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少年

    1927年农历9月14日，我降生在老峒峪村的一个没落地主（土改后划为中农成分）家庭里。听前辈人讲，我母亲共生过七个孩子，前边六个都夭折了，我出生只三个月，母亲染病去世，是祖母历尽千辛万苦，把我抚育成人。没有奶吃，祖母用小米面熬成糊糊喂我。为了补充母乳，祖母天天抱着我穿门走户满村讨奶吃，那些正在哺乳期的婶子大娘们，见祖母抱着我来了，立即停下手里的事情或把正在吃奶的孩子放下，先喂我吃奶。没娘的孩子格外可怜，村里几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孩子的母亲，大都喂过我，凡是吃过人家奶的都拜为干娘，我有好多干娘。
    我还吃过许多过路的陌生人的奶。祖母抱着我在路边玩，看见带着孩子路过的母亲，我就哭，祖母知道我是要奶吃，就把人家留下来，让人歇歇脚，喝口水，告诉人家我是没娘的孩子，听了的人都会喂我奶。我是地地道道吃百家奶长大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是家乡的人民群众养育成人的。
    从七岁那年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是几家地主集资、轮流供饭请的一位教师，叫袁奎文。读的是民国小学教材。10岁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内地，“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们这里，学校也不能正常上课，形势紧张的时候，父亲只得把我送到亲戚家躲避几月。躲乱回来，村里几个有文化的人就把失学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在祠堂里开班上课，讲的是《五经》、《四书》。这是小学读书过程。
大约在1940、1941年左右，国民党安丘县长李永先主导开办了一所中学，时称县中，为了躲避鬼子扫荡，校址选在雹泉西南部的山村——葫芦山前，校长叫李沛实，我报考了这个中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志愿”，我写的是读好书，打鬼子，不做亡国奴。大概是这个作文得分较高，考试成绩我榜列第三名。
    在葫芦山前村读书年余，第二年，学校迁到西南山区更深处的水濂沟，开设了一个兼任师范班，我转入了师范班，读半年多，因日寇扫荡，学校又被迫解散。
    1943年上半年，潍县专员兼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在日寇扫荡时军队被打垮，厉被俘投降。他的部队8000余人被日寇改编为鲁东和平建国军，老百姓叫他们“皇协军”，厉任司令，他的政府成了伪政府。形势暂时稳定下来，经校方联系交涉，县中迁至安丘城附近的十里河子开班复课。在这里又读了半年。虽是伪政府统治，学校的教材没有变，政治思想教育依然是三民主义。
    一个周末，回家拿饭，走到代家坡村，突然从路边跳出两个人来，把我们截住，带到一家住户，交给他们的领导人审问。原来他们是八路军的武工队，问明我们的身份之后，就向我们做了些宣传解释，讲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人最忠实地执行三民主义，是坚决抗日的，有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造谣诬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这个时间，大约在1944年上半年，共产党的武工队在我家乡一带非常活跃，和北边的伪政权成对立拉锯形势。
    不久，县中迁入安丘城里，我和同村的几个人因没关系引进，没再去读书，辍学回家务农。我的读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度过，危险随时降临，读书时断时续，小学没毕业，初中也没毕业。
走向革命
    1945年5月的一天，共产党的安丘县政府文教科来了一个人，在本村下河祠堂召开知识青年会，我被通知去参加会议。那人讲话的内容就是两个意思：首先打消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疑虑，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批驳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其次是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县政府要在大老子创办县学，准备开办知识青年学习班，时间三个月，管吃管住，自带行李，学习结束后，根据自愿原则，可参加政府工作，可以当教员，可以回家务农。愿意参加学习的，定于第二天到马家寨庄集合，那里有一个联络点，有人把大家送往大老子。
    回家后跟妻子商量，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心里很矛盾，要是不去，人家连名字都留下了，万一被抓去，还不如主动去好些。后下了决心，第二天去了马家寨庄，在一家大地主家里找到了联系人，去了大老子。参加本村动员会的多数人，都于当天晚上去了安丘，投奔了国民党。就在这一夜，村里的一代知青分成了国共两党，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安丘县学（今市委党校前身）学习班的课堂，一开始是在一条河滩的树荫下。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懂得了不少道理，有些是闻所未闻的，心里亮堂多了，眼界开阔了，疑虑消除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与信念。学习结束后，我当时十八岁，被县文教科长兼县学校长滕胜留在了身边，做了县文教科辅导员，负责农村办学，组织夜校、识字班。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县委宣传部又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宣传队，我成为其中一员。主要任务是排剧、演剧，到处写大标语、搞集市街头宣传，向老百姓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
    1946年1月以后，我被调到沂山地委宣传部主办的《群众日报》社工作。报社和地委机关住在临朐县蒋峪附近的一个农村。我被分到通联科，负责与该报的通讯员联系。具体工作就是处理稿件，给来稿的通讯员回信，说明来稿已用或未用，对已用的加以鼓励，未用的说明原因，提出改进意见。回信写好以后，经科长审查，然后发出。一天写十几封，多时达二十几封。
    报社在后方，很安定，生活也很好，每周一次会餐，吃水饺，改善生活。这样干了半年多，到了下半年，我渐渐觉得这工作不过瘾，这时内战已经爆发，我想上前线当野战军。对我的要求，领导考虑了几天后，同意了，把我调到夏坡区当通讯干事做地方工作，负责写稿、组织学习班等，实际上是到村里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清匪、反霸、搞土改、动员参军、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国民党还乡团经常下乡偷袭，杀害我们的工作队员，斗争十分尖锐。工作队员一旦被他们抓获，则刨腹、掏心、挖眼睛、大卸八块零刀割，非常残忍。我们的工作队员，每人配备了两颗手榴弹，随时带在身上，当遇危险时，一颗手榴弹用于突围逃跑，一颗准备在逃不脱时与敌人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被他们捉了活的。
    带担架队支前是我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夏坡区、召忽区都干过，临朐战役、胶东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我大都带过担架队。
这项工作经常遇到的危险是敌机轰炸扫射，民工害怕，所以必须进行防空教育。首先告诉大家，飞机轰炸扫射并不可怕，只要认真防范，很少伤着人的。比如乌鸦成群从你头上飞过，乌鸦拉屎有几回落到人的身上？飞机也是一个道理；其次是教育大家懂得防空袭的办法，飞机来了不要慌，听到吹哨子的命令后立即跑往路两边10米以外卧倒，不要站着，这样敌机就发现不了。如果在房子里，飞机从南边来，人要靠北墙躲，从北边来，则往南边躲。
    最危险的一次是胶东战役时，我带担架队到达景芝镇，一架敌机飞来盘旋一会又飞走了，随后又飞来两架，又扔炸弹又扫射，我们正在吃饭，慌忙躲避，这两架飞机飞走之后，都认为没事了，但很快又飞来两架，轰炸、扫射，折腾了一阵子，飞走了。所幸我带的中队没有人受伤，而另一中队的一个队员被打死，有一家农民除了一人外出幸免，其余人全部被炸死。
南下征程
    1947年8、9月间，我被调到沂山地委参加整风学习，地址就在临朐县蒋峪附近的一个农村。参加整风学习的100多人全来自安丘。整风内容叫“三查三整”，即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整顿作风。每天学习，听报告，根据报告精神要求，反省自己，准备材料写成自传，在小组会上发言自查自整，然后大家互相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小组通过作出结论，存入个人档案。有的人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没有说明白，就通不过。我基本没什么问题。
    1948年春节，就在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正忙着过节，水饺还未来得及吃，忽然紧急集合开会，领导宣布上级指示，这里没有粮食吃，要我们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去哪里是保密的，路程约走半个月。于是我们全体人员踏上了去那个神秘地方的征程。
有一天，部队走到益都一带突然停了下来，准备晚上穿越胶济铁路。这里是敌人的封锁线，每隔两公里有一个碉堡。领导要求，过铁路时加倍注意，分散过，遇到情况往北跑，到北边一个地方去找我们的人。当晚，我们顺利的过了铁路线。
    走到山东河北交界处一个叫渤海地区的地方，离德州还有百把里地，华东局领导机关设在那里，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开了一个会，领导这才向我们宣布：“我们的整风学习班还没有结束，现更名为‘建大二校’，对内称南下干部大队，随军南下”。当天发给每人两身细布做的军装，两块大洋、牙缸、牙刷、毛巾等。到了晚上，就用大卡车送我们上路。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一车四十多人，太阳一落就出发，一夜颠簸，天明到达德州，互相看看，都成了土人。我们就从德州踏上了南下的漫漫路程，100多人谁也没来得及跟家里人告别一声。
一天晚上过黄河，领导告诉我们，船工有许多忌讳，在船上不要乱说话，特别不说不吉利的话。到达对岸时，有一只船抛不住锚，冲下十多里才停住。这事对行军并无多大影响，但不知怎么搞的，这消息竟传到老峒峪去，说成“南下干部团过黄河时，有一只船翻了，都中奇就在那只船上”，妻子信以为真，痛苦不已，焚香烧纸，穿白挂孝，为我哀悼。
    队伍终于到达河南省濮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已在那里会合，这里集结了北方各省来的南下干部一万多人。刘伯承和陈毅分别给我们做了报告，先是陈毅的报告。陈毅是诗人，讲话幽默。他说，蒋介石扬言要半年消灭共产党，我们要再用两年半的时间打垮蒋介石，把你们从北方调来就是要加快这个进程，解放全中国。你们北方人调到南方来，面临许多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工作很艰苦，要准备克服各种困难，生活上也有许多困难，就吃大米也是个困难。再如，南方人好洗澡，你们不习惯也要适应，经常洗澡……。陈毅讲到最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提出来。结果还真有人提，条子收了一大摞，陈毅一个一个的解答。有一个条子提的问题是：“我老婆在农村，小脚，不识字，啥事也不懂，我们到了南方，家里老婆怎么办？”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提的没意思，陈毅却笑着说：“这好办么，再过两年，我们打垮了蒋介石，全国解放了，来个千里迢迢来寻夫，夫妻不就团圆了吗？”说的大家都笑了。隔了一天，刘伯承又给我们作报告，陈毅主持会议，主要讲国内形势，为全体干部鼓舞信心，激励士气。
    在这里学习休息了个把月，领导制定了一个分配方案，把一万多人分到了几个地区，当时有人编了个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顺口溜来加以说明:“要提拔、到陕南，要吃好饭到江汉，家庭观念豫皖苏，马马虎虎到桐柏，留在豫西也没意见。”我们80多人分到了江汉那个可以吃好饭的地区。
分配结束以后，我们立即动身。为了把这批干部安全送达目的地，从一开始，就是部队在前面开路，我们紧跟在部队后面，迂回曲折的行进，一天行程50里。在濮阳休整分配后，我们掉头北上，绕道太行山区，一路走的全是解放区，通行顺利。在过洛阳穿越陇海铁路时，领导下令加速，一夜强行180里。原因是洛阳被我解放军攻克，蒋介石派胡宗南大军来夺，人民解放军为了避敌锋锐，运动歼敌，攻克洛阳后，又立即撤出。南下团必须在国民党大军到达之前穿越陇海铁路，否则南下将推迟半年。我们走进洛阳时，已是一座空城，大街上见不到人，不敢停留，立即远走高飞。
    大约在1948年古历十月底，我们到达湖北省钟祥县附近一个叫冷水铺的村子，准备在这里住宿一夜。人们正在休息，突然传令紧急集合，急行军开拔。我们嘴里不说，心里老大不乐意。撤出之后，我军一个连队住了进来。这天晚上，国民党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把这个小地方团团围住后进行劝降，结果被我军打垮，这个连也损失很大。事后闻讯转怨为喜，人人庆幸。原来我们住下之后，一个伪保长告了密，国民党是来抓干部团的，知道是些文人，没有武器，虽然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并未做认真打仗的准备。南下团到达湖北之后，江汉军区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全，获悉这一情报之后，就要我们紧急撤离，并将计就计，埋伏部队消灭敌人，但也没有料到敌人会派一个团的兵力。这一回，我们有险无惊。
    离开冷水铺，我们掉头西去，于1948年古历11月底，到达南下的最终目的地——湖北省远安县县委所在地仓尔坪。
立足宜昌
    1948年底的湖北省，大部分还是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到达仓尔坪，远安县委热情接待了我们。已是寒冬天气，我们还身着单衣，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棉衣问题，县委就与当地的保甲人员协商解决，不要求全是新的，旧的也可以。还要求他们为我们安排吃饭，我去了一地主家，摆上酒不能喝，这是纪律，只吃饭。很快棉衣问题就解决了，我分的袄胸前就露着棉絮。随后，县委把我们分到各地去做农村工作。我被分到远安县的河口区。由两名南下干部和一名当地干部组成一个小组，晚上下村，主要任务是通过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来了，分田分地过好日子，解放大军就要来了，国民党的统治长不了，从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农村新政权，开辟新的根据地。白天我们钻进山林里隐蔽起来，困了，三个人背靠背坐在地上，一人警戒，两人睡觉，三人轮流，常常一天搞不到一顿饭吃。有一次，我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走在山路上，病倒在路旁，不省人事，幸亏一个农民把我背回家，喂我喝水，发现我是“打摆子”，摘来黄瓜给我解热，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随着农村工作的深入开展，形势迅速好转，河口区成立了区政府，我做了短时间的乡长，稍后又担任了区文教助理。1949年元月份，区委书记和组织委员介绍我入党。不久，解放荆门，我组织担架队前往支援，没有抬到伤员，运回了我军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
    荆门解放后，宜昌地委迁入荆门。地委为了解放、接管宜昌准备干部队伍，创办了一个襄西分校，号召有初中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报名。分校开学不久，我被调到宜昌地委工作，报到后，领导跟我谈了组织地委工作团的计划，要我到襄西分校做学生工作，考察物色干部人选。我到任后做了一班的副班主任，对学生的教育和我们在学习班上学习的内容差不多。六月份，解放宜昌前夕，地委把由山东、山西两省来的干部加上襄西分校选拔的学生，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地委工作团，编成三个中队，分散在宜昌附近的农村开展工作。我担任了中队以下的工作组组长。打宜昌那天，我们奉命开拔，步行两天到达宜昌时，宜昌城已解放，我们团部住在小溪塔，主要任务是筹备粮食，组织民工担架队，支援解放大军南下，同时发动群众，追剿国民党败军残余，清匪反霸搞土改。七月下旬，宜昌全境解放，我党全面接管了宜昌。到1950年初，工作团撤销，人员分到地区各县去，我被分到宜昌县宣传部任宣传干事。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牢牢地植根于这片土地上了。

按：都中奇，原山东省安丘县雹泉乡（今辉渠镇）老峒峪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8年南下，曾任湖北宜昌县县长、宜昌地区农校党委书记等职，1986年提前离职休养，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现健在。本文是根据都中奇老人的口述，由其长女婿马庆功（安丘市委党校教师）记录整理选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