任何敌人都搞不垮我们。
李文成死心踏地当了汉奸后，穷凶恶极地与我为敌，在抗战八年一直是我冀鲁边区一分区作战对手。他经常带领日军扫荡我根据地，合围我军。投敌四年半，李文成亲手杀害抗日军民十五人，借扫荡之机杀害百余人，焚烧民房难以计数。先后任伪警备大队长、保安团长、东光城防司令、东、南、吴、宁、沧五县“剿匪司令”，其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难书。但反动的终归要灭亡，作恶多端与人民为敌的终归逃不脱人民的审判惩处。
1945年，日寇眼看要灭亡了，迅速将部队集中到津浦铁路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大城市，李文成一看日军逃跑，也慌忙带着他的汉奸部队从李习庄逃进了东光县城。1946年2月初，东光县城被一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带领的队伍给包围了。打了几天后，他觉得没出路，2月6日他站在东门城楼上，假惺惺地站出来哀求说：“傅兄，允许我投降吧。”实际是拖延时间想逃跑。因为他就是本地人，对东光县的地形环境非常熟。当天晚上他带着二十几个人溜了，先是逃到了泊头镇据点，该据点汉奸头目叫竺友松，虽说同是汉奸，但与李长期矛盾尖锐，现见李狼狈不堪的样子，就要缴李残部的枪。李见势不妙，转身又逃到了天津。他觉得自己作恶多端，在靠近冀鲁边区的天津还是不保险。又用炒得滚热的黄豆把脸烫成了一个大麻子，整容后逃窜到东北沈阳抚顺县一个山区。
1948年，李文成逃到东北后，改名李彦君，伪造历史，自称是“闯关东”的。并在抚顺县欧家屯一个张姓的地主家当了长工。东北解放后，在土改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其成份划成了雇农，分到一间房和一头牛，还混成了村的民兵队长兼民政治安委员。他自以为从此就平安无事了，但深受李文成残酷迫害的东光县人民忘不了他，解放后，群众要求将李缉拿归案的强烈呼声不断。在建国后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经过我公安部门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李文成的下落。于1953年李文成被我东光县公安局从抚顺押解回东光。1954年5月20日东光县政府在秦村镇公审李文成那一天，怒火中烧的老百姓都纷纷用臭鸡蛋、烂茄子、烂瓜狠狠地砸他，公审一完就把他就地枪毙了。跟他一起逃跑的侄子李宝臣藏匿在唐山，也被我们缉拿归案，在东光于集公审枪决。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快人心啊。
据当年抓捕李文成的东光县公安人员回忆，他们在与抚顺公安部门基本确定抚顺的李彦君就是东光大汉奸李文成后，为确保准确无误，东光县公安局派出五人抓捕小组赶到抚顺。说起来事也凑巧，我公安人员刚入李家门，就听到李与他从东光带过去的小老婆在吵架，小老婆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光方言，高声大叫：“你过去当过汉奸，在东光干了那么多坏事，我要告发你。” 我公安人员一听这话，心中有了数。当机立断，将李押解上了火车。李开始还强装镇定，当火车到了山海关，车站广播里报站名，他吓坏了，嘴里发出垂死的嚎叫：“我明白了，你们是东光来的，完了！完了．．．．．．。”
由于李文成投敌，形势突变，冀鲁边军区及时对运河支队进行了整编。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同志调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康伯明同志调任一分区副政治委员。1941年9月，运河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第18团。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全团只编三个连队，（分别编为1连、6连、7连）属于小团编制，约六百多人。我所在的3大队改编为该团第7连，我被提升为第6连副连长，后任连长。
第18团大七拨村突围战斗
1942年日军组织实施“五一”大扫荡，其作战的重点主要是在冀中地区。冀鲁边区西侧紧靠冀中地区，两个根据地由津浦铁路和运河隔开。我们在冀鲁边这边每天都听到冀中那边炮声轰轰地响个不停。据上级通报：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司令员带领一部分部队向西突围，另有一部分就往东向我们冀鲁边区突围。
4月底，中央军委、115师电示边区党委、军区，指出:日军三万余人，将对冀中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冀鲁边区部队应到津浦铁路沿线接应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115师罗荣桓政委指示：“估计下阶段日军扫荡了冀中后，极有可能要扫荡冀鲁边区。尤其是津浦铁路沿线，务必做好准备。”并命令教导第6旅第18团马上去津浦铁路的东光、南皮地区，接冀中突出来的部队和零星人员。正如首长所料，1942年6月，日军继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集中近一万人对冀鲁边区进行轮番扫荡，这是我冀鲁边区在抗战期间最为艰苦的岁月。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在该地区反复扫荡，使我抗日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较大的合围行动有：6月18日，冀鲁边区第一地委、第一专署及从冀中突围出来的机关和部队的零星人员，在东光县四柳林地区，遭日伪军合围，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等干部战士三百余人阵亡；同日，日伪军又对新海、盐山、无棣三县交界处之大山地区进行合围，驻该地之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机关得悉后迅速突围转移。与此同时，日伪军又以庆云县小武单屯为合围中心进行合围，我庆云县大队和回民大队奋力突出了重围。近一个月内，日伪军连续残酷的扫荡，使我冀鲁边区处在十分严峻的环境之中，部队和地方政权受到重大的损失。
我所在的教导第6旅第18团，在沧县以南的大七拨村（现属南皮县）突围战就发生在这一阶段中最艰难的时刻。第18团组建不到半年，约在1942年初，我调到第16团任5连连长。42年6月下旬，也就是在四柳林我一地委遭敌合围后不久，我的老团长18团杨柳新团长，向冀鲁边军区周贯五政委请求让我重返18团任6连长。他提出18团刚组建，战斗骨干少，郭宗凯是本地人，原本也是从18团调出去的，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情况熟悉。周政委考虑后，同意了杨团长的请求。我接到调动命令就把部队交给指导员，很快回到了18团任职。
1942年7月6日，我第18团全团三个连队约六百余人奉命集结收拢。部队进入到沧县城东南的大七拨村，接应从冀中突围出来的我军部队和零星人员，先后接应了约七十余人。由于敌人扫荡频繁，不断对我部进行合围，为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这一天部队转移了三次。可是刚到大七拨村才两三个小时，侦察员急速向团首长报告：在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发现大批日伪军，正向我驻地合围。
就在这一天，在八年抗战中我经历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战斗发生了。
情况万分紧急，我们连长们随团长到村口观察敌情，发现日伪军来的不少，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距村不远处，正面的敌人展开成扇面队形正向我方搜索而来，而且后面至少日伪军还有两三个梯队。看来敌军已把村子基本上包围起来，甚至敌军的叫喊声都听得很清楚。团长杨柳新与团政委杨爱华商量后，立即决定部队向东南突围。在他简短地部署完各连任务后，最后对我说：“6连长，你带1个排负责断后，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说完，他和政委杨爱华率领团主力向东南方向冲去。谁知从这个方向突围，正与敌军主力正面相撞，刹那间,敌我双方撕杀在一起，战斗异常激烈。我登上村口边的一座房顶上，看到我团突围的部队陷入敌人三面合围之中，日军的“九二”重机枪射击声、掷弹筒炮弹落地的爆炸声，敌我双方的撕杀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且敌后援部队正向这个方向运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众我寡，我团主力多次突围不成，人员伤亡严重，许多连、排都被打散了，团长杨柳新英勇战死，团部人员大部分牺牲。团部会计张金铭负重伤后，为使全团伙食费不落入敌人手里，将钞票点燃了，后被敌人用刺刀挑死。敌人对我部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十分危急，在村内除我带领第6连第2排负责断后外，还有一些后勤人员没有向外突围。这时要按原计划从东南方向突围出去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怎么办？就在这情况危急之际，从村外跑回团部的一名通信员向我报告说：“村东南已突不出去了，政委命令村内的部队分散突围。”我当机立断，决定率第6连2排向村西突围。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在距我不远处爆炸，炮弹皮把我右腿的膝盖打伤，鲜血顺着腿流了下来。可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一切都顾不得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唯有猛打狠拼才能死里求生。
我带着部队迅速向村西行进约五百米后，也与敌人遭遇上了，经辨别枪声并判断敌人火力情况，我认定这个方向是战斗力较弱的伪军，我立即命令全排每人手持一枚手榴弹，隐蔽靠近敌人后连续投弹，乘着手榴弹爆炸的威力和烟雾，我高喊“跟我冲”！率领部队沿交通沟向西猛突，遇到敌人拦阻就不停顿冲击狠打，战士们高喊着“冲呀！冲！”拦阻的伪军被突如其来的猛攻惊呆了，趁敌人未来得及反应，我们很快就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随后又多次遇上敌人的阻截，战士们一鼓作气，连续冲杀，经过三个小时激烈战斗，伤亡十一人，进至东光县前李村，终于突出重围。也就是在快突出最后一道包围圈时，我的右腿又被汉奸的手榴弹炸伤了，弄了个同一次战斗同一条腿两次负伤的经历。
此战，全团只有这两个方向上突围成功。政委杨爱华率领二百多人从东南突出来，我率领的一个排从西突出重围，全团六百多人伤亡三分之二，遭受重大损失。我们的杨柳新团长是个老红军，为了民族的解放，把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了冀鲁边的大地上。时至今日，还闹不清他到底是江西人还是四川人。
1942年7月24日冀鲁边区第一分区在李相、东小邢、王三广、寇庄、尹庄、管庄一带俗称六合村地域，又遭日军合围，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负伤，部队被迫分散突围。待日军扫荡暂停后，我18团剩余的二百多人经过一个月的收拢整顿，被改编为115师教导第6旅第16团警卫营，又称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基干营，归一分区指挥。突围出来的二百多人编成了该营的2、3连，1连是由南皮县县大队第2大队编成。我在基干营任第3连连长。
手枪队长
1942年入秋后的一天，一分区傅继泽司令员突然派人把我找去。一进屋，我连忙报告、敬礼，问道：“首长，找我有什么任务吗？”傅司令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我一听有新任务，就急切地问：“什么新任务？首长你说吧！” “分区决定组建一支手枪队。”傅司令停了一下，想了想后作了具体指示：“从你连队中抽调15名精干人员，每人一支驳壳枪、四枚手榴弹，驳壳枪不够由我从分区里给你们凑。郭宗凯，眼下我们根据地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自从“五一”大扫荡后，鬼子汉奸们闹腾得更凶了，敌人为了巩固它占领的华北地区，急于打垮我们，消灭我们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部队，加强了对边区的全面封锁和扫荡，我们这儿又碰上了少有的大旱，天不下雨，还闹蝗虫，老百姓艰难，我们在根据地也拿不出东西来了。夏天到了，就是给每个战士发上一条毛巾，一块日光皂（当时一种普通的肥皂）也都弄不来呀。咱们的枪支弹药，特别是弹药十分地缺乏，兵工厂要生产手榴弹连生铁都没有。再有一种情况是咱们现在有这么多伤病员，治红伤的药、治普通病的药也没有。再说这穿的，现在根据地的经济这么困难，不管是单衣还是棉衣，在这里是拿不出来了，到了冬天棉衣更成了大问题。”听了傅司令员的话，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只见傅司令话锋一转，一挥手，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打破敌人对边区的全面封锁，战胜眼下碰到的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除组织群众自救外，另一个方式就是到敌占区去想办法，从敌占区把我们紧缺的物品买进来。手枪队当前的任务就是来干这个事。手枪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大力惩处铁杆汉奸，除掉日军的眼睛和耳朵，威慑敌伪人员，改善根据地的环境。我们分区党委研究了，由你担任手枪队的队长，张兴珠⑴同志任政委，你们到敌占区去活动，北要去天津，南要到德州、连镇、南皮、东光，主要是去泊头镇活动，那是一个商业区镇。你们的任务就是：从敌占区购买枪支弹药、布匹、医药、铁锅（用于自制手榴弹），以保障根据地的急需。关于惩处汉奸的任务，由分区另行布置。”
我受领任务后找到了张兴珠同志，传达了司令员交待的任务，一起仔细研究人员怎样挑选，武器如何配备，手枪队党支部组成人员等。用了约一个星期时间，分区手枪队组成了。人员召集起来后，我向全体队员明确了任务，提出要求，规定了有关纪律；张政委进行了思想动员，最后大家在一起商量研究先从哪里下手。经报分区首长批准，决定还是先从泊头镇获取紧缺物资。
泊头镇是津浦铁路上一个较大的火车站，由于该镇紧靠铁路和运河，早就是津南地区远近闻名的商埠和各类物资的集散地，而且距我根据地较近，便于接应与转运。我们商量后决定第一批只购买医药和布匹。
行动前，我与该镇地下党一个姓刘的同志见了面，他详细介绍了泊头镇的情况。泊头镇是日军防守的重要据点，由一百多个鬼子兵把守，还有几百名伪军和一支汉奸特务队。重点了解到该镇商会在何处，商会会长有多大年纪，有多大的能耐，能办成什么事，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怎么样……。经过多次对情况的了解与核实，我们心里有了底，很快便做出了行动计划。
一天晚上，我们手枪队十五个人，有的身穿大褂，有的穿绸子短衣，有的装扮成车站的搬运工，三三两两地进入泊头镇，按分配的任务，分头到达了指定地点。我则由地下党员引路到泊头镇商会找到商会张会长。一见面，张会长感到我们来头不小，他以为是来了汉奸特务，又是鞠躬作揖，又是敬烟敬茶。当我坐下后他问我：“先生贵姓?”
我答：“我姓郭”。
他又说：“来此地不知有何要求?”
我这时就开门见山亮出了底牌，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一分区手枪队！”
他一听顿时吓得脸变色手发抖。我一看，便放缓了语气对他开导说：“张会长不要害怕，今晚我们是为了抗日才来找你，抗日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你们商人也要为抗日出力……。”我对张会长进行了一番宣传教育后，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现在需要常用药品，特别是要能治“红伤”的药，数量不限。还需要“洋布”五十匹。一星期内，由你负责送到东南王八家村公所。同时也请张会长考虑，你接触日伪军人员较多，能否帮忙购买一些枪支弹药，这些物品我们用“袁大头”⑵购买。我说完后，只见张会长脸色变青而嘴里又在不停地说：“好、好、好……。”看到他这种表情，我知道也不用再说什么，只是强调道：“张会长一诺千金，为免你危险，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今后还要常来麻烦你。”
当晚我们平安地回到王八家村。七天后，张会长果然不失信，用大车送来药品一吨，洋布三十匹，同时还带来一封信，信中写到：郭先生，十分抱歉，我只能送来这些物品，你交待的事正加紧办……。从此我们就与这位商会会长保持联系，他先后共帮我军购买各类禁运商品三次，还购买了各种枪弹数千发。
从这几次与张会长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商人大多数是拥护抗日的，但要向他们做许多宣传教育工作，遇上胆小的还要软硬兼施的想办法，比如我第三次找张会长购买五百口生铁锅，他表示为难，数量大不好办，不停地对我说“我们泊头镇尽是一些做小本生意的，国难时期做生意难呀．．．．．。”我早了解他的底细，对他说“国难时期你经营日本货，并向国统区走私禁运货，你的生意不小嘛。”他一听就含蓄地威胁我说，这里出门不远就是车站。我一听他是拿车站的小日本鬼子来吓唬我，顿时就火了，我拔出匣子枪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吼道：“怕日本鬼子老子就不来了!来了就不怕，今后还要来！”一下子就把张会长给震慑住了，他连连满口答应照办，不出月余就把五百口铁锅运到了我指定的地点。当时这批货还真管用，解决了根据地兵工厂急需生铁造手榴弹的困难。
在这以后我又多次化装去敌占区执行任务，北到天津，南下德州。我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是去天津，是为了搞回分区电台急需用的电池和零件材料。当时我戴了一顶礼帽，穿上绸衫，这也是我平生穿的最好的一身服装。穿戴好就觉得挺别扭，不习惯也不舒服。为了完成任务我还学了点作买卖的术语。准备好后，从东光上火车到天津。下车后，按联络规定到天津美租界罗斯福路找一个人力车夫，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这个车夫的大致长相，交待我他的裤腿的带子是反系的，车上还放着一顶小帽。我在美租界罗斯福路见到了这个人力车夫，就走了过去，只见他拿出哈德门香烟晃了一晃说：“先生，要车吗？”暗号对上，我就上了他的车，他就一口气把我拉到当时天津的罗斯福路国民饭店，让我上了二楼。在那里天津地下党的同志早把我们要的电台零件准备好了，他们把零件装在了一个煤油桶里（还装了一些子弹），灌满煤油，再把桶口封死，外表收拾得不露一点痕迹，然后雇了一辆人力车送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顺利地回到了冀鲁边区一分区。
我第二次单独执行任务是去山东德州。受分区傅司令员指示，命我到德州探听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来到德州的意图及有何部署。并告诉我，接头人是我地下党员担任德州维持会副会长，接头地点在德州城北苏禄王陵墓，记号左手拿一张报纸。我到德州后，即赶到苏禄王陵墓，结果接头很顺利，见到接头人，我就问他：“冈村宁次来到德州你知不知道？他来德州的意图是什么？”他说：“我听给日军当翻译官的人说，冈村宁次正在从济南到天津的津浦铁路上调兵遣将，准备大规模扫荡冀鲁边区。”得到情况后，我很快赶回来向分区首长报告。傅司令员得到此情报后，很快报告了冀鲁边区军区首长，军区立即指示部队和各级政府进行反扫荡准备，为粉碎日军大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
我手枪队在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下，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解决了一分区许多急需军用物资，例如：先后从敌占区买回了一万多发子弹，几百口铁锅和不少药品及做军装的布匹，缓解了当时一分区根据地的困难。敌情险恶，环境艰难，手枪队在执行筹措禁运物资的过程中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我们从泊头镇夜晚返回到东光县大柴村宿营，这是敌占区，距泊头镇较近。进村后我们十五个人挤在两间小房休息，第二天拂晓时分，担任警戒的同志突然发现一百多名日伪军从两侧围了上来，这是我们手枪队成立以来碰到的最危险的一次敌情，他急忙叫醒我们，我和张政委当即决定，各带一路人利用夜暗分别从两个方向突围，原本寂静的村庄，被我们突围的枪声打破，十几支手枪同时开火，不时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把敌人镇住，一阵猛冲狠打我们很快突出了包围，可是手枪队还是被冲散了，经过十多天全队才又集中起来。这时有的人把枪交给我，表示手枪队的工作太危险，不想再干了。队伍集中后，我们仔细分析当天发生的情况，认为准是大柴村有汉奸向敌人通风报了信，便决定全面调查了解情况，一定要严惩汉奸。
经调查了解，原来是该村地主刘旺发和伪村长在当晚发现我们住在村里后，连夜跑到日军据点报告，并给日伪军带路，才发生我手枪队被合围事件。情况清楚后，我们就决心除掉他，并开始寻找时机。不久，该村农会主任、地下党员老吴（名字记不清了）告诉我：刘旺发今天要在家过生日，他的儿子、女婿都从东光的燕台据点回来了，儿子是东光县燕台村据点汉奸队的汉奸、女婿是汉奸队长。还请了一个姓周的东光县日军据点翻译官，他们村的伪村长也要到他家喝酒，为刘做寿捧场。事不疑迟，我立即率领手枪队在当天夜里摸到该村，刘旺发等人以为在敌占区，八路军不敢轻易来，正在家中大摆宴席。我们进村后，首先向村子的各路口派出警戒，然后我一个人大摇大摆走进刘旺发家院子，进屋后，我右手持一支二十响匣子枪，左手撩开东房门帘，只见刘与他人举杯畅饮，酒席上的人猛一见一个持枪的生人站在面前，都惊呆了。我二话没说，手上的枪喷出了复仇的火焰，将这五个坏事做绝的铁杆汉奸当场处死。这一行动，使老百姓人心大快，伪军、汉奸一个个心惊胆颤，我和手枪队也声威大振。从此以后，队里的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安心，更加勇敢了，在以后的多次行动中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随着一天天的紧张形势，手枪队为部队购回大量物资，在解决我军后勤供应和药品、弹药来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入秋冀鲁边区处境极其艰难，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山东莒南县朱范村，接见在分局党校学习的教导6旅16团政委陈德和副团长杜步舟时，对冀鲁边区抗战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当前是冀鲁边区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要求边区军民以分散隐蔽、灵活多变的方式，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迎接抗战胜利的时期到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冀鲁边军区决定主力部队至少要调出三分之一到清河区整训，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准备今后的战略反攻。部队大批都要转到垦区（今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出海口一带）去。沧、南、盐、庆、宁、吴、东一带只剩下各县大队、区中队和教导第6旅第16团2营“铁帽子五连”在这一带活动，部队的供应压力也没有那么重了，手枪队便宣布解散，我又回到一分区基干营第3连任连长。我连也要转到垦区，当时我非常不愿意离开冀鲁边根据地，不愿离开从我一参军就战斗、活动的地方，我把队伍带到海边，就把部队交给了指导员和副连长，让他们带着连队过海；我自己就骑上毛驴经过两天两夜直接回到一分区。回到一分区，傅司令员一看见我奇怪地问：“郭宗凯，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答说：“我把连队交给指导员带过海了，我不去垦区，愿意回来跟着你，在这里继续打鬼子。”
傅司令员一听就火了：“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你把部队交给指导员，自己就骑驴跑了回来，你跟谁请示了？你跟谁打了招呼？”我跟傅司令员解释说：“要是跟谁请示，打招呼，还能叫我回来吗？”“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纲、党章，要听从党组织指挥！你知道不知道？你服从了吗？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傅司令员说着就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我也不辩解，只是坚持说：“傅司令，你愿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反正我不愿意脱离根据地，我要跟着你在这里战斗，打鬼子。”
最后组织给我做了一个结论：自由行动，不听招呼。没给什么处分。事后我确实感到我是错了，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调动。我向傅司令员做了检讨。他对我说“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哪里有仗打就高兴。其实我心里清楚，傅司令员是愿意我回来跟着他打仗的。当时就让我回曾经任过连长的主力连“铁帽子五连”2排去当排长。当排长我也乐意。我们军队从红军时起，到八路军、解放军，一直有个好传统，就是能上能下。我当了四个月的排长后又被重新任命为第5连连长。这件事当时就这么过去了。
此事过去多年后，到了1955年军队开始审干工作，我在海南军区132师394团任团长，有人又提出来说“郭宗凯在42年开过小差。”开始搞得挺紧张，因为当时了解此事的领导都调走了。为了慎重起见，组织上派人找到时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兼潜艇部部长傅继泽同志了解情况。对此事，他一听就火了，“郭宗凯开小差？笑话！根本没有那回事。”就这样，这件事不了了之。
注释：
⑴张兴珠 河北省沧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冀鲁边区运河支队组织干事，冀鲁边区第军一分区手枪队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某部协理员，后任129师第386团政委政治委员、1983年退休后，定居广州。
⑵袁大头――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居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在全国“统一币制”。中华民国3年，即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