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瞬间，我军卫生界的老领导、海军东海舰队原卫生部部长刘振民同志病逝已经六个年头了。每当我们几位过去曾在他领导下学习、工作过的老同志相聚一起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谈起他，心中不时涌现出无尽的哀思和怀念。
刘振民原名刘锡德，1918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东大吴村(今泰安市岱岳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诊所学医。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此后在部队中历任军医、卫生所长、卫生科长、处长、部长等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振民同志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不论战争多么悲壮激烈，环境多么严酷险恶，生活多么艰难困苦，他都无所畏惧，迎难而上，具有独立处置各种复杂问题的决断能力。为我军卫生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和贡献。
振民同志是我们两人的师长和领导，我俩先后在他领导下学习、战斗过。彼此感情很深，对于老领导的许多事迹和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勇赴国难，抗日“神医”美名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是年底，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及第三路军十万余人，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占领泰安。国难当头，人人奋起。此时正在泰安大汶口诊所学医的刘振民，已无心学徒，决心奔赴抗日前线报效祖国。时下我泰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正在汶口发动群众抗日，刘振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汶口青年学生一起，以诊所为掩护，积极热情地做起了地下抗日工作。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发动了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刘振民与刘培一、王荣太、芦继谦、刘振国等五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再也按捺不住抗日救国的激情，于古历二月初二，即3月3日这天，从东大吴村奔向徂徕山前的颜西村找到了八路军四支队，毅然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说起刘振民等五位青年参加抗日军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为了表示报效祖国的决心，参加四支队前，五人商议统一改名字，名字中包含“振兴中华民国”六个字。王荣太改名王振兴，芦继廉改名芦振中，刘培一改名刘振华(后为解放军上将)，刘振民的名字就是这时由刘锡德改成，最后一位叫刘振国。五位青年改名参加抗日，报效祖国，在大汶口一带传为美谈。
刘振民因学过两年医，在日军轰炸大汶口时抢救过不少受伤群众，入伍后没几天，就被四支队军医处调去担任营军医和卫生所长。他利用在大汶口诊所学到的技术，无论在前线救护，还是后方收治，以及野战手术时，都表现了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受到了支队首长廖容标等领导的表彰。1941年冬，他由卫生所长调任卫生科长，成为后方四支队(泰山军分区)年纪最轻、医疗救治能力最强的卫生勤务指挥员之一。
当时在泰山区八路军后方四支队部队中，流传着脍炙人口的佳话：“只要泰山区的八路军和日寇汉奸打仗，十有九胜。因为八路军中有五民(名)好医生保驾，他们什么伤都能治好。所以指战员们作战勇敢，个个冲锋在前。”所谓“五民(名)好军医”，就是先后担任八路军四支队卫生处长的王一民、刘育民、刘振民以及刘佐民所长和朱华民队长。他们在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中被传诵为抗日“神医”，只要他们参加战场救护，部队指战员就无后顾之忧了。在这五名抗日军医中，刘振民又是出类拔萃的医伤能手，于是大家就为他编了“顺口溜”，在军民中广泛流传：
徂徕刘军医，战场救伤员；
医高人胆大，妙手如神仙。
对日作战时，坚持在前线；
流血何须怕，军医跟后边。
不畏艰辛，自力更生办药厂
1942年是沂蒙山区抗战最困难的一年。这年盘踞在泰(安)、莱(芜)、新(泰)、蒙(阴)、费县城里的日军，为消灭或摧毁我沂蒙山区的抗日力量，对我实行了“铁壁合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大“扫荡”。在反复“扫荡”之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三里一堡，五里一围”蚕食政策，抗日根据地急骤缩小。我抗日军民几经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因敌众我寡，且无外援，加上全区“空室清野”不给敌人留下掠夺民财的机会，人民多已逃进深山避难，当年又逢严重的天灾，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军民生活十分艰难。这一时期，流窜在蒙阴县北、沂水县西北、临朐与益都等县境内的国民党投降派——吴化文汉奸部队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更使我根据地军民雪上加霜。由于上述恶劣条件，部队遭受了异常艰苦的境遇：大批官兵得了夜盲症(因营养缺乏，眼睛夜间看不见)、各类疟疾与痢疾爆发、回归热肆虐。此时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刚成立不到半年，刘振民被任命为军分区卫生科长。面对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几乎无法作战，警卫部队甚至夜间无法站岗放哨的危机局面。分区赵杰司令员、董琰政委，以及钱钧、封振武副司令员，单洪参谋长，熊飞与谭开云政治部主任等，都十分着急，他们专门听取了刘振民“如何解决当前非战斗减员危机”的汇报，明确指示卫生科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夜盲病和传染病治好，以保证部队的作战能力。”刘振民科长根据首长的指示，针对部队医药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在强烈地“对敌人恨，对同志爱”的思想驱使下，发动卫生科机关、野战所、卫生队及各营卫生人员，以大无畏地气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投入了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特殊战斗。
首先设法控制三种传染病流行。由于日寇、汉奸对我根据地严密地封锁，部队所需中西药品与医疗器械购不进来，山上可采用的草药已挖掘殆尽。刘振民科长带领全体卫生人员采取了许多救治措施，几乎所有治疗方法都用上了，而各部队报告“多无收效”。此时刘振民想到他在大汶口诊所学医时曾用过一些验方，立即通过敌后武装工作队找到泰安的老关系，想方设法购买各种急需药品。在派去敌占区买药的人中，有振民同志的老母亲。这位革命的老人只有振民这一个儿子，对部队的事有求必应。她多次不顾安危到敌占区买药，一次被日军抓获，敌人惨无人道地对老人用刑，这位坚强不屈的革命老人一口咬定是为赚钱养家糊口，不吐真情。在地下党的营救下，老人才被保释出狱。通过多方购药，部队购进了精制亚砒酸、巴豆、大黄、黄连与黄柏等中西药品，由自办药厂迅速加工成亚砒酸注射液、亚砒酸丸、一粒通丸、“痢特灵”丸等，首先在发病多的连队与单位试用，刘科长亲自带领军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观察用药情况，效果良好。指战员都说：“卫生科送来了救命药，治好病赶紧去前线。”
刘振民科长掌握了第一手验效药方后，立即报告军分区党委，经赵杰司令员与董琰政委批准后，由卫生科派刘佐民所长担任“军分区制药组长”(他医药化学水平较高)，司药曲荷修和中药师阎胡子(名字记不清了)为制药师，由野战所抽几名看护员与战士，组成了“后土庙药厂”。后土庙是根据地内一个人烟稀少、四面山林、溪水环抱的一座古寺，药厂设此，可充分利用山涧自产的中草药作为制药原料，建厂后先后制造各类中西药40余种。由于及时赶制出了大批抗疟新药“亚砒酸丸”、“亚砒酸注射液”，在部队大量使用后，不到两月，疟疾全部治愈且极少复发；制出的“痢特灵”丸、一粒通丸，推广使用后，治愈了大批急性痢疾与肠炎；用亚砒酸溶液静脉注入，治愈了多数回归热病人。为治愈夜盲症，刘振民积极建议派得力干部到敌占区设法购置猪肝、羊肝、牛肝，就地烤干运回制药。武工队同志潜入敌占区购进了几十挂猪、羊、牛肝，由后土庙药厂加工成“夜明丸”迅速发向部队，每天早晚各服10丸，不足半月，全军夜盲症基本消除。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指战员求战心切，在攻打日伪龙廷、土门、温村、坦埠、旧寨、张庄、水营等敌据点时，军分区的各部队斗志昂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救死扶伤，深入敌后办医院
1942年日寇秋季大“扫荡”后，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原先组建的伤病员收治点，大部分遭到摧毁，前线下来的伤员无处安身施治，更得不到必需的医疗照护，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与行动。按当时军分区编制，没有医院配备，多以机关、团队或县大队卫生部门自想办法解决。尤其在日、伪、顽三方夹击我的形势下，在鲁中第三军分区辖区内找不到一块隐蔽安全的地方，这与重伤员必须“静养良治”形成了尖锐矛盾。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打破常规寻求“出奇制胜”办法。刘振民科长下定决心，并得到军分区司令、政委的批准，将自己的得力副手——徐小蓬副科长(齐鲁大学医院的大夫，抗战初期参军的团卫生队长)派往沂蒙山区深山里(后音子、五神堂、桑子峪村)，由他率领军分区内最好的五位老军医邓立业、刘同生、张以信、张立仁、李洪宝同志，先进山筹划军分区附属所(即野战医院)，通过山里抗日村干部与民兵配合，组成了“后方医院”。在开张收治伤病员那天，鬼子的扫荡部队刚刚撤离，刘振民科长爬过几道深沟山峦，赶来祝贺医院开张。他激动地说：“鬼子把我们逼进深山，这给我们重伤员创造了安全的医治环境，只要医护人员全力救治，我想不出几个月，同志们可以全部治愈返回部队了。”
这所山沟“医院”共分三个点。所部驻后音子，负责全部进山伤病员的转运、分配和自制药物、敷料的供应(这些药材全由后土庙制药组发来)，同时为下属两个点筹集给养物资，以保证工休人员的生活。一分所驻五神堂村，收治重伤员近百名，因该村只有10多户人家，生活与医护条件之困难，是无法用笔墨语言表述的。二分所驻桑子峪村，该村夹在两山峰之间，七八户人家，住进60多名轻伤病员。因征集不到粮食，伤病员与工作人员一天只吃两次地瓜稀粥，有几位重病员无法进食，病饿交加而牺牲在深山中。
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是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及汉奸吴化文部制造“无人区”造成的。为寻求解救办法，卫生科长刘振民径自跑出深山，奔向新蒙县抗日政府所在地——黑沟村，几经周折才找到县长本人。此前刘已去过两趟，下边人推说“县长不在。”第三次刘直接闯进县长办公的屋内(农村百姓家)，因不认识王县长，又怕县长忙而不见，见一中年人正忙着办公，便冒昧地说：“可找到你了，王县长。”王焕宇一听愣了，忙说：“你找我干什么?”“我是专程由山里跑来请求给伤病员解决吃饭问题的呀!”王县长听完刘之陈述，便热情地说：“粮食实在困难，全县总共征集到6000斤，是为救济烈士军属准备的。不过，伤病员更要紧，那就先拨给2000斤谷子救救急吧”。刘振民同志为此高兴地无法自制，2000斤粮食磨成粉和着树叶、野菜，可以够150名伤病员吃10多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寻到这么多粮食，成了当时军分区的一大新闻。附属所医休人员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刘科长的心全贴在我们身上，他为伤病员把心操尽了。”
更使人怀念的是刘振民同志出奇制胜的胆略。1943年夏末秋初，军分区所属部队有几十名伤员，因敌人碉堡林立、封锁过严，无法转移到蒙阴山区附属所治疗。而这批伤病员又必须有一个“安全与稳定的环境”予以调治。正在发愁之际，军分区从敌占区回机关汇报工作的武工队长说：“何不把伤病员转移到敌占区去治疗”。在这一启发下，刘振民同志猛然想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武工队同志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刘则想“鬼子占区找安全”。于是他积极向军分区首长提交了一个颇具胆略的方案：“请武工队通过地下关系，由敌后工作的当地党政同志安排好，办一所敌后医疗点”。不久这一设想果真实现了。军分区党委决定由敌工科翟少烈科长负责与新西工委(新泰县西北山区一带)取得联系，在莲花山前原来我党工作基础好的村庄，选几个可靠点安置一部分伤病员。为筹划莲花山区敌后医疗点，刘振民熬了几个通宵，经过反复思考与准备，他决定派富有独立工作经验的军医吕刚同志带队组建。1943年7月，40多名伤病员冒着酷暑，由武工队护送，通过蒙阴、新泰两个县境内的鬼子、汉奸据点结合部，径直潜入新泰县西区、泰安县东北区、莱芜县西南区三角地带——莲花山，在肖家庄子一带抗日基础较好的村庄办起了地下医院。他们进驻后，得到了新西工委书记李春之，工委常委兼敌工部长曹礼琴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我党派到伪保安大队任副大队长的石笑山的保护与相助，使这批伤员得以妥善照顾，在吕刚等医务人员全心全意医护下，两个多月后他们全部治愈归队。从此，凡贴近敌占区作战的县区武装的伤员可照此法得到妥善安置，这给各县区武装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边缘县区的对敌斗争更加活跃了。
克服困难积极培训卫生人员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不仅缺药，而且严重缺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刘振民科长建议下，鲁中第三军分区党委做出了“自己动手创办卫校”的决定。由卫生科筹备主持，1942年10月，在蒙阴北部的后阴子村开办了三军分区第一期卫生训练班。学员是从分区机关、各独立营和县大队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热爱卫生工作，不怕吃苦能随军打仗的基层卫生员、优秀班长或战士，经过卫生科简单测试合格后确定的。共计12名正式学员，其中赵文学为班长，贾晋臣为副班长，杨在春、杨华、刘树友、李庆亭、李洪宣、李子宽等为学员。训练班主任由徐小蓬所长兼任，副主任是赵承亮(兼专职教员)，兼职教员有刘振民、刘佐民、颜惠民、张立仁、李洪宝、邓立业等。开学的那天，刘振民科长代表军分区首长祝贺时说：“你们是我们军分区第一批卫生学员，全区对你们寄予着厚望，希望你们学成后快回部队为伤病员治伤医病，把卫生工作做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看谁学的好，看谁考第一。刘科长的讲话，给每个学员以很大鼓舞。同学们一致表示，为了打败日本强盗，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争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员。卫生训练班经过半年边打仗、边行军的艰难学习，于1943年3月在蒙阴后阴子村毕业，他们的毕业成绩都不错，杨在春同志名列第一，因年小体弱被留在卫生科，在刘振民科长的领导下做统计与卫生员工作。
1943年秋，刘振民同志随赵杰、霍士廉、张耀辉等首长来到沂山地区，新创建了鲁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当时他只随身带了七名卫生人员。这对于组建一个新的军分区卫生部门来说，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建议军分区于1943、1944年举办了三期卫训队。既招地方新生，又从部队抽调有初、高小文化水平的战士作为学员。三期卫训队共培养了200余名卫生人员，充实了战斗部队和后方两个医疗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准备了卫勤力量。马林同志就是1944年8月第二期卫训队的学员，也就是这时认识了刘振民同志。当时办学，以露天为课堂，背包作板凳，门板代黑板。由于缺少教员，刘振民亲自任教上课。他讲的药物学、急救学，简明扼要，生动易记，获得了学员们的好评。他还经常深入班里听取学员意见。每次半夜紧急集合，他总领队急行军。1944年冬季讨吴战役，卫训队尚未毕业，刘振民即带领他们赴战地高崖附近，实施战伤救治转运后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使学员们首次受到了一次战伤救治的锻炼。
鞠躬尽瘁，勇挑革命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振民同志调到鲁中军区部队工作，后任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卫生处长。他随军转战鲁中、鲁西南和河南等地，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十几个大战役组织战场抢救，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上级的奖励和表彰。淮海战役后任豫皖苏军区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管理4个部队医院。
建国后，刘振民同志首批自愿赴朝参战，为大批前线转下的伤病员救治和医疗后送，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朝部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打败美帝和南韩伪军后，他奉命任中国红十字会首席谈判代表，参加板门店谈判。谈判中，他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与美方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表现了浩然正气的大无畏精神，胜利完成了双方十五万名战俘交接的艰巨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刘振民回国于1954年分派到华东海军，临时住上海公园坊海军招待所。杨在春与马林同志又与他不期而遇。见到了当年学医的启蒙老师和受尊敬的老领导，重逢喜悦之情真是无法言表。没过几天，刘振民同志赴舟山基地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处处长。
1954年秋，为解放一江山岛，在宁波组建了以张爱萍为总指挥的浙东前线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总指挥部。刘振民被任命为联勤卫生科科长。杨在春同志协助，马林同志任助理员，从战前准备，战斗实施到战后总结，三人又相处工作半年之久。刘振民同志那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组织计划才能，给我俩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他为主我们共同拟定的卫勤保障计划全面翔实，海上伤员救护后送组织严密，对战斗伤亡的预计十分准确。为搞好战后总结，刘振民同志又先后多次派人到主要作战舰艇、登陆部队进行伤亡情况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他亲手写出了有分析、有数据、有经验、有教训的一万余字的总结。人民军医杂志还刊登了他撰写的文章。1955年在杭疗召开的海军卫生工作会议上，由他作了一江山联合登陆作战卫勤保障工作总结报告，受到海军领导及全体与会同志的赞誉和表扬。
刘振民同志作风踏实，崇尚实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坚持真理，刚正不阿，遇事有自己的卓识独见，决不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他为人正派公道，对同志热情、诚恳、关心爱护。当时在他所在单位的卫生系统曾有两人蒙受不白之冤，他都力主予以平反昭雪，使之恢复名誉。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受到众人赞誉。他执行上及指示，决不照搬照套，强调结合部队实际。如在除四害中，主张一定要结合舰艇实际，还要消灭蟑螂和臭虫，竟被某些人诬之为修正毛主席的除四害指示。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病痛折磨，病危卧床期间，也表现了与病魔抗争的惊人毅力。每当同志们去探望他时，他总是坐起与同志们畅谈。一次还亲手打着节拍与我们唱起了八路军军歌……仿佛又回到那艰苦的战争年代，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者的宽广胸怀。1995年7月18日，刘振民在海军上海医院因病逝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会上，悬挂着这样一幅挽联：
为革命戎马一生，鞠躬尽瘁；有胆有略有真知灼见齐赞医界榜样；生而无愧历史当有公论。
护真理秉公仗义，刚正不阿；无私无畏无趋炎附势堪称吾辈楷模；死而无憾后人自有评说。
挽联内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对其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今予重录，以作永久纪念。
(编辑过程中，李耀德对本文作了补充整理——原编者)此文载于《泰安先驱》第四集，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2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