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回忆(宫家和/一九六二年一月)

wjwgg 发表于2018-01-22 16:58:23

当时由于1958年“左”的路线,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加上大办钢铁,大批劳力上山毁树砍柴烧炭,挖矿石,这一年因无劳力组织秋收,致使不少到口粮食收不回屋,白白烂掉在土里;又由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全党头脑发烧瞎指挥,使全国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失误,粮食连年减产,工业生产也完不成计划,城乡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四川更为严重,机关每人每月口粮由30斤降到每月只供应19斤,农村办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定量供应4、6、8两(小孩4两、老人6两、中年8两)长时间粮食供应不足,营养不良,不少人害了肝肿病,连饿带病,土地薄了,人死了,活着的人也瘦了,牲畜也大量减少,全国国民经济已走到了崩溃的边沿  党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和民主集中制,做好工作,战胜困难,于1962年1月II日至2月7日共计26天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省市、地、县和一些大型厂矿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军事部门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五级领导干部会议,共7118人 。人们习惯上称这次大会为“七千人大会”,是我党执政以来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


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很成功,是在于会前作了充分准备与安排1961年l1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召开这次会议内容、目的、方法、地点、出席人员、怎样集中的通知  地委接通知后,召开了两天县书会,决定了出席会议人员和留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  出席人员是地委书记孙俊卿,副书记赵一川、左世杰,涪陵县张令安、罗时恕,南川县宫家和、石德奎,武隆县郑作春、陈永林,彭水县吴省三、屈培基,黔江县邓德同、樊佐席,酉阳县刘玉朴、宋振华,秀山县杨文堂、胡济中,石柱县孙培安、万德,丰都县姜成玉、于曙光,垫江县吴非、钟联发共23人。 中央规定不准带秘书,大家推举出席会议的吴非、罗时恕同志为秘书。 四川省代表于1961年l2月底到成都集中,先开了几天预备会,宣布了代表团名单  团长是李井泉书记,副团长是李大章和廖志高两位副书记,秘书长为省委秘书长周颐 。每个地市为一个小组,组长为正、副书记  在预备会期间,先学习会议通知和应注意事宜  北方正是严寒天气,衣未备足的,在成都购买了衣服。


1962年1月6日从成都乘专列于8日早上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后早有会议接待车把我们代表团接到前门大饭店。工作人员早安排好了房间,服务人员态度和蔼、热情、服务周到,一口的普通话,使我们在地方上听惯了方言土话的人感到十分亲切。 我们县上是两人一个标间,地、省上同志每人一间、房间虽没有现代装饰好,但有暖气、卫生间,24小时供热水洗脸、洗澡 。我同石德奎同志很满足,并开玩笑说在县上过了三个灾荒年,今天进入天堂了,我们大部分同志虽是北方人,但去过北京的却很少。 我们二人到了华北大平原后,就觉得北方与我们在南川县金佛山下相比,天也大了,地也宽了,真是蓝天白云好风光,大开眼界 。我们国家定都北京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旧北京有了天壤之别 。不但保护和修缮了大批名胜古迹、文物,如市区的故宫、颐和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雍和宫、地坛公园、景山公园、孔庙、陶然亭、玉渊潭公园,还有远郊的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慕田峪长城、卢沟桥等,还新建了全国闻名的十大建筑工程,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机场、京西宾馆等  我们到了北京那种喜悦心情难以用文字表达了,但每一位到会代表思想上还是矛盾着的,心情很沉重  这几年工作虽出了不少力,工作却未做好,还出了不少问题  当时,南川虽好一些,也不如1958年前的情景,觉得对不住党和毛主席,也亏了群众  但住下后,看到中央工作人员态度和蔼,饭店服务周到,生活也好,敞开肚子吃饭,不象灾年样子,思想也放松了许多。


1月11日上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 这天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我们几个人坐在楼上,我是前排看中央领导较清楚。为了观看更清楚,不少人在会前还买了小望远镜,我也买了一个。大家见毛主席入场,全体起立,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毛主席等领导招呼让大家就位,掌声才停止。不少同志其中也包括我,除从电影上(那时还没有电视)和报刊中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外,没有直接见到过,这次不但见了毛主席,还听到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并一起照像合影,不少同志都高兴得热泪盈眶 。开幕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代表中央讲了这次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和时间安排。并讲了地方上同志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工作出了问题不怨地方上同志,主要由中央负责 。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把今后工作做好,与会同志要安下心来开好会  接着,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报告他没有照稿子读,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二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和统一领导问题;三是关于党的问题,报告主要讲了这几年党内作风出了毛病,表现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缺少民主、叉缺少集中,瞎指挥、乱指挥,个人说了算 。刘少奇同志讲到这几年工作,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问题,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问题(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出现这些错误主要由中央负责,其次才是中央局和省市委负责  这个报告为地县同志承担了责任,参加会的地县同志都很兴奋,觉得中央英明,少奇同志报告正确,又一次起立鼓掌不息  大会从1月I 1日至1月29日,共18天时间,主要学习和讨论了少奇同志报告。 一个省是一个大组,一个地区是一个小组,先学习报告全文,细读一天后,开始讨论报告和提出修改意见  在讨论报告和对中央提意见后,地共同志和省直机关同志觉得还不过瘾,认为这几年出错误,省上有很大责任,为什么一样执行中央指示,有些省工作就好,有些省问题多,难道省委没责任吗?但提了省上意见后,有些省领导同志找各种原因不准向省上提,这样中央派到各省联络员又利用晚上到房间找地县同志了解情况 。有几个省的地县同志对省上很有“气”,又不准在会上提,说什么这次主要的是解决中央问题和修改报告,对省上有意见,回省上再提。大家则认为在毛主席、党中央面前不准提,那回去谁还敢提?这些联络员把各省地方上意见反映到中央后,毛主席和常委同志商量,决定大会延长时间(原定1962年1月30日结束,31日代表离京回到冬地过春节(2月5日春节)。于是1月29日开大会,主要由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现在要解决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一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 。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 。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作了几年自我批评了,有好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从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都不爱听了,说“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不自我批评了,就取得了主动  我看这个会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右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毛主席继续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自己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 ,还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吃干饭、馒头)、一稀(稀饭馒头)。大家满意。 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因为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了。 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 毛主席讲话完后,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直到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离开主席台才停止鼓掌我当时觉得手掌都鼓痛了,生怕掌声小了。 这次毛主席可讲到每个人心坎上了,特别是地县同志和省直机关同志散会走出大会堂门口,均是笑语欢歌,心潮澎湃。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了会,迅速部署贯彻好毛主席讲话.一定要在后一段会议使到会同志把“气”出出来出“气”重点是对省委领导。 毛主席又趁热打铁,在1月30日晚上召开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一再强调要让到会同志把对省上的“气”出完,不要憋着一肚子“气”,回去怎能工作 。省上同志不要压制民主,要让大家讲话  毛主席讲话传达后,各省很快活跃起来,各组争先发言,特别是有中央联络员同志在场,大家更无顾虑了。 我们四川各小组同志主要对当时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提的意见多,主要集中在五个问题上:一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 在1959年4月29日,为了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毛主席亲自向全国省、地、县、社、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发了一封信,名为“党内通信” 。毛主席讲了不要听上边那一套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 。生产队、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自己定指标,自己种什么自己定  不要搞公社所有制,大队所有制,要以生产队为基础  这本是纠“左”的正确指示,而在四川省向各地下发时,李井泉同志又在“党内通信”上加了要从积极方面去贯彻毛主席指示,那就意味着毛主席的指示纠“左”是消极的,结果四川仍照搞“左”的那一套  二是大战钢铁  1958年发动大战钢铁消耗了不少钱财不说,又砍伐了不少森林,而炼出的铁叉不合格,要各地方小铁炉下马,而李井泉同志为了争光荣超额完成炼钢任务,叫各地出铁好的小土炉不要停,又继续烧了几个月,破坏了不少森林,烧出些不合格的烧结铁,真是劳民伤财  三是公共食堂  党中央1959年下半年就指示各省,办不好、群众意见大的就把供应粮发给社员,由社员自己做饭吃,全国大部分省均撤了食堂,而李井泉同志为了面子,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心脏,指示一定不能把公共食堂撤了。 结果四川多办了两年,办大食堂出了不少问题,直到7000人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打电话回县才撤掉。四是全省农业上推行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所谓“三个一”运动  这个运动结果,使三年栽秧时为了一个样,不论山上山下都要扯绳子栽,并要沟向一个方向,结果延误了季节,刚栽上就来了伏旱,使粮食从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减产  第五是四川过去称天府之国,由于瞎指挥,粮食大减产,不向中央讲实话,还一个劲向外省调粮,自己无法供应了就压缩自己城乡供应标准  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云南、贵州、西藏几省住一个饭店。因熟人多,一了解,西藏供应未减少,云南只减一斤,而四川农村食堂只供应老称4两(小孩),六两(老人),八两(中年劳力)所谓4、6、8两,结果造成饿肚子,营养不够,病饿而死不少人 。还有工资级别也比云、贵、藏低,其他省都比四川高,人家县书、县长是13级,而四川规定只定14级,地书、专员人家评10级,而四川只评到l l级,区乡干部比人家更低:还有地区类别,人家是五类地区,四川是一、二类地区  再就是四川物价比哪个省都高,所谓“三低一高”这几条意见提得最尖锐从省级机关和专县到厂矿、大专院校,没有不气愤的  特别省上参加会议同志,不少是随同李井泉同志一起从晋绥分局来四川的,都知道他是兼任成都大军区政委,他因进军来就是兵团政委,所以一直在军区领工资和供给,当然很高  他工资比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高 。又联系到他不但在生活上不关心干部,政治上还打击干部。在晋绥1947年土改时,所谓搬石头撤了不少干部,受到毛主席批评。 这几年又犯同样毛病,工作出问题,就不检查他自己,就拿干部出气。 这几年县委书记撤了一半多,抓起来判刑就有两个。 提到这些事,大家更是气愤,非要他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当面检讨不可。 意见通过联络员反映上去,中央领导指示四川,于2月1日开全省大组会  这次会议朱德、邓小平同志均出席李井泉同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的作了检讨朱德、邓小平同志在李井泉检讨后也部讲了话。 他们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检讨,并讲了这几年四川向外省调粮多了一些,致使四川粮食少了,饿死了一些人,中央有责任 。同时,也批评了四川搞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上报,这和作风不民主有关系 ,希望井泉同志和省委同志通过这次会,根据大家所提意见,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把今后工作做好小平同志还号召到会同志敞开思想,把心里不舒服的话都说出来,把中央和省上错误都讲够。 这次扩大的工作会是中央召开的,允许到会同志把要说的话都要吐出来按四川方言所讲的.就是竹筒倒豆子同时还讲了毛主席宣布的三条纪律,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应是大会发扬民主的宗旨 ,二位领导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大会后又开小组会,大家对省上意见提得差不多了,这时到会的县书、县长思想也放开了,把憋着几年的气也都吐出来了。 当会议进入对地委提意见时,在地委书记孙俊卿同志启发下,在联络员鼓励下,到会一位同志引用一句古语讲:“为臣者有言在喉,不吐不忠也”,这样就向地委开炮了 。地委主要领导这几年跟省上错误路线太紧了,工作上瞎指挥,出了问题就拿县书、县长开刀,几年时间十个县书撤了八个,其中一人坐监狱,一人病死,只南川和秀山两县未撤, 还对不关心干部群众等问题,提了不少意见 ,对地委全面工作提意见后,各县同志意见最大的是对一位副书记 ,大家对这位同志不学习,主观、武断、暴躁,不讲政策、瞎指挥、乱批评人等错误提了很多批评意见,使这位同志思想很紧张。 我同石德奎同志时这位副书记,也有意见, 他对南川县工作和对我二人的批评带有个人主义成份,不是从工作出发,但我们考虑到此人有狭隘思想不接受别人批评的个性,就没有在小组会上提了,准备个别交换意见这位同志出于良心责备,晚上主动到我们二人住的房间,流着眼泪向我二人作了检讨,说自己脾气不好,对别人批评是工作问题,对你们二人批评是我个人主义,不是从工作出发,现在回想起来很痛心,希望你们二位谅解我,通过这次会议受到教育,我一定痛下决心改正错误  我二人当即表示,我们都是同志,为了革命才走到一起了,互相有错误,认识了改正就好,今后我们有错误也望领导多批评。


在“出气”这一段,中间还穿插着开了两次大会,主要是中央几位常委同志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为总书记,还讲了党的建设问题他着重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健全党内生活,坚持实事求是,各级党委要定期过民主生活,建立正常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培养选拔干部,加强学习等  小平同志还引用一句古话,说一个开明领导,关键在于用人,“用一贤人则贤人竞至,用一小人则小人趋附”  周总理着重讲了这几年来计划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讲了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何克服困难的办法  朱德同志讲了要坚持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问题  林彪除讲了军事战略和城市防空等问题外,还讲了党的政治工作  他讲的话同别的常委不一样,不讲这几年工作错误在中央,他讲的主要没有突出政治和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认为我们党的工作什么时候离开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就会犯错误,这些年工作中出现问题就是没按毛主席指示办  虽然他腔调不一样,但那时还认为他讲得对  陈云同志在大会没有讲话,而在陕西省大组会发了言,主要讲实事求是,不要办那些脱离实际的事,不要去瞎指挥和侈谈妄想。


2月4日晚是除夕之夜,在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过年,并观看了京剧《杨1]女将》  是北京市京剧二团演出的,阵容整齐,演出中不论是打、唱、表演、服装等可算一流水平  这个戏对我们地方上去的人来讲,可算开了眼界、饱了眼福  整个演出不断博得阵阵掌声,演完后中央领导上台谢幕并和演员一起留影  2月5日上午,又去中南海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起照像  因人多不便一起照,中央领导就分别到六个大区及解放军、中直机关代表团的同志照像留念,共计照八次。 这个照片散会前便发给每个代表(我那张在文革中都保存下来了)。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7000人同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吃团圆饭时,周总理致祝酒词。 那时虽没有现在宴会那样阔气,只是八菜一汤,酒是北京二锅头。 这个春节对地方上同志来讲,我们虽远离家乡,未与亲人一起过节,但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起过这样大的团圆年,真是有生第一次,无不觉得心情舒畅,心潮澎湃,无不想着一定团结好干部、群众做好工作,报答毛主席、党中央的恩情。


在会议后一段,还抽了几个半天,全体参观了璀璨的京城名胜古迹 。先参观故宫,俗称紫禁城,这座故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皇宫  因为是中央召开的大会,故宫全部专门为会议开放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一个大区一个大区的轮流看,真是大开眼界,实现了多少年来的心愿  这座宫殿是明朝永乐四年(1406),由朱元璋四子朱棣在南京夺了他侄子皇位后,迁都北京用十四年时间建成我们参观时已有540多年历史,住过明、清两朝24个皇帝  故宫占地1087亩,建有房屋9000多间,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周围环绕有十多米的高墙和52米宽护城河,整个故宫的建筑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参观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大建筑,我们这些未去过北京的人,只在古装戏上和电影上看到过“金銮殿”和皇帝穿龙袍上朝时的威严,这次都看到了。 在参观了乾清官、齐心殿及珍宝馆、后妃居住地方,布置和陈设极其奢侈豪华,珍宝馆中展有皇帝穿的龙袍、龙帽、玉带,皇后的凤冠及金盘、金碗、金筷子,以及各种皇帝用品和各国各地的贡品、名人字画时,感到皇上和皇妃这些人是多么贪婪淫逸,而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是多么勤劳手巧啊‘!特别参观了颐和园、十三陵、八达岭、长城及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心情很沉重,感到国家不强大,就要受欺凌,长城也被打破,火烧大抢园明圆,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从内心发出,只有建设好我们伟大祖国才能重扬国威春节临近,北京人正在辞旧迎新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见到北国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襄的世界,到处欢歌笑语,我们心中非常舒畅,在人民大会堂,更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食堂还为每席准备了热气腾腾的水饺,到会同志那种喜悦心情,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我和石德奎同志于当夜把在北京过节盛况,用电话告诉南川主持县委工作的领导,并向县委同志拜年,共享这春节欢乐景象。 春节后又开了一次大会,邓小平同志讲话,部署会后各地回去传达方式和内容,并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通过传达这次大会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今年工作一定抓好,抓出成效来。


这里还有个插曲,参加会议的同志绝大部分是冀鲁晋豫等省的人,大多都是随军,打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后有十多年未回过家,不少同志家中都有老人和亲朋,又听说云南、贵州两省同志说省委准假,回去看看。 我有位战友在云南工作,是一个县一起工作的老乡,他也邀请我一同回去看看,我们便分头找“州官”们请假,他们同意了,但反映到李井泉同志那里,只有一句话,说是我们四川来的列车还停在车站,大家还是一同回四川  那时纪律很严格,不批准也就不能回去了  我只好送老乡上火车,请他回去代为向乡亲们问好。


2月7日,我们乘专列离开了伟大首都北京,回到成都后,只住一天,各地区根据省上意见作了安排,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离开成都,我同石德奎同志于2月11日回到离开43天的南川。县委常委同志早在会议室等我们,当时大家见面那种满意的笑容,那种见面相敬相拥相携的亲切情景,仍记忆犹新, 对大会内容和盛况,我们二人已通过电话告诉过他们, 大家都说我二人离开40多天都长胖了,神采飞扬,满面红光了, 我说我这个1.76米高,30多岁的人过了三个灾年,走时体重只有108市斤,比正常125市斤少10多斤,这次补上10多斤石德奎同志说他也长了七八市斤有些县去的同志比我们还增加多哩!主要是这次会议开得心情舒畅,轻松愉快,没有负担,又敞开肚子吃饭 ,按毛主席讲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在北京吃的是天津小站米,加拿大进口的富强粉。 我开始几餐一餐吃一两一个馒头,吃十二个是一斤二两。有的同志比我还吃得多,一餐十五个,怎么不增加体重!这时到会的常委同志都表示要努力工作,今年要夺取丰收,说秋后也放开肚子吃饭 。常委会一连开了三天,我和石德奎同志传达了整个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和中常委几位领导讲话 。在学习文件基础上,大家总结了几年来搞瞎指挥所犯错误造成损失的教训,调整了发展生产的政策,三天会议开得很成功,统一了认识  王松辉同志兴奋的讲,早这样搞我们县绝不会出问题。 孙振堂、武春荣同志讲,按这些办法,我们分工到区,今年(1962年)一定会大增产,同时还决定召开一次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县区社(乡)脱产干部除留下看家外均参加 。我同石德奎同志又分别召开政协常委和县府党组扩大会议(并吸收党外科局长参加)。分别通报了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对当前几项政策调整问题,征求意见,在政协通报会上,政协副主席张祥书、韦稚吕等都称赞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当前困难一定会很快克服的。在全县干部大会传达的第一天,县直机关干部和城区中小学老师也邀请参加。 石德奎同志传达会议精神,我代表县委对这几年工作中所犯错误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同时讲了根据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县常委研究决定的当前十条政策调整意见和实施办法、这些意见:一是把公社所有制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核算分配 。二是自留地、饲料地、烟杆地就不叫鸡啄地了,正名为自留地 。三是“三地一山”(自留山)合法化,一般占到生产队人平地百分之一到七,不够补足。还允许社员种好自留地,并可养猪、养鸡鸭鹅及大牲畜 。四是允许社员自产的和自有的农副产品家禽等,可到集市上出售,价格双方公平交易 。五是恢复大跃进以前三天赶场一次的习惯。六是撤销农村公共食堂,把各队粮食按人头和工分分给社员自己做饭吃。七是国营合作食店,可以在市场上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加工后出售,可实行随行就市不要只卖大合汤了(过去灾年因没有食品供应市场,赶场天烧点盐水加猪骨汤卖)。八是机关学校、厂矿所办小农场,要合法化并继续办下去,收获粮食除向生产队和公社管理部门交当年生产队平均亩产量外,用精耕细作多收粮食全归小集体所有  除增加口粮供应不足外,还可养猪、养鸡鸭补充小食堂改善伙食。 九是从二月份起,每人供应粮标准由19斤提高到25斤。十是各学校要把因困难辍学的学生动员返校,生活困难者免交学费,并补助生活费 。同时把城里、农村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办好 ,对有病社员抓紧集中到各区医院治疗并改善伙食 。当我和石德奎同志传达和讲了以上十项政策调整时,不时引起全场鼓掌和欢呼,有的区社同志分组讨论时喜悦地讲,这几年就是叫那背时的公共食堂搞拐了,这下可好了,党中央真英明。 三千会后,县上又组织工作组分头到区社去帮助贯彻落实 。在农村、工厂传达时,工人和社员无不欢呼雷动,很快进入春耕生产高潮1962年秋后统计,光公社集体粮食就净增5500多万斤,若加上社员自留地、饲料地和机关、学校、厂矿小农场粮食l000多万斤,共计增产6500多万斤,人平增加200多斤。农村楮牛羊鸡鸭均大增加,市场也活跃了,肝肿痛也好了。接着,1963年又增产,经过这两年努力,各种指标均达到l958年的水平涪陵全区l0个县大致同南川一样,一年渡过灾荒,两年恢复到正常水平今天回忆起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的决策是正确的,若没有后来l965年大四清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国家发展肯定会快得多、好得多。


谁在收藏
浏览:602次

评论回复
首页
检索
我的