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下的穷苦农家孩子

    我叫郭宗凯，小名小续。1922年农历腊月十八日（公历1923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东北部的东光县王喇乡郭家桥村。东光县历史悠久，早在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就设置了县制。后经历朝历代几近两千年的多次变迁，在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会保定，东光县属河北省管辖。
   东光县物产丰富，盛产粮棉，历史上有“金东光”之称。我的家乡郭家桥村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千二百多人，几乎都姓郭，在东光县是数的上的大庄子。据老辈人讲，我们这支郭姓家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一位姓郭的老人带着他五个儿子，从山东迁徙到这里来的。几百年来，我们郭姓的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但是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终年劳作却得不到富裕。“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到了民国时期，官吏贪赃枉法，军阀年年混战，列强入侵，匪盗猖獗，民不聊生，灾祸不断。广大的劳苦民众只能苦苦地挣扎在无底的深渊、生死的边缘。就拿我们家来说，父母姐弟五人，守着三亩半薄地，辛苦劳作一年只够维持半年的生计，不足的只能靠父亲和我给人打长工做短工挣点工钱来贴补。同时还得再做点小买卖，我们那里叫“挑八股绳子，”下了桃卖桃，下了李子卖李子，下了青菜卖青菜，到了冬天就卖烤红薯，靠这些再挣上几吊钱换点粮食糊口。我母亲时常为家里这种吃不上喝不上，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缺粮日子一夜夜地哭泣。由于家境贫穷，我没上过学，也上不起学。从幼年起，就开始帮助家里拾柴火，夏天到地里割草，冬天就捡树上掉下来的干棒和各种树叶。我十三岁时到离家五里外的大吴庄扛活，给一家姓韩的地主放牛、喂猪、干零活，挣点钱贴补家庭生计。有时也去地主家打短工，在棉花地、棒子地里拔草，干一天挣上两吊钱。因为家里穷，很早就给我姐找了婆家，她婆家也不富裕，可有时也接济一两斗粮食给我们家，帮着度饥荒。管子⑴早就说过，冀鲁边这一带“民粗而勇”。水泊梁山一些英雄豪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清末创建了迷宗拳的一代武术宗师霍元甲⑵的祖辈就是我们东光县人。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练武的习俗，一到冬天都去练武，在许多庄子里都有教授少林武功小洪拳和宋太祖赵匡胤练过的大洪拳的拳师。我们郭家桥就有一个练武场，还有一个老拳师叫刘二毛，在东光县都很有名望。我小的时候就跟他学过大洪拳和小洪拳，当时的想法是学好武术，不受人欺负。那时我刚十一、二岁。我在郭家桥好打架是出了名的，不管对方是否比我大，谁敢欺负我，我都敢和他动手。我个子虽不高，但很能打。我们村子里有个“讼师”，叫着我的小名说：“小续很厉害，他是真打，拿着什么打什么，弄不好用镰刀砍你，拿镐头做你。”村里的人点着我的小名说：“小续这个人呀，是枣木疙瘩溜溜球（意指很硬，滑来滑去抓不到）。”贫苦的生活养成了我坚韧不屈的性格，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生性耿直爽快，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脾气比较暴烈。直到我参加革命十几年后，在海南军区某师当了团长，因为对某些事看不惯，曾与顶头上司汪建国师长⑶顶撞起来，他当时指责我说：“你郭宗凯在榆林地区（今海南省三亚市）就是腰里绑着扁担属螃蟹的横着走。”我说：“横走就横走，碰着谁算谁！”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吧。现在看起来，我这个人的性格，即成就了我的前半生，却又损害了我后半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现在反思我一生的经历，分水岭就在战争结束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生存环境，因此，不同的年代所需要的人也就不同。战争需要敢打能拼、英勇善战之人，只要你能打，你身上的其它缺点和毛病就可以被掩饰掉。因为战争还需要你，下一场战斗还等着你去拼杀，歼灭敌人还需要你敢打敢拼的革命精神去以命相搏。无论怎样，你身上的战斗积极性要保护。至于你个性强，脾气暴烈，不够尊重上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不严重违犯组织纪律原则的前提下，其它的问题都被视为小节。领导的批评教育也会有，只要你在战斗中生存下来，组织就会更加重用和需要你。和平时期任用人的标准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随着和平年代的持续而潜移默化的，越来越趋于个性强说话直率，不太讲究方式方法，就被视为不听招呼；有主见、有不同看法，敢于坚持己见被视为骄傲；在各种场合爱提意见又总是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与看法被视为不尊重领导。战时与战后整体环境变了，我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观念没有变，战时的思维惯性和主观意识未能适应战后客观存在和变化的需要，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训。我是改不了，也没时间没机会改了，让后人评说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顺着津浦铁路南侵，在沧州和国民党第29军打了二十多天，我们家乡紧靠着津浦铁路，几乎天天都能听到日本鬼子炮轰声和飞机投炸弹的声音。当听到日本鬼子凶残地杀戮和迫害我们中国人的暴行时，我心里感到特别地难过、悲痛和气愤。没过多久国民党军队溃败了，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急忙南逃，丢下我们这些老百姓，沦为亡国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抗日宣言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刹那间，在我们家乡出现了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地方实力派，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不少队伍。在我家乡郭桥西南十余里是我外祖父家所在的李习庄，当时庄上地主李风琴，联络了东光县北部的各民团于该村组成联防团，由本村的李文成⑷任团长，称之“北团”。其成员大多是泼皮、恶棍及无赖，实质上就是抗战前国民党民团部队，当时在我们郭家桥也有一支这样的队伍，只是在抗战后换了一个番号，我从懂事起就看见他们拿着几杆枪，维护地主和豪绅的利益，搜刮民财，欺负老百姓，我从心眼里就仇恨这伙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能抗日救国。就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人员来到我的家乡展开了抗日救国宣传动员活动，大声疾呼：“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中国要亡国了！誓死不当亡国奴！拿起枪、保家乡！”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战。我记得在1937年底，有位共产党的干部到我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他讲了许多，但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是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要打鬼子保家乡，就去参加八路军！”我寻思着，我就应该参加这样的队伍去打日本鬼子保家乡。当时我年纪小，报名参军时，招兵的没有收我。过了个把月的时间，就在1938年1月的一天，负责组建中共东光县武装大队的石景芳⑸同志，来到了郭家桥村家庙，动员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这次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直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要参加八路军”，他看了看我说：“你有多大？”，“十五”！“年龄小了一点，你说说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我说：“打鬼子保家乡，有饭吃不受气！”他听完后笑起来。在旁边认识我的人对他说：“这小子利索机灵，胆子也大，有力气。”石景芳同志见我决心大，就当场拍板收留了我，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东光县武装大队第一批二十七名成员之一。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据有的史料记载，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是在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10月建立的。我认为这个记载不够准确，实际上东光县大队早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就已建立，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是处于秘密状态下，没有公开。到了1938年4、5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从冀南地区抽调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组建的第5支队，又称永兴支队，由支队长曾国华(6)、政委李宽和(7)、副支队长龙书金(8)、和陈德(9)等同志率领下，挺进冀鲁边区；同年6月，第129师的津浦支队在孙继先(10)支队长和政委潘寿才(11)的率领下，也向冀鲁边区开进。6月底，两支队由冀南经鲁西北越过津浦铁路，于7月8日到达乐陵、宁津地区，同日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这是两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他们扒铁路，袭击敌人。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打鬼子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在我们家乡越来越大。同年9月，为加强和统一冀鲁边区党政军的领导，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肖华⑿同志率八路军115师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随营学校于9月27日到达乐陵。之后，我军在冀鲁边区所有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着我军主力部队的到来，边区抗战形势大有改善，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也由地下转入公开。于是第一届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38年下半年在灯明寺于庄成立，石景芳同志担任第一任县长兼县武装大队大队长。这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东光县武装大队也公开亮出了旗号。因此东光县是先成立了县武装大队，后成立了县政府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党手中有了枪杆子，就可以建立政权，保卫政权！
    我当时参军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动机，那就是想有一碗饭吃。家里太穷了，走出一口人就少一口负担。何况边区抗日政府还优待抗日军属，每人每月补助小米三十斤，我家三口人，每月能得到九十斤。我家的生活也的确是从这时起才有了转变。我参军后，父亲也在村子里当了村丁，专门给过往的八路军部队和县、区干部带路，帮助送个信什么的，抗日政府还给他发一些补贴。就这样，在1938年1月我刚满十五岁时，日寇侵略到我的家乡，国难当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下，我怀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为了打败日本鬼子、为了有饭吃、为了穷人打天下，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东光县人民抗日武装大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一个穷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开始了我一生的戎马生涯。
注释：
⑴管子（公元前725－645年），即管敬仲，春秋初期颖上人。名夷吾，字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⑵霍元甲（1868－1910）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他的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是一位家喻户晓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败在霍的手下。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中毒。于9月14日身亡。终年42岁。
⑶汪建国――1955年时任海南军区守备第21师师长。
⑷李文成（1908－1954）河北省东光县李习庄人。1930年参加国民党天津保安队。1937年任天津四警区警长。“七.七事变”后，逃回东光组织民团，自任团长。后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2旅”任旅长。1939年底该部被八路军115师东进挺进纵队第5支队在东光县灯明寺东北的北六合村强行整编。为了团结抗日，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长沙、运河支队支队长。1941年7月率运河支队少数亲信叛变投靠日寇，成为东光县头号大汉奸。1945年日寇投降后，逃到东北。1954年被缉拿归案，同年5月经公审判处死刑。
⑸石景芳（1913－1942），原名石宗玉，字景芳。无棣县水湾镇刘风台村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中共无棣县委员会书记。后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光县工作，负责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东光县党支部，石景芳任书记。1938年10月成立了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县长。1939年5月，调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年5月，调冀南六专署任专员职务，并兼任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任冀鲁边区一专署专员。当年6月１9日，日军扫荡合击东光县四柳林村（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在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
⑹曾国华（1910－1978）广东省五华县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5团排长、连长，红军东渡黄河突击队队长，红1军团5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长，挺进5支队支队长，115师教导第2旅旅长，滨海军区第6团团长，滨海军区参谋处代处长，山东军区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3师师长、7师师长、纵队副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参谋长，第15兵团参谋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军第3军军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⑺李宽和（1913－）福建省清流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⑻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营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副支队长，115五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⑼陈德（1914－1983）广东省潮安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野战医院文书，红1军团第2师5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政治处副主任，115师教导第6旅16团政治委员，清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第7师21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7师21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18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9军145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42军军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⑽孙继先(1911－1990)山东曹县人。1931年1月随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2师6团连长、红1军团1师1团营长，参加长征。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红31军93师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72团参谋长、津浦支队支队长、山东纵队第2支队支队长、第2旅旅长、抗大第1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4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副司令员、第3纵队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22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⑾潘寿才（1906－1974）河南省新县人。1928年参加光山县游击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光山县独立营排长，红四军第10师29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277团政治处主任，第278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营政治教导员，东进纵队津浦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2支队政治委员，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第2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12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2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1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第4分校政治委员，第23步兵学校政治委员，防空学校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⑿肖华（1916－198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红4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政治委员，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1大队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343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